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披麻戴孝村主任道歉：急于推动移风易俗，措辞不当

谢歌说事

禁止披麻戴孝村主任道歉：急于推动移风易俗，措辞不当

北晚新视觉网

近日，山西多地村委会制定村规，包括不准披麻戴孝等引发争议。10日，发布“最严村规”村主任致歉，称急于推动移风易俗，措辞不当。村民说，婚丧、满月、周岁、三岁、十二岁、参军、升学、盖房都要办席，负担确实大。

此前报道

山西襄汾县大邓乡赤邓村近日制定了堪称史上最严村规。根据该村规要求,10月1日起,不允许过满月、一周岁生日、六十岁生日、搬家宴请等,葬礼不准披麻戴孝、不准进行祭奠活动、不准送花圈纸扎等,一切从简,杜绝铺张浪费等不良行为;凡有以上情况,全体村民不准前去参加,否则,道德银行的星级积分给予降级,贫困生、转学、上户等手续不予办理……

此举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好在村规尚未执行便被废止,孩子转学、上户口也因假期未受影响。大邓乡表示,将会发布更严谨、更具体、操作性更强的文件代替此公告。

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奇葩村规”比比皆是,但结果都在质疑声中草草收场。婚丧喜宴办酒风为什么屡禁不止?其实,在功利主义心态治理滥办乱办酒席背后,是权力“用力过猛”,矫枉过正。一方面,这表明基层大操大办之风根深蒂固,即便被各地重拳整治,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另一方面,如此治理乡村滥办乱办酒席方式失当。行政手段强制介入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单纯依靠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非但不能根治这种乱象,也将导致权力越界。

改变乡村积年累月的陈规陋习,除了村规民约,也要村民养成自觉。引导村民养成文明生活习惯离不开刚性规范的保障,而权力扩张属性决定了基层治理不能单凭简单粗暴的硬性约束,也要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文明之风印在每位村民心里。何况,对于每天那么多的红白喜事,一纸公告恐怕也是鞭长莫及。

也许这个村规的出发点是为群众好,但村委会为村民出具贫困生、转学、上户口等方面的证明是其职责,而不能把这跟治理大操大办挂钩。每个家庭经济条件差异也决定了各家宴席规格不同,如何用“一刀切”的标准认定铺张浪费?如果这一村规贸然执行,能否一碗水端平尚且不说,难免惹来村民们抱怨。丧礼戴孝、祭奠与送花圈是传统习俗,如果强按牛头喝水,民众在心里肯定难以接受。

治理乱办滥办宴席不能一味蛮堵,而要以健康文明的方式,引导老百姓树新风,用文明乡风滋养淳朴民风。“来而不往非礼也”,重视人情与礼尚往来是乡村传统文化,尽管现下已非旧日之情景,但适当保留朴素的宴席文化、作为表达情感和承载思念及祝福的方式未尝不可,限制婚丧喜宴切不可矫枉过正。

来源：综合红星新闻、钱江晚报、梨视频

半月谈评论：

移风易俗工作难做！对基层要少一些苛责，多一些理解

近日，山西省襄汾县大邓乡赤邓村因一则“禁披麻戴孝”的公告受到关注。一些评论直指该村的村委会“管得太宽”，且还违法。我们认为，该村移风易俗的决心和初衷都是极好的，其做法在外界看来虽有失严谨，但并无多大过错。当前，移风易俗工作难做，对基层高举道德乃至法律大棒，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应该给基层更多的探索空间。

近些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农村社会有机体受到了极大冲击。从外表上看，当前的大部分农村都面临着空心化的危机，人们之间虽然维系着社会关系，却很难有长远预期。导致的结果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地方性规范，渐渐失去了作用。这其中，人情、面子等村庄竞争和整合的重要机制发生了异化。

比如，办酒席本是维系村庄整合的重要机制，人们通过人情往来建立紧密联系，积累社会资本。但是，当前的农村酒席越来越频繁，无事不酒、大操大办等问题层出不穷。可以这样认为，在不少地区，农村酒席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农民负担，广大群众对整治农村酒席是大家十分欢迎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

一些农村酒席不仅没有成为社会团结的因素，反而加剧了村庄社会分裂。笔者在北方农村调研，曾多次亲眼看到当地农民在办满月酒、丧事酒时请当地演出剧团，表演尺度极大的“脱衣舞”、“钢管舞”，村里男女老少竟然都在一起看得津津有味。笔者出于好奇，拿出手机拍照，立马就遭到“管事”人的警告。其竟然自我宣称，“本村是文明村”。如此有伤风化的陋习，却以“文明”自居，如何不管？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传统上属于风俗习惯的事务，本应通过社会内在机制来协调，比如，通过当地的权威人士引导新风尚，或是人们通过约定俗成的规范来平衡。但是，当前农村社会的自主调节机制不发挥作用，或已经来不及发挥作用了。就如上文提及的“管事人”，其实就是村庄精英。在传统的自主调节机制失灵的时候，通过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的方法来治理这些问题，就成了基层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公告上看，赤邓村移风易俗的做法是在村民自治范畴之内进行的。或许其公告内容与相关法律精神并不完全相符，但这些规定既然是村两委、党员和村民大会协商通过的，可以说已经获得了当地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调研，绝大多数群众的确打心眼里欢迎祛除陋习，树立新风尚。

笔者在某地调研，当地农民听说临乡正在治理酒席泛滥，而本地政府却迟迟未动。有的群众竟然演绎出一个谣言出来，说乡党委书记有一个酒席要立即办，要他办完了才开始整治酒席。简单说来，当前农村的移风易俗，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方法正不正确，而在于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能不能担当作为。客观而言，移风易俗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但在大部分群众都有要求的情况下，基层组织不该做“群众的尾巴”。

在我们看来，赤邓村的做法属于社会有机体自我调节的表现。毕竟，当前的村庄早就不是那种隔绝于城市，远离社会的世外桃源，也不存在所谓的“长老统治”。村两委和党员干部就是村庄社会的骨干，他们本应负起教化职责。况且，从该村的做法看，“不予办理”贫困生、转学、上户等手续只是其中的措施之一，其工作方法还包括道德银行等。在这个意义上，用法律的视角去看这一问题有苛责之嫌，且不接地气。

我们希望，在这个巨变的时代，给基层治理更多的探索空间。尤其是对于那些百姓有诉求，基层组织敢作为，干部敢担当的事情，更要抱以同情的理解。如此，基层的许多难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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