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沈铁梅三获梅花奖，每次都是间隔11年。
1989年，年仅24岁的她站上这个代表中国戏剧表演最高荣誉的领奖台；2000年，历经大起大落、一直不肯放弃舞台的她，涅槃重生，凭借作品《金子》摘得第二枝梅；2011年，她带着一出《李亚仙》，第三次捧起梅花奖。
这些闪光时刻，对于沈铁梅而言，是偶然，亦可以说是必然。
沈铁梅的父亲沈福存是京剧名家，母亲是川剧演员。用铁梅的话说“胎教就是京剧”。就连她的名字，也来自京剧《红灯记》。两三岁的时候，小铁梅便能跟着父亲哼唱样板戏；到了四五岁，父亲就要求她每天至少练功1小时。父亲的严格，为她打下了一生的良好基础。在沈铁梅记忆中，父亲极少表扬她，“直到我演完《金子》，爸爸才算真正认可了我。”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加之天赋出色，沈铁梅也开始相信，自己是为戏而生的——只不过，她最初以为的这个“戏”，是京剧。
可是，天不遂人愿。沈铁梅报考那年，所有戏校的京剧专业都不招生，在别人的劝说下，她进了川剧学校。但年幼的沈铁梅对此相当抗拒，夜里还偷偷抹过眼泪。小姑娘觉得，川剧是“吼戏”，那种呐喊式的、追求声音极限的唱法不好听。
这些童年印象，也为她改革川剧声腔埋下了伏笔。多年后，沈铁梅开创了川剧史上几个“第一”：第一个开独唱音乐会的川剧演员；第一次用交响乐队伴奏演出川剧传统戏；第一个将川剧艺术带入欧洲音乐殿堂。
有人开玩笑说，沈铁梅是天生的角儿。但她的自律与能吃苦是出名的。她常常下了晚自习还要去排练场背词；重庆夏天酷热，其他孩子可以喝冰水，她为了保护嗓子，从来不敢喝；拜在京剧名家竞华先生门下之后，她常常要坐一晚上的火车，在重庆成都两地来回奔波……种种辛苦，在一个孩子身上锻炼出无比坚韧的品质，最终换来“梅花”扑鼻香。
其实，前两次获梅花奖都是“意外收获”。1988年，她本是去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戏曲节的；而1999年，她是去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汇演的开幕式演出的，有人看完后对她说：“戏这么好，为什么不参评二度梅呢？”她收到提醒，这才赶紧报了名。这部后来轰动整个戏曲文化界的戏，就是《金子》。它也是重庆第一部获得文华大奖的剧目。
第三次获梅花奖的剧目《李亚仙》，是根据川剧传统戏《绣襦记》改编的。《金子》和《李亚仙》两部戏，都是经典改编，也都是为沈铁梅“量身定做”，使她能够充分发挥唱功上的优势。《金子》改编自曹禺先生的《原野》，但从原著偏重仇虎的叙述视角，转为以花金子为核心的人物视角；《李亚仙》为了增加高潮唱段的抒情性和表现力，将《绣襦记》的大团圆变成了悲剧。
2001年，沈铁梅担任重庆川剧院院长。她开始继续完善《金子》这部作品，从音乐到舞美，从剧本到演员，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当时正值非典期间，沈铁梅上任时又赶上重庆川剧院拆迁，事务繁杂，而她本人还在北京青研班进修，学习负担也不轻……这一副副重担，沈铁梅不仅扛了过来，还扛得相当出色。经过重新打磨的《金子》成功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重庆川剧院也在她手下一步步发展壮大，还谋划和运作了重庆川剧艺术中心的建设。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对于川剧，沈铁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眼界更开阔了，我才真正明白，川剧从哪里来，在戏曲百花园里，川剧又处于什么位置。川剧既有北方文化的大气，又有南方文化的细腻灵动，表现手段丰富，包容性很强；川剧的地域文化特征也特别明显，山的坚硬、水的柔软都融入了剧里，还能品出一股麻辣味。有戏迷曾跟我惊叹：川剧连一出文戏都可以做到一点儿‘不闷’，就像麻辣味能够刺激神经……”
回忆往事，沈铁梅感悟良多。她坦言，“直到那时候，我才找到了川剧人的文化自信，才算真正爱上川剧。”
沈铁梅唱的川剧，自成风格。她的嗓音圆润甜美，又不失力度与韧性，悦耳动人。她对川剧的改良，更多是一种本能——她会唱歌，就将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一起融入川剧表演；她会京剧，就不由自主地结合其他剧种的优长，为川剧之美增色。“中国戏曲百花园，千百年来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人赋予其新的养分，注入时代的信息。”
自2002年起，沈铁梅还把川剧这一地方剧种带上了世界舞台。她将中国戏曲与交响乐结合，传唱于荷兰、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美国……
在这位“辣妹子”身上，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川剧就像沈铁梅的孩子，投入了太多心血，千辛万苦，都化作一声“值得”。
《 人民日报 》（ 2019年10月31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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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31 1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