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既由于受列强的不断侵略,也由于各处农民运动的不断兴起,国势极弱,清王朝根据奏议,认识到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已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为图振兴,便于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推行学校教育。这些时候正适袁玉锡(又名季九,系湖北省襄阳人)任遵义的知府,他便召集了遵义五属的县官(遵义县、绥阳县、桐梓县、仁怀县、正安县)筹款创办黔北联立师范学堂(现在遵义市一中所在地址 )又动员收买了吴村张子久(清时 镇守边关的统领)在杨柳街的公馆创办了模范高等学校(即现在的文化小学)。 在袁玉锡之后,县又将县城隍庙改修创办为女子中学,在老城元天官和新城的大悲阁创办女子小学,在遵义的东、南、西、北四乡的较大集镇如团溪、鸭溪等,也办了男女分设的小学,袁玉锡除办教育外他还重视发展轻工业,在府城东南郊湘江河边地创办了百艺厂。在三十年代期间,遵义人民由于对袁玉锡兴学校,办工厂的功德很怀念,还为他修建了祀祠,表示纪念。 这样,在遵义的文化教育,又进一步的得到了普及推广。黔北联立师范,后更名为黔北联立中学,随着省在贵阳等地创办中学的同时便将遵义的黔北联立中学改为省办,定名为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校(当时是四年制,没有高中),著名的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在1926-1927年间,曾在这里担任过遵义三中的校长,遵义文教界有名的赵乃康、李志乾、晏梦琴、杨致光等先生及余正邦、朱穆伯同志也长时间在这里任过教。
公元1982年因灾荒大乱,大米由常年-块大洋买米-斗高涨到每块大洋只能买米两升半,涨价四倍,造成饿殍载道,是军阀王家烈、蒋丕绪的辗转混战。这样,遵义人民的希望破灭了,仍一直过着饥饿、疾病、贫穷、混乱的痛苦生活。 当时遵义三中是黔北唯一的最高学府,学校师生为了反对军阀的黑暗反动统治,曾与警察和军阀蒋丕绪的部队先后发生过械斗,当时学校先后的校长陈某和谢某都由于压制学生运动而被学生赶跑,遵义三中民主气氛高是素有传统的,但当时贵州教育界的统治者竟污蔑说:“遵义三中校风很坏,爱闹学潮,不好管理。” 古田红色培训基地 “九一八”事件发生了,师生们很感义愤,自动的组织操练,学军事,要准备当义勇军,寒暑假也自动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这些生动的情景,当年身临其境者,现在还大有人在。遵义地区在解放前外出的一些文武官员和知名人士,以及解放后在北京及其他各地工作的老干部大多是由当时遵义三中毕业出去的,遵义三中成了遵义地区新文化的摇篮。随后,遵义三中在一九三五年,省又改办为省立遵义师范学校并附设初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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