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制度在当前中国不可行

和四方

辩诉交易制度在当前中国不可行



云台峰上的123



据近期的新闻报道，中国政府将推广辩诉交易制度，在下认为此项制度在当前的中国不可行。辩诉交易制度极有可能成为有钱有势者逃避法律惩处的途径。我说极有可能是习惯使然，实际上可以肯定辩诉交易制度会成为有办法的人违法犯罪后首选的法律“空子”，以中国目前的司法状况，占人口多数的普通公民使用此法条的机会很小，有办法的人则不然，结果就是导致同罪不同罚，形成事实上的法律面前人与人不平等，且是形成制度的在法律面前人与人不平等，人民哪里还会相信法律？法律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被破坏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虽然人民从个体来说是弱小的，但是不满与仇恨会在人民心中滋生，中央发现问题严重时已经来不及了。



辩诉交易制度（PleaBargaining）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的制度。通俗的说，辩诉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通过这样一种制度，检察官、法官可以用最少的司法资源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提高办案效率同时罪犯也得到了较之原罪行减轻了一定程度的刑事制裁，从而对双方都有利，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以上为目前公认的辩诉交易制度定义。



当前中国没有使用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我是通过前警察黄建光的《辩诉交易简论》知道此概念的，他在自传体小说《屠毒》中宣称是他首先将此概念引入中国大陆。中国的学术界有将国外的东西照搬回来的传统，一点不考虑国情。辩诉交易制度最早在美国诞生，拓荒时代的美国，政府职能部门的建设跟不上移民的迁徙，政府力有不逮时此法条确实能节省执法成本，是特殊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因为判例法是美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前类似案件的判决可作为当前案件判决的依据，所以沿用至今。此法条也许符合美国的国情，但是，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度相当大，每年为此耗费大量财政资金，哪里有必要使用此法条！



中国的制度就应该死板一些，不给人情与腐败留机会。中国是人情社会，在其他国家执行得再好的制度到中国来都要变味，家乐福等世界知名连锁超市在中国被查出卖假冒伪劣商品不是第一次了。为杜绝人情妨害制度，制定法律时必须量化，不能有一点模糊，执行时最好能做到标准化操作，凡是需要由司法部门工作人员依靠个人素质掌握的条文都将滋生腐败。辩诉交易制度执行起来程序复杂，细节认定缺乏通用标准，操作起来有太多机会可以做手脚，极易引起司法腐败，为保护广大的司法部门工作人员，此法条不宜实施。



辩诉交易制度将让中国政府失去民心。在中国，高考与法律是维系民心的最后防线，要实现阶层跃迁，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胡作非为，自有法律惩处。自从所谓的素质教育开始侵蚀高考，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如果法律可以交易了，让普通百姓依靠什么？相信谁？民心易散难收，群众都是好演员，当他们感到制度不保护他们时，他们就算不能公开反抗，以消极不作为和暗中拆台来反抗还是做得到的。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执政时，面对美军进攻一哄而散，尽管他们之前在街上游行时群情激愤。萨达姆下台后，他们坚决抵抗美军至今，伊拉克人民不愿为了萨达姆家族而战，他们只会为了他们自己的祖国战斗。中国正面临空前的国际压力，美国、日本政府对中国展开了全面的攻击，民心不能散了。



受害人没义务为司法部门降低工作成本埋单。法律的尊严来自公平，违法犯罪了就应接受相应的惩处，违法犯罪分子没受到相应的处罚实际就是受害人的损失。司法部门背靠国家机器，体系作战，理论上可以调动全国的人力与物力，违法犯罪分子大多是单打独斗，偶尔有团伙犯案，无论是掌握的资源还是人员素质都远远不如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如果司法部门还是感到工作难做，工作成本居高不下，那就是司法部门出问题了，需要改进的是司法部门，不是法律。现在机关内部人浮于事，工作作风散漫，效率低下的现象有多普遍，大家心里有数，司法部门不能为了降低自己的工作成本让受害人为司法部门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效能不高埋单。司法部门工作人员觉得工作累、压力大，可以申请换工作，也可以辞职，到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作弄潮儿，体会一下交税购买公共服务后遇到质量问题的滋味。中央觉得司法部门耗用的财政资金太多，就应责成司法部门降费增效，办法肯定有，就看愿不愿意拉下脸面执行。司法部门从人员的培养到开展工作以及退休养老花费了大量财政资金，实在不应该再以降低成本为由减少本份了，每一个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在幼年时都是祖国的花朵，都有一颗纯洁美好的心灵，初心何在！



当然了，小民的话微不足道，我也只是在尽责任。立此存照，供历史检验，让事实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