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八十年代访谈录》（一）

馬嘉烈

打开前言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完兴趣十足，第二遍则开始畏惧。畏惧原因有二：一是对于访谈，特别是内容深厚的访谈，我向来读得极慢，且思维容易被左右；二是对于年代历史，出生于九十年代后期的我关于八十年代的知识储备仅仅来源于中学的几本历史书和几部电视剧，或许夹杂有父辈的谈资，但毕竟没有亲身经历更没有深入思考过。幸而最终，在多次告诉自己“只当学习访谈技巧”之后，我“毅然”开卷。

而这本书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全书11位受访者（香港牛津版为12位）中只有崔健、北岛和陈丹青我略知一二，其余则完全新鲜。受访者们的年代经历各不相同，即使在同一阵营与流派内，对时代的点评也是各有千秋。从他们的论述中，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浪漫又颓圮的，鲜活又沉重的，与现今相似又相异的世界。

在众多书评里既不乏极高的赞扬，也不缺极低的批判。《新周刊》曾评价此书“为物质丰盛、精神失范的今天提供了照妖镜”，但同时也有人提出批评，认为这本书着力于展现令人“无比厌恶”的“精英主义的话语方式”。在我看来，既然是访谈，则采访者着实记录受访者语言即可，批判作者意图不正或者偏向一个声音的说法本身就涉嫌“精英主义”。并且本书所有受访人并未自我抬高到代表时代的地位，他们代表自己，而他们自己确实是曾生活在八十年代各个领域的人，况且在本书中他们的言论恐怕恰恰并不属于主流精英。再说“精英”，许多精英并不缺乏底层经历，他们拥有的话语权是他们应得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行使话语权，以及由此涉及到的精英个人品质的问题。如今“精英”这名号被漫天滥用，成了“成功人士”、“富人”、“有权势者”等一切强者的同义词，同时，一旦“精英”，则必为“平民”天敌。然而从本质上看，要命的不是精英主义，而是“精英的劣质化（引自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绝不是最周全的80年代事件集，但却是一本非常多样的思想收录。

“终于突然发现艺术是个名利场的时候，你感觉所有追求的东西都很荒诞。”

第八章是栗宪庭的专访。栗宪庭是一个小个子的现代艺术家，穿着很朴素，不开车也不用手机，把家安在北京六环外的宋庄，庭院种着果树蔬菜和竹子。前后两次丢掉职位，栗宪庭仍然在艺术家圈子里备受拥戴。而正因他的平易和气，访谈后段他对于中国艺术现状的悲观表达更加让人唏嘘。

“传统就是能够传承的系统，这是一活着的系统，是能够注入新鲜血液的，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个前提，等于说那块是个死猪肉，你拿来的东西注入死猪肉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是死的了，注也是没有意义的。”“我到过欧洲以后，我才想这个东西，为什么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总是把传统和现代，把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对立起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欧洲那样把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处理得那么好。这个问题至今一直困扰着我。”

如果这段话摆在十年前的我的面前，我当下可能立即会怀疑，社会的很多病症根本是“知识分子的夸大其词”，但现在我会更谨慎地怀疑。我的高中生物老师讲课时常常“开小差”，谈天论地和考纲要求的内容基本持平。这样的开小差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只是圆场笑话或无实质意义的臆想，如今看来却不缺智慧。“做一个知识分子很累的，”有一堂下午的微观课，取下洋葱玻片之后他突然站起来莫名地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你知道什么叫知识分子的话，你就会知道，很累的。”生物老师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那天他端着显微镜走出教室整个过程佝偻的背。

我没查过字典，也没看过百科，我至今都不知道知识分子最精确的定义，但我从那时起，会偶尔恍恍惚惚地觉得，老师的话真没错。知识分子的累，更多的不是源于学科研究，而是因为面对社会。我的父母亲大概可以被称作某个年代下的知识分子。在我的记忆里，年轻的父亲很爱写文章，尤擅杂文，母亲戏谑地说他是有做鲁迅的心，没那经济条件。早些年父亲往报社杂志社投了很多文章，也挣了不少稿费，受他的影响，我从小就看了很多杂文集子，但在我第一次因杂文获作文奖后，在母亲的不满之下，父亲开始监督我的每次作文，以保证我不再写言辞激烈的文章。

知识分子往往是最敏感的人。一般人或者看不见社会的千疮百孔，或者看见了却得过且过，但对于知识分子，不可以。知识分子要坚持立场，知识分子要敢于批评，知识分子要拯救，要站在最前面。然而父亲后来也再没写过什么杂文，博客早已注销，偶尔发发QQ日志，大多是花鸟山水和对退休生活的向往。我不知道父亲是真“想明白了”，还是失望了，疲倦了。

很明显栗宪庭还没想明白。他想要拯救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虽然它已经不再是光鲜的绸衣，而是一块被多次糟践过的破布。国学是不是真的死了，这个问题几年前就在学界有过争议，最终并没有结论（或许永远都不会出现被所有人认同的结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经历过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浩劫之后，国学的核心实质已经被蛀空。历史课本的说法是“断层”，但实际上，即使还有余留，也早已不是曾经的国学了。至少从我们的国学教育上讲，是变形的。

但对于这样的局面，我以为，并非只剩悲观的现实主义有意义。传统已经保持冰冷很久了，自从我们亲手将它踩踏损毁再捧起来小心放进博物馆的玻璃柜与外界隔离起，就冰冷了。但传统文化还有意义。传统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已经渗透进我们血液的温度，尽管那是它仅剩的温度。同时我们把传统文化锁进玻璃柜瞻仰，以史为鉴。与其悲哀于传统艺术的死亡，不妨将传统艺术的死亡当做艺术来鉴赏。一个概念的温暖与否完全源于我们对其的解读，我们赋予它温度，它就能散发热量。其实这件事上也并非栗宪庭不宽容，只是现今留有风骨傲气的文人不多了。

写到这儿突然想起我的一位大学讲师曾在讲课时提起他的某位学生。这位学生向他提出一个“新闻无学”的观点，大概是说自己大学念了这么几年，最后却依旧不知道新闻学究竟有什么好学的。类似的，前些年还有“读书无用”的观点。我想这些无用与无学的提出者或许本质上有个共通点：他们鄙视着那些无法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事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