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干日本年轻人的日本养老金

zhaofuqun

作者   林南观点


日本老人说坐牢才是日本老年人唯一的出路。


日本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之一，平均1000个人中就有接近300个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其中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81.64岁，世界第二；


女性为87.74岁，世界第一。


这么一个长寿的国家，是不是岁月静好，福气如东海呢？


并不是，长寿也有长寿的烦恼，于是日本老年人就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养老方案——监狱养老。




监狱养老正在成为日本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之一，


根据数据显示，1996年日本每100个囚犯中约5个是65岁及以上的老人，但20年后这个数据涨到了接近20人，涨幅300%。


也就是说每100个囚犯中大概有20个人是爷爷奶奶辈的，监狱里留给年轻人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对比一下美国只有6%的囚犯是高龄老人，韩国是11%，日本这些近监狱的老人家很多并不是误入歧途无意中犯了罪，恰恰相反他们是故意反法，进监狱是如愿以偿。


他们进监狱的思路很清晰，不能太重，可以谋财，不能害命，苦思冥想后决定偷盗。


在日本偷盗一直是重罪和持有少量毒品的定罪一样重，


在日本江户时代，根据盗窃犯罪的严重程度，犯人会被处以火烧和斩首等刑罚。


在中世纪的日本，武士会因为偷窃而砍掉双手，到了今天盗窃罪的刑罚是最高10年的劳役或者最高50万日元的罚款。


即使只是小偷小摸日本警方也会立即采取行动，如果是日本人大概率会进监狱，如果是外国人可能会被罚款加驱逐出境。


所以日本的老人家去商店偷一个200日元的三明治，300日元的辣椒酱，就可以喜提两年的监禁了，甚至还有一些“惯犯”，开心的骑着偷来的自行车到警局对警察说：“对不起，警官这是我刚偷的自行车，快逮捕我吧。”


日本有一部纪录片叫《日本老人监狱的一天》里面很多人已经是四五次进监狱了，还有一个日本老人先后15次因为偷窃进监狱打破了当地的记录，日本就没有养老院吗？


为什么日本老人抢着要去监狱“养老”呢？


看完做坐牢人一天的作息你大概就能理解了，早上6:45起床，二十分钟后吃早餐，8点整上班，这个作息和日本上班族差不多。


但是不用挤地铁和公交，楼下就是劳改房间，老年囚犯每天只要劳改6个小时比年轻囚犯还要少2个小时，而且也不会被分配到太苦太累的活，基本就是粘瓦楞纸板或者搞针织拖鞋之类的活，不需要体力劳动，如果工作过程中感觉到任何的不适就可以马上回房间休息了。


伙食虽然清淡但是营养均衡。为了给老人家提供贴心舒心的服务，监狱会将食物做的容易咀嚼和吞咽，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老人他们还会安排特殊的餐食。





为了预防老人摔倒，监狱里还免费开设了柔软体操课，有的会对老年犯进行老年痴呆症的预防训练，平时写写字，算算数，行动不便的老年犯，还有人帮助他们洗澡和吃饭等等。




一旦有什么突发疾病，建议你的医生会第一时间安排检查和治疗，不用去医院排队，治疗也是免费的。


这不是来劳改，这是来享福的吧？


贴心的日本监狱就吸引了很多老年人，


日本尾道市的一个老年监狱关押着47名囚犯，平均囚犯74岁。


监狱关押这些囚犯相当烧钱，一民普通囚犯关在监狱中的费用每年超过2万美元，老年囚犯很可能会翻倍。


日本政府还批准了一项计划，拨款5800万日元，让日本70 所监狱中的大约一半部署护理人员。


最离谱的是，这些老年囚犯在监狱中还能正常领取养老金，等狱之后他们可以依靠入狱期间积累的养老金生活一段时间，等积蓄花完了他们就会再去偷东西，


对他们来说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自己刑满释放重回社会。


日本的养老金很低吗？为什么宁愿去吃牢饭也不愿意领养老金过有尊严的生活呢？


日本的养老保险是强制购买的，根据工资比例进行缴纳，公司和个人各缴纳工资基数的9%左右， 65岁之后开始领取大概能收到工作工资的50%左右。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1年底发布的数据，有3300多万人能领取到基础的国民养老金，每个月领取6~7万日元的人最多，相当于3000多元人民币，一个月7万日元可以在日本生存下去吗？


根据统计，除去房租，东京一个人的生活费大概是13万日元，一个20~40平米的单身公寓平均月租金在5万到7万之间，还不包括水电费。


所以7万日元的养老金只够每个月租房子，本来养老金就够低了，安倍执政期间还上调了8%的消费税。


这下日本老年人不干了，500多名日本老人包围首相官邸，抗议养老金太低消费又太高。


71岁的日本老人临其春生为了抗议养老金太低，买了一桶汽油在新干线车厢里点火自焚，自焚前还把自己身上的钱送给了车厢最前面一个60多岁的女乘客。


日本老年人很绝望，日本年轻人也很绝望。


因为他们觉得日本老人的养老金太高了，7万日元还高吗？


在日本还有一类老年人退休之后什么也不用干，但拿着比年轻人高得多的工资，他们就是昭和年代就职于大企业，如今80多岁的老年人，他们每个月养老金30多万日元，约合1.5万人民币。


在某些年金体制特别充裕的大企业，每月拿到50万日元的老人也不在少数这批老人年轻的时候得到最好的教育投资，入职于日本经济最有冲劲的年代，获得国家和公司的重金培养，老了之后又享受到最好的福利待遇，可以说他们把最好的资源都吃完了。




一个“高质量日本老人”的养老金可以养活4~5个普通老人，而现在日本年轻人的工作水平是怎么样呢？


根据数据显示，年收入未满300万日元的年轻人占比55.6%平均值是198万日元，月收入16.5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8000元出头。


工资低的年轻人支撑着养老金高的老年人，于是很多日本年轻人开始摆烂本。


日本阪急电铁为了唤起年轻人的斗志，搞了一次心灵鸡汤大赏，在地跌里面写的一些看似矛盾，却又十分现实的话语，希望引起日本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从而激发日本年轻人的斗志。


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可惜用错了地方。


有一个广告标语是这样写的：


“每个月拿着50万工资过着无味没有意义的生活，每个月30万，但是每天开心无比，你选哪个？”


这个广告牌一出，日本年轻人就炸了



阪急的这个广告，完全不理解现状，30万日元是我工资的两倍！



每月50万日元，只要是合法的工作，我什么都能做，有意义不能当饭吃。


真是日本版的何不食肉糜，这跟韩国的“自杀桥”有的一拼。


就像你走在街上，有人突然过来跟你说“你是想坐在宝马车里笑，还是坐在玛莎拉蒂里哭？”，


问题是谁来给我一辆宝马呢？


所以很多日本年轻人干脆摆烂，首先是宅，在日本宅男宅女又叫做茧居族，不出门不沟通，以喝酒、游戏度日，没钱就啃老，没的啃就找临时工，赚的钱够生活就可以了。


为了省房租有人租两平米的“棺材房”，一个月租金2万左右。


甚至还有人直接选择住天桥，在这种环境下，很多日本年轻人对婚姻避而不谈，宁愿娶动漫女主当老婆，也不愿意去相亲碰碰运气。


日本30岁年轻人未婚率高达55%，新生人口连续41年减少日本。


日本年轻人可以摆烂，但是日本中年人就不行了，上有老下有小，就算想摆烂也没条件，只能没日没夜地干活，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生育率的下降。


我们还在倡导三胎，日本二胎，甚至首胎都已经生不动了。


根据2018年夫妻生育意愿调查公布的结果，84%的母亲不生二胎的原因是经济因素，挣一份钱养活四五口人，就算是拼命工作也赚不到钱反而搞垮了身体，


有人就想到了逃避，2019年日本松下富山工厂一名43岁的中年员工在家里自杀，原因是工作太辛苦了，有时一天要开10个会，一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个月之后，他终于熬不住自杀了。


自杀前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着：爸爸累了，工作太多了，我无法原谅松下，请向媒体讲述我的故事。


甚至还有人压力太大，跑到闹市去切腹自杀。


日本在2020年还整出了一个《自杀白皮书》，过去10年超过20万中老年人自杀，这些事也推动了资本的劳动新规，原则上大企业每个月加班不得超过45个小时，每年不得超过360个小时，只不过效果，聊胜于无。


既然活得这么累，干脆不生不养顾好自己就行了，只要我没有道德就没人能绑架我。


很多日本人早早就想通了这个道理，比如开头我们提到的去监狱养老的老年人，


日本政府发现，从1985年到2015年，日本独居老年人的数量增加了600%，被抓到入店行窃的老年人中有半数以上要么没有家人，要么很少与家人交谈，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必然需要大批年轻人参与进来。


积极向上，有梦想，有干劲，而不是全体低欲望半退休，


光喊口号道德绑架呢，是没啥用了，创造机会尊重权利才能让人站起来。


日本经济增长奇迹值得我们学习，但同时日本的老龄化少子化低欲望，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示，这里马斯克都曾经预言，日本可能会在低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冲击下灭亡。

来处来去处去

以前的接班制度


子女顶替，又称接班顶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这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一项劳动就业制度，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子女顶替父母工作的名额，不一定要在父母原来的工作岗位。在民间大多数人，形象而简略的，把这种制度称为“接班”。接班制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及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执行。八十年代初期，接班的年轻人中，以返乡知青人数最多。那时候，人们大都不太关心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岗位，最注重的是就业单位的性质，能进国营就不进大集体，能进大集体就不进街道小集体。国家有关部门，最早提出接班是在1956年。劳动部于当年发出了《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决定在在轻工行业中，实行特殊招工政策和权宜性的照顾措施，最开始并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制度。这个制度提出的原因，是上世纪50年代，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新进工作人员。1958年以后，全国各地开始大量上马新建工业项目，出现了集体转国营的企业升级潮流。这期间，全国的各行各业、各类单位都出现大量增员，特别是机械、棉纺织行业，招收的职工人数大大突破了当年的计划。以至在当时的国企、事业单位，招收的员工数量，大大突破当年的劳动力发展计划（原计划增加职工84万人，实际增加815万人）。在此基础上，中央开始强调精简机构人员，鼓励年老职工提早退休，提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收他们的子女就业”。时间到了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为节约开支，中央从1961年至1963年进行了大规模精减职工的工作。职工退休、子女顶替参加工作成为鼓励城市中老、弱、残职工退休的一种政策全面实施，并逐渐作为一种就业制度确立、延续下来。196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下发劳动部、内务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关于老、弱、残职工暂列编外以及安置处理工作的报告》，确定了这一时期国营及集体企业单位中，老、弱、残职工退休、退职以后子女顶替政策的基本精神。“嗡嗡嗡嗡”开始后，很多地方的很多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在当时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退休、退职等行为属于革命不彻底。因此造成正常的退休、退职工作被中止，子女顶替工作的制度也不得不陆续自行停止。接班再度恢复是在1973年，为了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8月4日，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对知青的招工、招生、征兵、提干作了明确规定。文革后期，随着回城知青的增多，知青工作已成为5个“老大难”问题（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中的首要问题。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共有1776.48万知青返城，城镇就业形势极其严峻，为推进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子女顶替制度大规模实施。为此，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文件中规定：凡到退休年龄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允许一名子女顶替参加工作。这无疑，为子女“接班”顶替，定下了法规方面的基调。这种政策的初衷，是既可以解决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又可解决单位的缺员问题，一举两得。尤其是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随着上山下乡制度废除，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待业青年，为了解决子女就业，接班之风愈演愈烈。在当时，职工子女顶替就业政策促进了劳动力更新，对提高劳动效率、拓宽知青返城途径、维护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甚至在各地各部门，都出现了一些提前退休安排子女接班的现象，原因是怕政策随时会出现变化。这种接班制度，虽然有形成的历史原因，也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制度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管接班的子女是否适应所安排的工作岗位，他们都可以无条件的接班。在很多特殊的领域，比如说老师的后代，有些人根本就不符合教师的条件，但也必须安排进学校。因此，全国各地的很多单位，都出现了不少不称职的工作人员，让单位的其他员工非常有意见。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推进，“子女顶替父母就业制度”，不断暴露出深层次的弊病。比如违背择优录取原则，造成就业机会不均等，对很多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及社会风气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等等。不少领导干部，因此把自己主管的部门，当成了自家的自留地经营，因此出现了很多的问题。1990年12月，劳动部发出通知，明确表示不得违反招工原则搞内招、顶替，自此，子女顶替这种社会现象基本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