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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的咀嚼 黄植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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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0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五十年后的咀嚼
    ——记我的胞兄一清
   
   不知怎的,总不时想起我一清哥生前的身影来,闪晃着,飘忽着。也许是去年发中侄回去了,北方只有我熟悉家事,因此而想得多了;要不然就是老年心态使然吧。但到底五十多年过去了,大多数的人和事,印象是模糊的了,留下那鲜明的就象发生在昨天的,就是我哥经历困厄的若干片段的记忆。想起他,就想到旧社会的一个牺牲者, 就使人禁不住要诅咒那个黑暗的年代!
  我哥一九一零年出生,刚是辛亥革命后一年,年仅三十二就病逝了。当时我在成都,得到噩耗,止不着的流泪。等到我能驻立在他青草丛生的墓前时,已经是三十八年以后的事了。
  在四川军阀长期混战和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间,我们家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末落,生活越来越拮据。然而,我们一家大小倒是和睦相处。哥哥对我们几个作弟妹的更是十分厚爱。他要维持十来口人的生活,要处理不可少的人情往来,还要筹措几个人的学费,确是很困难的。以一九三六年抗战开始的情况说,玉明姐二十二岁,玉辉姐十九岁,我十四岁,大侄炼秋九岁,或在成都或在县城里上学,都要交一批可观的学费。每到春季将至,哥哥常忍痛贱卖青苗或高利借贷。他为难的时候,常常一人坐在堂屋里发呆想,或无神地剔除手指甲, 半天半天不言语。这时,我似乎懂些事了,总是轻脚轻手走过。记得一年冬夜,在幽幽的油灯光下,一家坐在堂屋里,我依着母亲烤火,哥哥说了开年的打算:把门前的地改种从来没有种过的旱稻。他说:“来年要是收成好,会比种玉米强,如果收不好。……就没有别的办法!”一家人听得鸦雀无声。谁知到得次年,我才一生首次亲眼看到什麽叫“颗粒无收”!我在李庄读省宜中高中,又一次开学了,交不出学费,还是国文老师戚法仁担保才得以入学的。玉辉姐从一九三七年入省江中,共五年才完成高中三年的学历,其间就是停学两年去教小学以减轻家中负担的缘故。而玉明姐在成都读蜀华中学,一人远在异乡,困难就更大了。记得一次来信流露了一些生气的话,很引起我的不安。既想到明姐经济的窘迫,又想到哥哥的为难。然而哥哥都没有说什麽,又去极力张罗,钱多多少少到底兑出去了。我觉得哥哥长期有一种深沉的自责心情:不多的几处房地遗产都在他手上出卖了,多对不起弟妹们! 一次他对母亲说:“现在设法供八妹读书,也等于为她添嫁妆了。”这句发自内心的实朴话,虽未能反映出他对弟妹们发展安排有多深的考虑,但那支持和鼓励我们弟弟妹妹能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考虑,则是不可取代的。迄今回想,这手足之情真是浓浓的,醉人的。
   从亲友中少有直接听到对哥哥的评说,唯一的是维高舅父的批评。我十三岁前在舅父主办的书馆就读。一次犯规挨手心,舅父一面挥起教鞭一面气呼呼地责备:“你像你哥哥一样没出息!”舅父最关心我们兄弟的成长,听到他这发自内心的有着某些隐痛的话,我是伤心地哭了。略加思忖,这话不是没有根据: 哥哥不是不善经营又诚实可欺么?不是平日爱坐茶馆打点小牌么?不是几个好朋友有时聚饮么? 就这点事对他提出批评,他要是还活着,他不会作任何辩白的。但是,当年他不过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又身处那种混乱窒息的社会环境,同情的天秤就会向他倾斜。
   我父亲豫琨死时,哥哥只有十岁,但他是长子, 一家的担子一年比一年重地落在他的瘦削的肩头。抗日战争以前,四川处在“防区时代”,就我的记忆,杨森的二十军,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刘湘的二十一军,争夺地盘,你进我退,轮番蹂躏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他们的掠夺方式多种多样。地方的主税是田赋,照说是一年一征,而军阀混战时代,谁占领这个地区,就用“预征”来掠夺川民。据县里不完全统计,民国十四年就“预征”了民国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的粮;民国十五年预征民国十九、二十年;民国十六年,预征二十一、二十二年,民国十七年,预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年的粮,即三年之中收了十一年的粮款。农民受的罪真是罄竹难书,而许多小有产的人家莫不因此而加速破落。此外,我还看到过“派枪”的事,军阀军队把一些“滥膛枪”(破旧步枪)交由保甲派给一些人家“购买”,而后来又以不同名义(为了“冬防”之类)无偿拿走。总之,“派粮”、“派款”、“派枪”、“派壮丁”,把我年轻的哥哥年复一年像热锅上的饼翻来复去的煎烤。大约在他十八九岁时,在城的北门开过粮店,试图步入市场,但因管理无方,不两年关闭了。他也曾约亲友“打会”(这是当时社会上一种群众经济互济的形式,与会者每年依次向会友交纳会费,共同受益,唯发起人即会首优先得到经济好处),因为我家拖欠了“上会”,内北街的铺面就被会亲强占强买了。记得那天我随母亲在关闭了的店门口,看“赶场”,曾家二婶娘突然带着人担着锅碗衣物到来,说是来“借房住”的,以后即以低价将店铺买去。论说收取会款,合理合法,但那种强加的凌辱,在我的童年里也是一记烙印。家庭生计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又有要求“分公行”产业之举。“公行”是族人的公共财产,它的收入作为每年清明节祭扫由江西来四川的熊家始祖父子两代庐墓的费用。因收入多于支出,应由各房族人轮流掌管,但实际由少数族人所把持。哥哥强烈要求取消这种制度,把“公行”产业分给各房人所有。这表面是场经济上的纠纷,但客观上是在家族中给封建宗法制度的残余经济基础以最后的打击。为此事,哥哥同族中长辈起了很大的冲突。有一天他带着我(也许只有十岁)去北门外族叔的油坊前理论,哥哥激动中竟把油坊的铺板砸了。哥哥的举止从来是温和的,这次他表现得最激烈英武了!
  哥哥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就是这样挣扎着。到他逝世都无棺木为葬,还是赖舅家表姐表兄弟的帮助才得以入土。
   如今回想起来,在那污浊的社会环境里,妄想“兴家立业”,要想成为“人上人”,几乎都要靠“巧取豪夺”。有的人长于“巧取”囤积居奇,固可从膨胀的物价中谋取暴利,发大财,就是“安赌抽头”、“放高利”,也可日进斗金。而结交官府,勾结地方势力,与“哥老会”沆瀣一气,敲诈勒索,又可以进行多种“豪夺”。哥哥从来不是想挤进这些圈子的人物,他始终作老实人,行本份事,洁身自好。他一生忍受了别人太多太多的挟持、欺骗,却始终不与那些恶浊混在一起。这就是他的品格!当然,他从小生活在封建半封建的环境里,呼吸了不少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他有掩藏不了的缺点,例如,家已经破产了,还要强撑门面,祖母(南广曾氏)七十做了寿,摆了多少桌的酒,次年又是祖母大出丧;大大小小一家长期坐吃山空……
  我哥,没有读多少年的书,不像我们作弟妹的,都受过高等教育或普通高中教育,大的侄儿女当时也在受正规中小学的教育。虽说我们在校都是“苦学生”,但那些宝贵的学习时间,都是哥哥用自己的青春换给我们的。我哥仍然是一个颇具文化素质的人,文静,说话缓慢有条理,从不急言厉色向人,平日在家有时习字看书。哥哥这种气质和习惯,大约是受了父亲的熏陶,以及舅家几代人以教书为业的书香气息的影响。父亲遗下的几柜书,和一些古画、碑帖、端砚、图章,他一一保存完好,每年夏季带领我晒书除蠹,于是线装《四史》《三苏全集》、 《金石萃编》、《西堂全集》(尤侗清文学家)、《古文辞类纂》等一本本放在蓖席上,摆它半个天井。到了过节前,清代大画家恽寿平作的春夏秋冬画屏高挂堂屋,黄小峦的水墨大写意“芦鱼”和肖亦士写的屏, 也在厢房张挂起来, 配上草书木刻“云深处”的匾,和清诗人张船山书写的苍劲有力的对联:"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倒也形成一个幽雅有致的小环境。他不仅注意生活气氛,还对我们很信任,只要我们在读书,他从不干涉。这样,我和玉辉姐上中学以前在家里就可大摇大摆看《红楼梦》,看《聊斋志异》。我中学毕业在家,碰巧舅母把瑞符表哥许多革命书刊送到我们家藏起来,我第一次如饥似渴地读着《哲学选辑》、《大众哲学》、《联共党史》,《青年自学丛书》,哥哥都以期许的平静的眼光对待。我们从小在性格上习尚自由自在,成年后能独立安排自己生活道路,能接受岁月的艰辛考验,不能不与哥哥尽力构筑家庭的环境和他的近乎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不无关系。
  说哥哥从不关注我们的具体学习,也不尽然。他曾经教我珠算,从加减直至“归除”。“见一无除作就九一,无除起一下还一”,这样的歌诀至今记得。晚上,神龛上射下的晦暗的油灯光,常常照着他那专注的目光,使我朦胧的感到他的期盼。可惜,我最少计算脑细胞,反应迟钝,毛塞难开,在最关紧要处,我光秃的少年头上,大约不止吃过一次猛然「磕打」(屈食指打头)。这对我当然是刺激加羞辱,难免要洒几滴眼泪,但也认为打得「理所当然」,只有应急的躲闪,没有反抗的意念。
  不胜遗憾,几十年来再也没有见到哥哥生前的照片了。不过,他牵着我在县农业改进所(即后来的森林公园)的照片,在记忆中还是清晰的,我两人都头戴小瓜皮帽,身着布长衫,面对长江南岸的琴山似乎在看什么。那时侯,我大约八九岁,像「尾巴」似的总跟着他上上下下。他带我去新庙子(东岳庙),于是我沿着百十级石台阶上下乱跑,在庙里游「十殿」看阎罗王,看青面獠牙鬼抓人「下油锅」,「上刀山」。他经常带我在街上游转,晚上往往买一根甘蔗让我扛回家。有一年居然把我带到宜宾,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平坦的「马路」,第一次看到「黄包车」,又第一次看到美国无声电影「乱世英雄」!有一年春天,我跟着他和他的朋友在城外林子里打鸟,后来他竟然为我买了一把火药小鸟枪,从此我壮起胆子,学用硫磺、木炭和硝配制引火炸药,目标是麻雀,直到小枪打裂为止。我的单调童年,正是因了我哥哥用说不清道不明的友爱,为我添补了几笔色彩。
  一九四二年秋,我只身去成都的时侯,一点也记不得是如何告别家人的了。只记得嫂嫂受哥哥的嘱托,深情地把哥哥唯一的皮袄给了我。猜想是兄嫂想着外面世界总比家乡气候冷人情也冷,年轻的弟弟初出家门还需解衣照顾吧! 而我刚到宜宾就托人捎回去了,只想我年轻,皮袄他比我有用。谁知就在这年底,我得到家信说,哥哥原本不想叫我回家,现在确有气无力地说:「那就叫他回来吧! 」接着就传来噩耗,从此兄弟人间天上,给自己留下许多悔恨。
   哥哥如果健在,今年八十二岁了。今天这个年龄原不算希罕。但他生活的那种时代,沉重的生活碾碎了他的美好光阴!如果他不短命而死,他总会为人们为新社会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吧!
   哥哥名章汉,字一清。兄嫂有四个子女,(长子炼秋早逝),女儿发华,长期作教师,发周发中,都是熟练的技术工人,无不勤勤恳恳,忠于职守。
   我们迄今仅存的三姐弟,都先后进入高龄,虽齿摇发秃,生命之树就自认绿叶婆娑。咀嚼往事,固是追思逝者,更多的是使我们这些过来人对旧时代能再作较深层次的理解,也帮助有心的后来者对历史减少些许朦胧!
一九九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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