走在送娃上学的路上有感

鲍德里亚

每天早晨7:30风雨无阻送娃上学。望着孩子们的背影，我想了很多，想到了儿时自己的叛逆，想到了由于高中成绩差而去选择学习了艺术。想到童年假期里没有各种APP打卡的任务，也想到了曾因为拒绝加入体制，而在北漂的那些年所吃的苦，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今天的孩子们，他们将来会怎样，他们又会被家长和学校塑造成为怎样的人？

我记得曾看过一期采访，邓晓芒先生说，我们12年的基础教育为大学所准备的生源，在这20多年以来，相当一部分都是些功利主义者，家长和社会以及学生自身对自己的期许都是成功，我扪心自问，我对孩子们能够成功的渴望会超过他们幸福快乐的渴望更高？

答案是不。

那么学校对学生们的渴望会是幸福和快乐吗？答案显然也是不。

我想这种教育的割裂感和矛盾性并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感受，然而我却更清楚的知道，因为这种矛盾感和割裂性是无法被短期解决的，所以更多的家长和老师们只能站在与学校和制度同边的位置。

他们认为个体在教育之中是无力的，任何的努力都将是徒劳，所以这样将就下去就行。

问题是将就的人越多改变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改变的时间也就越长，孩子们呢，孩子的孩子们呢？学校和老师如果真有理由不去关心，那么作为家长们也真的能不去关心吗？

可能问题真的就出在这里，这是我们当代教育所面临的巨大危机，那就是我们要将下一代教育成一个怎样的人。这在今天似乎已经彻底失去了目标，所以它的结果又会是怎样的？

按邓晓芒先生的教学观察，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将变成录音机。这其实远不是某一方的问题，而是体制、学校、老师、家长合力完成的结果。他说：“大部分家长所考虑的普遍是我的孩子将来出去能不能弄着饭吃？找不找得到工作？这些当然是要考虑的，但除了这些之外，很少有人考虑你究竟要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的人。”

我们的中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把儿童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而大学教育则多半成了一种职业培训，有的连职业培训都不给，只是站在那里做培训的状态，纯粹是为了混个文凭。

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除书本知识之外，我估摸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点就是服从，也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地位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班级组长。在小学一年级我们就把组长选出来了，大家都要服从他，他就有了权力，受过这种教育的孩子就会认为“官本位”理所应当、天经地义，一心想自己将来成为更大的官儿，而这服从又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孩子服从有权的人，另一方面是教育孩子要成为有权的人。

而第二点教育就是“潜规则”。我们从小就培养孩子要懂得潜规则，当然也教一些明规则，不要随地吐痰，遵守学生守则等，这些都是明规则。但真正通过教育你会发现明规则是可以违反的，他教育的目的是告诉你明规则在那里，但是你可以把它当幌子，可以说假话、空话、大话，可以做缺德的事，潜规则却是不可以违反的。那就是听话听音，要善于体会明规则底下的言外之意，结果就是明规则的规定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但是不懂得底下的潜规则，你是万万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

所以邓晓芒先生说：“这是一种训练，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青少年一直接受这样的训练，孩子们看在眼里悟在心里，他渐渐就明白了，这是起码的社会知识，人生经验，不懂这个就别想在社会上混。”

他说：“比如体育界的冠军面对采访镜头，他首先要感谢父母，这时候官员就不高兴了，甚至要批评他说运动员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国家，这种假话套话就是我们教给孩子最大的潜规则。”

所以今天的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尽是一些听话而又心怀鬼胎的人。

然而当回顾这30多年的教育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真正最有生气的时代，恰恰是教育体制最不健全的1980年代，而目前教育体制可谓空前健全，但也是空前死板。

然后他接着说：“在我们的学校里，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几乎都在辛辛苦苦的只做三件事，‘记-练-考’。实际上，教育的成败最终要看他是否为社会培养出了各类优秀人才，特别要看的是他是否培养出了能在社会生产、文艺创作、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过程中，表现出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

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考试历史的社会里，崇拜考试的文化几乎已经积淀为了集体无意识，因而考试本身也被人们当成了检验教育成败的试金石。学校、学生、家长、用人单位莫不以分数为准绳，记、练、考，把这几项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教育，除了培养出一流的录音机之外，还能指望什么？

从上小学开始，“认真听讲”就被当作一种道德规训，而应用于对学生的教导和评价中。哪怕你在课堂上根本听不懂，但只要表现的认真听讲，你就能给老师留下好的道德印象。

除了教导学生认真听讲之外，我们还常常教导学生的是“积极发言”。表面看来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参与课堂讨论，当然有利于理解和掌握知识，并形成创造能力。然而问题在于这积极发言是发的什么言？是发内心肺腑之言吗？还是只说老师喜欢听的或老师认可的正确的话？很不幸大多数是后一种。

于是,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孩子们自己真实的看法，不是对知识的热烈探讨，而是鹦鹉学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经过多年辛勤的教导，我们的孩子终于被塑造成了一个一个优质的录音机。这个时候我们又期望他们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希望这些录音机所播放的声音要比他们录下来的更为美妙，这岂非强人所难。

当时主持人还提了一个问题，他希望邓晓芒先生能够给一些建议，他说当下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教育平等，这里面既有城乡的不平等，又有地域的不平等，而现实中争议颇大的异地高考问题似乎未见有解决的可能。

邓晓芒先生回答道：“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一些表面问题，就事论事来说，解决是根本不可能的。真正深层的问题不是教育的不平等，而是人的不平等。由于人被分成了三六九等，所以地域也分三六九等，城市和乡村、首都和地方都是不单纯的地区等级，而是政治等级。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京跑？为什么大家都往城里跑？因为那里是政治权力中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力就丧失了一切。权力资源带来了其他一切资源，包括教育资源，你向有权力的人提建议，请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源放弃掉，你有这种建议的权利吗？如果有你还会提这种建议吗？”

主持人接着问，那么今天一方面有钱人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从小读最好的学校，长大后接受国外的教育，而另一方面穷人甚至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能读书的地方都困难，比如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经验能缩小这种由家庭收入带来的不平等？

邓晓芒先生想了想说：“国外的经验没有参考价值，本来穷人就应该免费受教育，中国也规定了所谓的9年制义务教育，但是名不副实。至于有钱人可以出国受教育倒是无可指责，而且在封闭的教育王国中透进一丝光来不挺好吗？”国人也由此知道了，国外的教育比我们现行的教育好，更能培养人才，但是你想一想，就算我们真正做到了教育平等，穷人的孩子也一样都能上学了，然而如果学校所教的都是一些垃圾知识培养出来的一些批量化的产品，又能好到哪去？

这也让我想到了之前晚上班级群里发的通知，“学习雷锋演讲竞赛开始了，想要报名的同学要积极参与，班级内部先比拼，然后选出优秀者再代表班级去级部里比赛。”我不禁想到了自己小时候上学也学习雷锋，看他的电影，了解他的事迹，热情满满，话说这一晃30年过去了，可是这经典还是经典。于是我就征求了一下孩子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结果他说爸爸还是算了，我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让我去讲讲梵高我还是很乐意的，因为他的画实在太美了，孩子并没有看见我笑了，他只听见我说：“好吧，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