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猜度国人心理阴暗面的,唯有如此,才能警醒国人,让他们认请自己,改掉性格中灰色的部分,摒弃陋习,从而把自己变得文明一点。当然,先生呐喊了百年,至今成效也还是不大。
这不,由于新冠状病毒来袭,为阻断传染源,各地纷纷采取各种各样的限制隔离措施,一时间,大街小巷,各个小区,除了极少数出口外,其余通道全被挡板钉死。但即便如此,由于小区分散且多,警方的力量明显有限,即使把各居委会成员临时帮忙,也忙不过来。要找人帮忙,但是有头有脸的人,没有几个愿意出来应付的,他们宁愿窝在家里足不出户。没办法,居委会只得临时聘用一些平时在路口摆摊设点的摊贩,或者进城照顾孙子孙女读书,其余时间打些零工维持生计的乡下老人们,每天多少补助点生活费,然后,给他们臂上套一个红色的“疫情防控”的袖箍,搬张桌子,放几张人员出入表,一个体温检测计,就可以上岗了,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检查有无往来湖北、或者体温有异常者,一有情况,立即上报,还要给正常外出的人写张叫通行证的字条。
那么,这些人戴上红袖章们是如何履行“职责”的呢?
湖北孝感,一家三口在家里正打着麻将。据说是接到举报,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防疫人员径直进屋,拿起麻将就摔。儿子气不过,也甩了麻将牌“反击”。结果更多红袖章冲出来,把儿子控制住,连扇了他三耳光。最后就连麻将桌,也被这些人砸得稀烂。儿子最后反问:“难道一家人不可以一起吃饭吗?”
江西丰城,一名教师因为在空旷无人的小区跑步没戴口罩,被红袖章抓住,尽管他引出钟南山的“在家中和人流不密集的地方不需要戴口罩”为依据为自己辩解,但对方根本不听他的辩解,被强制隔离14天,还挨了单位处分。
而吕良彪律师的经历更有意思:他在出小区时,发现把门的戴红袖章那个,是原来在大门口旁边给人靠缝补裤角为生的女人,由于经常进进出出,彼此面孔比较熟,偶尔吕律师也找她来剪裤边或者改个衣领什么的,那女人平时待人比较和蔼,甚至有点谦恭,毕竟自感地位不如人,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但戴上红袖章后的她却变得十分陌生,吕先生外出时不小时把证忘家里了,那红袖章就冷冰冰地拦住吕律师,不给证不放人,往日的谦卑不见了,换上凶巴巴的脸孔,一点也不肯通融。吕律师不由得感叹:可怜这底层的人,平生不被有权的当人看,也冷不丁自个儿也有了点权力,不得瑟一番怎么能行?
一家三口,足不出户,可以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在家里憋得要疯的时候,却不能坐在一起打麻将消遣,难道坐在麻将桌前比饭桌前增加感染率?戴上红袖章就等有执法证可以擅自闯公民家里乱砸?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你们以为自己是谁?至于江西教师在无人的地方跑步因没戴口罩被抓,谁让他们一向是弱者的化身,福建不是有教师在占道经营摊点买菜被通报吗?山西长治教师每人凑50块钱自费聚餐不受到通报批评了吗?今天在风口浪尖,一群正义感爆棚的红袖章更是自以为做得理直气壮!而吕律师小区门口的红袖章,她明明是知道吕律师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就这么轻飘飘放过,不就是太小瞧自己了吗?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虽然这个权力是纸糊的。
这些可怜的底层人,一直生活在遭人鄙视的眼光中,她们很自觉地将自己定位在贱民的地位,他们对所有的公权力部门都充满了敬畏,城管可以掀他们的摊子,市场管理部门可以随时关他们的门,在他们眼里,这些权力部门左右着他们的生存,他们没有理由不巴结,没有理由不仰视对方的道理,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尊严。同理,当有人把可以“检查别人”的权力交给自己时,他们顿时觉得沉甸甸的,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因此,这种“受重用”的兴奋带来一种翻身的感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一向做惯了被人管的孙子,今天成了管别人的老子,似乎一下子从奴隶上升为主人了!所以,红袖章们会感恩戴德地对待这份工作,并尽心竭力地做好,甚至会以超出工作要求的标准来严格自己,“铁面无私”加“冷酷无情”,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对得起别人的重用。因此,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红袖章们会做出放大效应的举动,让外人看起来有点呆板、搞笑,但他们却是认真的、真诚的!
想起来一个段子:有人说,几个陌生的国人聚到一起,几秒钟之内,所有人就可以找准自己的位置,能看清其他几个人中,谁需要膜拜?谁可以踩在脚底下。不得不说,这种天然的奴性思想已经渗透到这个民族的骨髓!
——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平等的思想,更没有平等的人格!
这些得瑟不了几天的人,哪里知道自己才是世上最可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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