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篇《每周文摘》报8月4日那一期发布的文章《满列红薯进上海》中说,1959年作者李军洲所属的江西省由于风调雨顺所以粮食取得了大丰收,这导致当时周边省份的大量饥民纷纷涌入江西。(《每周文摘》报是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另一份报纸)
由于国家粮食困难,1957年父亲从南昌下放到云山垦殖场担任沙洲大队书记。沙洲大队在永修云居山脚下,修河从山下流过,冲出千亩沙滩地。抗战时,日本人屠杀了很多老百姓,土地没有人耕种,长满一人高的芭茅。(楼主附注:永修县隶属于江西省九江市,而1993年云山垦殖场更改名称为“云山企业集团”了,隶属于江西省国营垦殖场管理局;沙洲大队更名为“沙洲农场”,隶属于“云山企业集团”)
开垦荒地需要大批劳力,父亲招募了一百多人编成“农工队”来开荒。(楼主附注:“农工”应该就是“农民工”、“民工”的意思)他们放火烧掉了芭茅,荒芜很久的土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沙土地种植水稻产量不高,有经验的老农说种西瓜和红薯好,父亲就决定少部分种植西瓜,大部分种植产量高的红薯,请示了场部,得到回复:三斤红薯可以抵一斤稻谷的粮食任务。
农工们在沙地上起了一条条长垄,种上了红薯,1959年风调雨顺,红薯长势很好,能产几十万斤。父亲把消息报告给场部,场部却说今年各大队红薯种得太多,场部也没有地方堆放,各大队自己解决上交国家粮食的任务。这可愁坏了我父亲,大家住的茅草棚可堆不下这几十万斤红薯,沙地又没有办法挖红薯窖,红薯又很难保存,弄不好都要烂掉。
江西不太缺粮但外省却太缺粮了,公路上每天都有外省的逃荒人。如果能把红薯送到外省去,大队也正好能完成上交粮食的任务。想到这,父亲就给上海市委书记写了封信:我是江西云山垦殖场沙洲大队支部书记李炳乾,我们大队今年红薯大丰收,有几十万斤。我们大队旁边10多里就是杨家岭火车站,有公路通到我们大队,请求上级派人把我们这里的红薯运出去支援国家建设。
过了几天,父亲正在挖红薯,一溜军车卷着尘土在大队队部停下。父亲赶紧跑过去,车上下来个军人,说是张连长,奉命带领全连来接收红薯。父亲赶紧把战士们安排到小礼堂去住下。看到战士们疲惫的神情,父亲说让战士们休息一下,张连长却说,军情紧急,你赶紧带我们去地里看看。战士们拿着军用锹和锄头排着队跟着父亲走到了红薯地。
张连长按照地块分配好任务,各排进入任务地块在地头插起红旗就挖起来。军人就是军人,拔藤挖薯一气呵成,速度比农工快多了。一下午上百亩地的红薯就被战士们挖出来了。太阳渐渐落下了山,父亲看天快黑了,就让农工们到瓜地摘了几十个绿油油的大西瓜送到河边,张连长和战士们来到河边沙滩上,吃着西瓜把一身汗水和尘土洗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战士们就赶往红薯地,炊事班把饭送到地里,除了馒头还煮了红薯稀饭。今天任务特别重,战士要挖红薯,还要用箩筐把红薯过秤后倒在车厢里,一上午军车就装满了,然后运到十几里路外的杨家岭火车站,火车站已经紧急调来了十几节车皮停在轨道上,专门用来运输红薯。
第三天下午,最后一块红薯地挖完了,也没有时间晒就过秤、装车了,战士们带着中午收拾好了的行军包和工具上了车,张连长紧握着父亲的手说,谢谢你们帮助,让我们按时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后来,父亲看报纸才知道上海当时只剩下几天粮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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