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八十年代访谈录》（二）

馬嘉烈

查建英在编写访谈材料的时候特别保留了每位受访者的真实用语，“连带乡音与粗口”，这是这本书十分吸引我的另一个地方——当然我并不是为了看看究竟谁的乡音最逗，或者谁的粗口最霸气，而是由衷感激这种失真度极低的访谈稿，并且从内心里对这群性情中人的世界感到惊喜与好奇。

很多人说这个时代冷漠，实际上我们的人性正或被压抑或被消磨。戴上面具太久，就会忘记自己原来的样子，并且这面具千篇一律。几年前追《疑犯追踪》一剧时，我和朋友曾关于机器与人类的关系进行过争论。毫无疑问，机器不同于人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机器缺乏情感。但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我们应该让机器发展到什么程度。先不论机器能否被编制出情感，也不论这情感产生的本质是否和人体机制相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应该让机器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们应该“同化”机器么，就像同化我们自己那样？

我们主动或被动地变得十分相似，不仅自己没有独立的见解，或许还会嘲讽和诋毁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制定许多规则与潜规则？或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社会更高效地运转——齿轮转动间，流淌着名为“相同”的润滑剂，“相异”则大多被社会高压强制碾压成同款的润滑剂，余下的再一遍遍接受碾压。

曾有很多这类的新闻，大概是说老师不批准小孩子请假回家看望病重的老人，还教育他专心学习。我不敢说全中国有多少学校都或多或少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要是把小孩子换做高三学生，恐怕大多中学真会把学业放在首位。“她（他）也会希望你好好读书”这类名为劝慰实则透着寒气的话语也曾落在我一位朋友的身上，并且出自某大学辅导员。本以为最重亲情的民族，没想到却在效率面前低头。为了追逐效率，你要听话，至于这话道理怎样，你不用思考。

好在还有人是清醒的，能马上觉察到，老师的话是极大的漠视人性。但老师因何出此言，又还有没有其他的教育工作者也抱有相同的认知，甚至一直以来就是如此进行教育？

回到查建英这本书，书里刘索拉例举的一个现实案例恰好就印证了这种“应试”和“功利”的思想教育正在国际上面临着如何的窘境。“我认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她在八十年代时在国际上同时得了几项金奖……出国以后她很诚实地对我说，她面临着一个危机，就是：中国的音乐家……特别能得奖，整天练的都是比赛项目。但是出来找工作就有困难，因为会的曲目太少，没有西方歌剧演员的修养……只会那几首为拿奖烦人曲子。”

尽管事件发生在八十年代，但并未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而消亡。长期以来，中国教育中缺乏通识教育，缺乏逻辑思维教育，如果家庭教育也报以同样观念，最终很难培育出拥有从容气质和广阔视野的人。但教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中国，高考几乎是普通人掌握自我命运的唯一一条或可称得上公平的途径。激烈的竞争态势下，普及素质教育当然很难。所以几乎从小学起，我们就在为高考准备了，甚至可以说，很多“思想”并不来源于我们的思索、实践与判断，而是靠死记硬背——“背不住就不用上大学了”。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从小就开始在意标准答案是什么，在意如何去通过每一场考试，在意怎样更高效地记住一个段落。最终其实体制内的学习很难获得幸福感——好在幸福不能挣钱，不然得多亏，是吧？

用现实主义的思维看待这个世界是找出症结的必要手段，但现实总是让人沮丧。北岛在访谈里曾提到，说真正的诗人“往往越往前走越孤独，因为他深入的是黑暗的中心”，这种孤独的忧郁正是众多知识分子共同拥有的。然而与他们的忧郁不同，田壮壮仿佛是这群人中的得道真人。对他的采访章节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接近末了，他提及快乐的来源——“以前我们家住四合院，边上有个小酒馆，那些蹬三轮的干了一天活儿，把车往那儿一放，八分钱一两的白薯干酒，几颗花生豆，几个人在那儿聊啊说啊。你觉得他们特快乐。”这样的快乐很简单，也很接近最原始的情感。每个人的快乐或许不同，但都来源于充实感，来源于自身。由此看来，如今众多或抱怨自己不快乐或羡慕仇视别人快乐的人或许是犯了根源错误，以为外界是阻挠自己快乐的缘由。

我不禁开始回忆，是否真像大多数人所说，越活越复杂也越不快乐了。像八十年代的年轻单纯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田壮壮之后提到信仰缺失的问题，又让我想起北影某大学生的毕业作品——动画《前进，达瓦里希》，这部作品人气很高，虽毁誉参半，却无疑让所有观看者都开始审视自己的信仰。什么是信仰？那些遇上日子跑去寺庙里烧香拜佛的，有几位真是奔着信仰？信仰是给予得多，还是索取得多？拜佛让神保佑自己，那顶多的是世俗的、功利的迷信。

八十年代既热烈也悲壮，既理想主义又自我批判。当年热切追求理想的年轻人们如今已不再活跃在一线，而那些他们年青时代的价值观此时正饱受冲击。有趣的是，读完这本书并没有让我产生要回到八十年代的冲动，但它的确引发了我众多关于历史事实与构想的思绪——那些历史不仅仅是受访者们的光荣史，更有深入背后对其的解构。实在值得多次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