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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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喊？



原创 师玥杂谈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如果只有一种声音，那么它一定是假话。如果不能发出其他声音，那么大多数人只能做了沉默的大多数，但总是不发出声音，那么这个被允许的范围会进一步缩小，社会的底线会进一步降低，后来就连沉默都是不可以的，那么就必须充满赞美，再后来，赞美得不够大声，不够卖力都是不允许的。



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喊的一个原因，因为你不喊，这河水会逐渐上升，直到没过我们的船，没过我们的头顶；因为你不喊，到后来你会发现，你不仅要被迫张开嘴巴，而且要被迫发出言不由衷的夸奖、赞许、一连串违背内心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一个朋友，在错误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你不指出他的缺点和问题，沉默着，或者说“好好好，你做得对，”因为你怕指摘朋友的弱点这样是“不够朋友”，或者你劝告他说出他的不足会惹恼了他，给自己带来直接兑现的不利，又或者，你根本不在乎这个朋友。等到他翻了跟斗，摔了跤，你才发现，原来你们是同路人，你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他翻跟头摔跤，你也会跟着倒霉，你的路也会变得不顺利，充满坎坷。



一个社会要想良性发展，必须容得下不同的声音，批评的声音，这是对灾难的预警，这是对缺陷的改善，我们深爱这片土地，深爱土地上的民众，包括自己，希望它进步，希望它向好，越来越好，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喊的另一个原因。



不断的呼喊，总会有人听得到。



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每周写一封信给典狱长，整整写了六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或者说典狱长对于每周的这一封信不胜其烦，干脆满足他，免得不断被扰，终于满足了他在信里的请求，建立狱中图书室。而图书室，就是安迪通往自由的一把钥匙，通过在图书室的工作，安迪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自由的瓢泼大雨中仰天呼喊。



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一丝一毫的向善的改变，哪怕只是具体事件向好的扭转，都是因为有人发出了声音。比如孙志刚事件被南都报道出来后，直接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比如昆山白衣哥最终认定为正当防卫，无罪释放，就是因为很多人为他发了声；内蒙呼格吉勒冤杀案，大白于天下，当事人的名誉得到清白，是那个不畏强势的死磕派——新华社记者汤计的呼喊。



高端的人为高端的人呼喊，低端的人为低端的人呼喊，那是为了维护自身这个圈子的利益；衣食无忧的高端的人为低端的人呼喊，这是情怀，是理想，是道义；低端的人为衣食无忧的高端人士呼喊，那是脑残，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徐锡麟和秋瑾都出身于富贵的书卷人家，秋瑾完全可以做她的才情诗人，春花秋月，相夫教子，度过她的才女人生；徐锡麟完全可在他家宽阔舒适的三进屋子里，在他的“桐映书屋”和大院里，品尝着典型明清士大夫式的高雅生活。然而，血液里流淌的天然的基因和身后苦难的土地，促使他们抛弃了舒适和宁静，选择了凶险，流血，激越、悲苦，为朝不保夕的受压迫者而呼喊。



当代的一些知识分子，本有着书斋静思、个人修为的舒适生活，但他们看到了身边这片土地上的弊病和底层百姓的苦楚，他们为民而呼，为正义而呼，为求真而呼，当然，在同时，他们也陷入了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尴尬，甚至是失声的风险当中。他们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



低端人群缺乏发声的能力，一点点呼喊容易被湮没，而这些知识分子，尤其是有一定话语权的高级知识分子，名人，为他们呼喊，这是人类的共情和最起码的良知。因为我们的命运是共同的，为他人而呼其实就是为自己而呼。


我们要喊，为这万马齐喑的四周增加一点点生命力，为这万籁俱寂的绝望增加星星点点的希望，以此证明我们并没有失去意志，我们还活着——“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走吧，路呵路，布满红罂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