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以全面追究责任的实际行动 消除蓄意报复官方和社会滥杀无辜的安全隐患根源
中国今日必须彻改“越维越不稳”的旧局面，今以四川省蓬安县河舒镇金龙岭社区一社(原尖峰社区2、3、4三个社)四百二十二名被征地灾民之四人，黄常碧、陆桂琼、陆大东、阳碧珍，诉蓬安县政府和河舒镇政府行政征收纠纷案的诉讼进展情况来证明“越维越不稳”的旧局面。
我是四被征地灾民诉蓬安县政府和河舒镇政府行政征收纠纷案的行政诉讼代理人:陆大春，男，58岁，汉族，小学文化，四川省蓬安县人，身份证号码:51292619630204401X，相如街道办凤凰山社区居民。住址:蓬安县周口街道办笔架山社区政府街132号1幢1单元1楼2号。
一、四百二十二名农民的所有400亩良田耕地，于2011年7月因扩建河舒工业园区，河舒镇人民政府，按照蓬安县委县政府的部署安排，征地报批之前未经农民知情、确认;在未出示征地批文、征地公告，未告知农民听证权利，也没有举行听证，更未出示和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的情况下，就强征了农民的所有良田耕地400亩。
二、河舒镇党委政府，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2、3两个的社代表们见4社的社代表们已在政府事先拟好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书》上签字后，见大势己去，被迫顺从地在政府事先拟好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书》上签了字。自从2011年7月21日、22日、23日，代表们被迫与政府签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书》，到被迫分钱后，从2013年至2019年初以来，对于农民们人反复群访口头和反复联名递交的《签订人员安置协议申请书》，长期不予任何回复，直至2015年5月，为了潘家桥扩园场地平整工程顺利进行，和稳控不允许群众到省和中央去上访，才给四百二十二名被征地农民解决了146个农村合伙低保。4社每三个人解决了一个农村合伙低保，2、3社每四个人解决了一个农村合伙低保。后至2017年11月10日，才口头同意被征地农民自愿自费118404元（壹拾壹萬捌仟肆佰零肆元）去办理被征地社保农转非等手续;政府不岀一分钱；截止时间是2017年12月31日，过期不再办理。
三、被征地农民专项社保资金是指，政府为了做好被征地集体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维护社会稳定，从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社保局向用地单位收取的安置被征地农民的社保专项资金。但是，蓬安县委县政府无钱时，只顾如何节约征地成本、突出升官晋级的政绩，却不顾农民被征地后的长远生计，单方面违法毁约，为了只给予一次象征性的安置补偿，强行把签好的非农安置改为“农业安置”，强迫大家人人分钱了事的行为，违反了从被征地农民所应得的安置补助费中直缴纳，安置被征地农民所需的个人缴费不足部分由政府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解决，和省政府批复非农安置等的规定，不给被征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关系，导致被征地农民长期面临“种地无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创业无钱、最基本生存难，长期上访不能解决问题，阻拦工程县委县政府政府不允许，网上呼喊呼救，被屏蔽、被扎口、被刪除、媒体全部失声，除了被强制稳控不允许到上级去上访之外，就是无人理睬”的困境。
四、四被征地灾民为了依法维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为此，于2019年4月8日，诉至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后转交给了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请求是，依法判决政府与四被征地灾民签订人员安置协议，办理农转非等手续，建立社会保障关系，补发年长者之前应得而未得的社保金。四灾民不服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的(2019)川13行初75号和76号行政判决，于2020年1月15日，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后，一方面是陆大东、阳碧珍的案卷却迟迟不能送达省高院，是在陆大东和我电话反复追问以及我又在网上反复追问下，直至6月份才到达省高院。而另一方面却是蓬安县人民政府和蓬安县河舒镇人民政府，既不依法予以答辩，也不依法解决四灾民的生存问题，只是河舒镇党委书记敬雪章执意反复强迫我这行政诉讼代理人必须无条件地撤诉，特别是2020年5月19日后，河舒镇党委书记敬雪章和金龙岭社区书记兼主任王雪民，一再反复警告我不撤诉就考虑人身安全，在被我反复严词拒绝后，公安刑警对我进行刑事侦察未果，于2020年9月25日惨遭河舒镇金龙岭社区书记兼主任王雪民指示儿子王帅带人，前来以杀人灭口的方式强迫我这行政诉讼代理人必须无条件地撤回上诉一案，蓬安县委书记崔竹君于2020年11月1日“转交公安局按程序核查”后，蓬安县公安局不但至今无果，尚无任何结论，而且民愤特大正被刑事调查的王雪民，在河舒镇党委书记敬雪章的力保和高压之下，竟然经过了社区党组织、镇党组织、县党组织包括县公安局等众多部门的测评，初选和资格联审，最终过半数低票成功“当选”连任了金龙岭社区的正式书记兼主任，而其他候选人高票却不能成功当选。不知蓬安全县特别是河舒全镇，到底还有多少像王雪民这样的山大王书记兼主任？！
五、我代理叔伯弟弟陆大东、叔伯弟媳阳碧珍的上诉案件，省高院已于2020年12月21日，在两级政府既不依法予以答辩，又不依法解决四被征地灾民的生存问题，还以杀人灭口的方式强迫我这行政诉讼代理人必须无条件地撤回上诉，以及未鉴定争议证据，和“民告官”不见法官、不见官等的情况下，于2020年12月21日书面审理并作出了(2020)川行终1760号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陆大东、阳碧珍不服，要求我继续代为申请再审。因此，我于2021年4月28日到重庆去向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递交了《行政再审申请书》。
六、蓬安县委县政府无钱时，名为征地，实为动用公安队伍有组织地公开武力抢地、屯地、荒地、等待涨价获暴利的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三个月內作出终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但是，我母亲黄常碧和胞妹陆桂琼相关联的(2020)川行终1348号上诉案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未出示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期的情况下，至今尚未判决。
党的十八以来，仍是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的这种“只许自己任意而为，不许百姓有正当权利” 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被征地灾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1982年《宪法》第41条第3款，先后制定颁布实施了《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根据1982年《宪法》，至今三十九年以来，普通公民被侵权之事仍是不可谓不多不普遍，但是真正能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权利的人却仍是少之又少。缺乏法律意识是一个原因，但更多的还是“民告官”这一说法，至今仍是令人望而生畏，“民告官”索赔一根牛毛，必须先输掉一大群牛，还不一定赢得到一根牛毛的旧局面，令人只能进而知难被迫而退。因此，在常人心目中，凡是能够长期坚持的勇气都是可嘉，令人尊敬，但是常人谁能负得起“民告官”被依法保得债台高筑、疾病缠身、家败人亡、断子绝孙这个成本代价呢？！
“民告官”和代理“民告官”，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而王雪民奉命指示儿子王帅带人，前来以杀人灭口的方式强迫我这行政诉讼代理人必须无条件地撤回上诉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属于刑事犯罪行为。
正是在常人心目中谁都负不起“民告官”这个成本代价，才助长了一些党政官员敢于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犯罪的这种“只许自己任意而为，不许百姓有正当权利，非法剥夺被征地灾民最基本生存权利” 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嚣张气焰。
我今要说明的是，我母亲黄常碧和胞妹陆桂琼胞弟陆继春家的房屋被邻居趁建河舒工业园区之机，修路致倒塌的诉求一直无人理睬，成了失地、失业、失家、断绝生活来源，生存权利急需得到依法保护的灾民了。
我国最近十多年以来，先后发生备受中国各界关注的蓄意报复官方和社会滥杀无辜的极端血腥悲剧案件，据我不完全统计已经40起，造成251人死亡、530人轻重伤残和重大公共财产损失。这不完全统计的40起，不包括性质有别的重庆公交车坠江，和性质不明的安徽安庆街头持刀杀人等等悲剧案件。
每次血淋淋的悲剧发生后，都让全国人民深感震惊和悲痛，造成全国人民群情激愤，造成很多家庭承受了痛失亲人之痛。但是，先后251人的死亡、530人的轻重伤残和重大公共财产损失，并未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至今尚未全面全力消除蓄意报复官方和社会滥杀无辜的安全隐患根源。如今所积存“官民对立”的和社会的尖锐矛盾的安全隐患根源太多了，必须全面全力消除。这些极端血腥悲剧案件每次发生后，无论是私下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议论中，为何很多人都要把这些人与古往今来的“民族英雄们”相提并论呢？为何还有很多人都要为当场未死而受审的凶手们呼吁呢？
比如:2008年10月13日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进行了马拉松式的二审。庭审结束时法庭未当庭作出宣判，但作出择期宣判的决定。看了一些媒体报道说，在二审时庭外有上千名群众到法院门口声援杨佳。又如:张扣扣于2018年2月15日杀人后，无数的人们称赞张扣扣并为张扣扣呼吁。
为什么民意普遍倾向于一些持刀背炸药行凶的杀人犯？我认为有些极端血腥悲剧案件的发生和许多人对其声援，折射出我国长期以来“官民对立”的和我国社会的尖锐矛盾，每次都是长期叠加积累的总爆发。不光是这40起极端血腥悲剧事件，从最近十多年以来所发生的各种大小群体等一系列事件中，也反映出我国社会长期以来由于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司法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导致了整个社会不正义，不公平。整个中国社会道德沉沦，商家只以经济利益为重，忽视人伦精神。民众把众多极端行为者视为“民族英雄”也有我国的文化根源。当民间冤屈、诉求得不到伸冤的时候，往往在我国历史上采取侠客式的反抗，以个人复仇的方式。还记得《水浒传》主题歌里唱道“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类似武松这种杀人之后还在墙上写道“杀人者武松也”，但是武松还被称为民间英雄。而这种个人复仇使用暴力手段得到民间高度赞赏在真正的法治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中国这种民权正当合法行为总是必须退让于公权罪恶行为的社会，民众没有合法渠道，表达诉求，挽回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法外施暴，自力救济，往往能够得到民众高度认同的赞赏。
“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一个说法或者给你一个做法”，这是最近十多年以来所发生报复官方和社会滥杀无辜的一大特点。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固然不对，而各地党委政府如果能认真切实善待社会底层说不起话的弱势人员，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给他们以温暖和希望，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只有让老百姓活得有盼头、有滋味，党委政府才是称职的。如果让他们苟延残喘，度日如年，生不如死，那一定是党委政府领导严重失职了。在这种状况下，即使装上再多的监控、布置再多的警力、进行再严格的安检，都避免不了报复官方和社会滥杀无辜悲剧的一再反复重演！
四百二十二名被征地灾民的生存诉求，至今没有引起任何上级领导人、任何上级部门、任何上级媒体的重视。四百二十二名被征地灾民们，已经反复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全过程，都依法讨不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到底该咋办？！
从不完全统计造成251人死亡、530人轻重伤残和重大公共财产损失的40起蓄意报复官方和社会滥杀无辜的极端血腥悲剧案件中看，只是见到当场未死而受审的泄愤凶手被判死刑了，却从不见导致悲剧案件发生的地方党政执政不为不公、行政执法不为不公、司法不为不公等官员的任何责任。
凡是蓄意报复官方和社会滥杀无辜泄愤的原因，都是泄愤凶手遭遇重大不公后状告无门无果而引发的，如果地方党政行政司法等领导人，能勤政廉洁秉公执政执法，上级领导人和上级领导部门不官僚，上级媒体不失声，弱势者在遭遇不公的事情能够得到解决，和在遭遇重大不幸灾难能够得到救助，或者有冤屈有处诉有处申时，蓄意报复官方和社会滥杀无辜泄愤的悲剧就不可能发生。
综上所述:党中央必须全面全力彻改“民告官”和“弱告强”不可能的旧局面，让“民告官”和“弱告强”越来越顺畅，才能实现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和社会才能进入新阶段。政府和其行政执法机关违反宪法、法律、滥用权力、越权行动或不履行职责造成的危害，往往是摧毁了很多人的家庭，党中央再不痛下彻改之决心，就是直接摧毁了这些弱势群体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因此，党中央必须尽快全面全力清除政治政法中的害群之马，净化政治政法生态，尽快痛下彻改之决心， 依宪依法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否则，广大弱势群体没有任何合法渠道，表达诉求，挽回损失。就是仅有依法治国之名和口号，没有依法治国之实。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法外施暴，自力救济的血腥极端行为，往往能够得到民众高度认同的赞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认为:平时必须依纪依法严厉追究不作为乱作为的责任，而不是等到蓄意报复官方和社会滥杀无辜的悲剧发生后，才去追究不作为乱作为的责任，更不是只追究当场未死而受审的泄愤凶手的责任，而不追究导致悲剧案件发生的地方党政执政不为不公、行政执法不为不公、司法不为不公等官员的责任。
只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有效遏制，蓄意报复官方和社会滥杀无辜案件频发。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法治环境，一切改革发展都无从谈起，再好的规划和方案都难以实现，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必须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必须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特别是生存诉求解决好，人心才能安定，社会才能稳定。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单纯维稳，不解决具体的利益特别是生存问题，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久而久之已经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局面了，必须彻改“越维越不稳”的旧局面。维稳与维权，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陆大春
15390292672
202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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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2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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