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儒硕德吴伯通

吴以致远

名儒硕德吴伯通
吴伯通(1441---1502) ,四川广安人。字原明，号石谷，又称石谷先生。州人为之建坊，称“当代真儒”，崇祀乡贤。王阳明称“名儒硕德”、“理学作人”。官授嘉议大夫。吴伯通，少聪明，过目成诵。历官三十五年。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官授大理寺右评事，除考转大理寺右寺副。1475年，授河南按察佥事，明成化十一年（1475）任河南提学官，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转云南按察使。弘治十一年（1498）转任贵州按察使。吴伯通一生笃信程朱理学，躬行实践，兴办教育，在书院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吴伯通在司法工作任上，公正判案，清正廉洁，坚持原则，不畏权贵，敢于列述和治理内外臣工的弊端，改革吏制。弘治十一年（1498）申请辞去了官职。明弘治十五年三月（1502）卒于家。
吴伯通为政期间，在河南、浙江、云贵以及在广安居住其间，兴办教育，创建书院，从学者千余人。创办了辉县百泉书院、洛阳伊洛书院、汝宁汝南书院，开封大梁书院，并参酌白鹿书院规章，令各院遵行。在任浙江学政期间，主讲杭州贡院，从学者数百人。在家乡四川广安建甘棠书院、井泉书院、甘泉书院，培养的学生有三贡，有乡举，有进士。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 ，吴伯通在家丁忧其间，与郡守王舆、同知秦升捐资建于城东建甘棠书院，并亲自起院讲学，从学者众。其影响至1904年合并到邓小平就读母校广安高等小学堂，即广安中学前身。
吴伯通为浙省提学副使，士子专取功夫，时初学作文，多不根，为其罢出者众。群往御史台求试，御史复发吴公，吴出题《鼋(yuan)鼍（tuo）蛟龙鱼鳖生焉论》，题乃一滚出来，文难措辞，而论又涉于性理，取者无几，甚为吴所辱。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选英才，督学无名告柏台。谁知又落吴公网，鱼鳖蛟龙滚出来。”闻者绝倒。
在河南工作期间，他“优于吏治，恻怛（恻隐）爱人，兴革利弊，如恐不及”。磁州知州何至、钧州的杨重等人，因为不遵守法律规定、贪脏枉法，均被吴伯通依法严惩。《石谷吴学生神道碑铭并叙》记载：“凡徇私病众，逞豪挠法者，严以绳之，未尝轻货（宽恕）。宦辙所历，风裁廪然，多忤权贵，名谗名诋，往往由之。”
《石谷吴学生神道碑铭并叙》记载“有铨部（吏部）卿求令其子弟入试者，以业未就，黜之！故巡抚历疏论荐，几九载不迁，先生处之裕如也”。《大明孝宗敬皇帝录卷之一百四十五》中记载：弘治十一年（1498）戊午，南京兵科给事中杨廉、云南道监察御史李情等上奏云南按察使吴伯通等二十四人工作不称职，呈请罢免其官职。经查，呈请不实，调任吴伯通为贵州按察使。
明成化十一年（1475）刊印《楚辞集注》，由何乔新作序。杭州西湖十二景和广安十二景有诗。
明代心学兼理学大师王阳明(1470-1529) ，在给吴伯通《奉石谷吴先生书》中称吴伯通“著述益富”、“名儒硕德”、“大贤君子”。在南京祭洒王瓒《吴石谷先生神道碑铭并叙》中记载：王阳明对浙江官员说：“理学作人如吴石谷者，乃例以庸鄙视之，不立庙祀，何也？”。浙人无以为答。可见其兴办书院之影响。                      明代礼部侍郎、《大明会典》篡俢、南京祭酒王瓒(1462-1524) ，在《吴石谷先生神道碑铭并叙》中称“国家混一天下，贞元混合，积百年而得先生，继往开来，殆庶几焉”、“书法方整刚劲”、“文浩博宏深，涵纯阐粹”、“诗歌清警冲淡，词以理胜，讽诵有尽，思致无穷”、“先生忠厚端，根于至性”、“先生优于吏治，恻怛爱人，兴革利弊，如恐不及”。称吴伯通为“大儒”、“儒之杰”。
    康熙《顺庆府志》记载：“其学根极于性命之理，而发挥于王道学者，称石谷先生”。
   《河南通志》记载吴伯通“博通六经，躬为讲解”。
    清光绪二十四年《杭州府志》记载：吴伯通，字原明，四川广安州人，天顺甲申（1464）进士，宏治三年擢浙江提学副使，严立科条（法律条文），以督诸士，诸士亦严事之，甄别精当，善奖进人，如胡世宁、秦从简辈皆识拔于畴伍中，以国器（治国之人）期之，后皆树忠节，以功德知名当世。
   《贵州府通志》称吴伯通“明决则毅，宪制严肃”、“政教兼举，人共称之”。
    吴伯通的《自赞》表明他一生仁义行事，胸怀磊落，行为坦然。虽然足迹未遍及各地，但对社会人生已了然于胸。所以，位虽止乎三品，寿亦在百年之内，但此生已不徒然于世。
西南师大教授傅德岷在《巴蜀散文史稿》中，吴伯通作为明代巴蜀作家介绍：综观吴伯通一生，清廉自洁，办学兴教，其“自赞”无夸张之处。
著有《石谷达意稿》十二卷，《闻见录》二十卷，《策问答》七卷，《甘棠文稿》四卷，《十斋铭》一卷。其子荐编为《石谷达意稿》三十四卷，正德十一年（1516）由广安州知州云南腾冲举人汪城序而刊行之。嘉庆《四川通志》《顺庆府志》、《广安州志》有传。

(吴开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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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主持者自教生徒
吴伯通（1441-1502），字原明，号石谷，四川广安县人，成化十一年（1475）任河南学政。为广育人才以弥补当时科举废坠的颓势，吴伯通大力兴修书院，河南辉县百泉书院、洛阳伊洛书院、汝宁汝南书院等皆为其修复创建，并参酌白鹿洞书院规章令各院遵行。吴伯通听闻当地民间子弟皆就近学于书院之中，便下令延访隐逸、礼聘贤哲为之师范。又因四方学士大夫或抱道林泉、或行部郡邑者、志欲历览中州山川之胜，寻访前古贤哲之迹，于是又恳请诸位学者儒士前来书院为诸生作临时讲演，由是书院诸生便能“获承奥论，得闻大道，扩充知识，涵养性情，可以成俊义之美，可以备国家之用也。”当然，吴伯通也亲自参与诸生讲学。他每季定期前来百泉、伊洛等书院巡视，期间，集取二至三名资性高迈的生徒，“讲解经书，辨正志业，使其归而传授同学，庶几学者有所师，资得以成就。”可见，其讲学之法仅针对数名资质较高的生徒，再通过这些为数不多的生徒将所学转而传授与本院的其他同学。吴伯通讲学，授业对象少、用时短，盖因其多借公务巡视之机，这与其官员的身份不无关系。从其讲学的内容上看，一是“讲解经书”。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作为主要内容，所以经书的讲解便是为诸生科举考试做准备。二是“辨正志业”，即考察并纠正生徒学业与志向上的谬误。吴伯通重视教育，常督促士子勤奋向学并教与为学的具体方法，如他在《勉学诗一章示荐子芊子次韵》一诗中言：“人生为学无他术，大抵先须透两关。象外应须双着眼，管中莫谩一窥斑。本于持敬而观理，要在摧骄与破悭。舜跖天渊相去远，初分善利一毫间。”另外，他也极为赞同朱子所说的为学应当由博返约的说法，其称：“诸士生长中邦，涵育至教，其为学也宜博矣”。只因天下万事万物之道理皆详细记载于圣贤经传、古今史策当中，生徒欲求学问道，便应该先广博地涉猎这些文章“沉潜参伍”其中，继而务其精深，知晓其中的道理才能“返约”。在立志方面，他认为，古来取士皆以德进、事举、言扬为标准，此三者之中当有一定先后顺序，即道德为上，事功次之，而言辞又其次也。欲实现三者之标准则须明白“德也者，理之得于心者，其本也。事功则理在心而见于用，而言辞又理在心而发于声者也。”所以，诸生立志当以德立、功立、言立为标准，三者之中各有先后顺序又以立德为首要任务，须以心为本，遵循忠、孝、仁、义的道德伦理，而后才能再谈立功与立言。吴伯通称，“学莫先立志，圣以为标准”。所以，为学先立志，立志先立德，这便是吴伯通帮助诸生辨正志业的核心标准所在。

来处来去处去

“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典型。除了帮帝王家忽悠老百姓外没有其他任何用途。

我永远爱广安

广安哪里的？

我爱你广安

为学先立志，立志先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