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诸善之间（一篇关于公正与妥协的、生活气息很浓、很白话的学术文章）

尘沉城 · 发表于 2019-7-17 21:10

【刘瑜：女，博士，1975年12月生，祖籍江西省鄱阳县，学者，作家，诗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这是一个暴躁的时代。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吵架，说起来也是真名实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吵起来竟然也时不时冒出“你这个傻叉”、“XXX这个蠢货”、“你吃XXX的屎去吧”这样的用语。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了，但真要仔细去推敲，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即使是30%甚至10%的分歧，也往往导致“一言不和就掀桌子”。
这样的暴躁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在一个不习惯于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你死我活”传统的文化里，真理永远是独家经营。　
　我对迈克·桑德尔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所有论敌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桑德尔被划分在“社群主义”这个理论阵营里，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开课里，以及根据课堂讲义整理出来的《公正》一书里，桑德尔对社群主义的竞争对手——功利主义、右翼自由至上主义、左翼平等自由主义、康德式的普遍人权学说——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阐释。当然他的论证最终引向了对这些理论的批评，但这是在对其作出最充分的辩护之后。
　　正是因为桑德尔这种“厚此不薄彼”的公允，《公正》一书教给读者的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困惑；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迟疑。但困惑和迟疑并不一定是坏事。当思想太多地被权力用来当作棍棒，困惑就成为宽容的前提。当人人争当杀气腾腾的真理代言人时，迟疑则是一种智性的成熟。“当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比如，有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可能掌握了一个会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秘密，只有拷打他才可能获得该信息。为了获取信息，应不应该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应该？那么好，你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你认为为了多数人的福利，可以牺牲一个个体的权利。但是，如果无论你如何拷打他，他都不会招——除非你对他三岁的小女儿实施酷刑——你还愿意做那个功利主义者吗？在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和一个小女孩的权利之间，你大约感到了迟疑。　
　再比如，篮球巨星乔丹在运动生涯里，年收入曾高达数千万美元。政府应该对他强制征收高税收，以促进经济平等吗？你也许会说，应该，因为他每年交出100万分给100个贫困家庭，对他自己来说，不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却可能大大改善100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改变100个孩子的命运——这里促进的可不仅仅是结果平等，而且是机会平等。可是，那么，政府有没有权力——出于同样的理由——强制我们献血甚至献骨髓呢？毕竟，在体检合格的情况下，捐点血甚至骨髓不会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对于那些急迫需要这些医疗救助的人，这却是雪中送炭。在平等和权利之间，我们再次感到了迟疑。　
　又比如，一个叫比尔的人，碰巧知道一个叫威蒂的人的下落。由于威蒂是个毒贩，正被政府通缉。比尔应该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吗？当然应该，你可能会说。可是，如果威蒂是比尔的亲哥哥、并且从小两人相亲相爱呢？事实上，这个叫做比尔·伯格的人宁可为了哥哥而辞去麻省大学校长的职位，也不肯配合警察揭发哥哥。事实上不少人被他对哥哥的忠诚及其牺牲所感动。可是，难道一件正确的事情，仅仅因为适用于你自己的亲人，就变成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在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和桑德尔式的共同体忠诚之间，我们再次陷入了徘徊。　
　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如果“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愿意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伤亡率而将最高时速降低1/4甚至1/2吗？如果只要不伤害他人，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女性可以将自己的子宫作为一个工厂，在淘宝上出售自己的婴儿吗？如果政府应该保持价值中立，那么政府应该花同样多的钱资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垃圾肥皂剧吗？……根据心理学上的“认知冲突”理论，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但是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正义标准可以放之四海且贯通古今，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正义原则。在读《公正》之前，我们也许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读完之后，可能反而变得糊涂，因为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导致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权利和福利之间，“绝对命令”和“人之常情”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自由和安全之间，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或更合乎时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没有代价的选择，那也许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从立宪派到革命派，从复古派到西化派，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到民主万能论，有太多的观念传销者试图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遍体鳞伤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冲锋陷阵之前，表现出一点点的犹豫？
　　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不是绕过它们。有人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的确，在诸善之间，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公正》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思考哲学的方式。这本书并不讨论一个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引领我们发掘生活的哲学性。在桑德尔的带领下，我们发现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庸常事物收拢的意义就会“孔雀开屏”。大到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小到餐桌上的AA制是否合乎伦理，都可以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亚里斯多德、康德、罗尔斯、诺齐克的思想不再是学派派的概念游戏，而是照亮现实生活的手电筒。　
　在这个意义上，桑德尔可以说是受人以渔而不是受人以鱼。当然过于频繁地掏出“手电”也可能败坏生活的兴致。有一次我和城东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选聚会地点时，我情不自禁地思考：难道不应该在东边聚餐吗？一个人跑胜过两个人跑，这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凭什么要为两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个人的利益，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多数暴政？……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哲学家，千万不能轻易惊醒它，因为所谓理性，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失眠。
本文选自刘瑜著《观念的水位》。

貔貅君临 · 发表于 2019-7-17 21:46

   电影《卧虎藏龙》中有这么一句话，“ 勇于放弃者精明，乐于放弃者聪明，善于放弃者高明 ”，很多人都将其奉为圭臬。可当话题转移到“ 生命 ”，一切就没那么简单了。

   13岁患上恶性肿瘤截掉右腿，14岁穿着假肢重回校园，19岁备战高考却旧病复发 …… 近日，一段19岁小女孩的抗癌自述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故事主角、河北廊坊女孩李明馨的人生，确实“ 比普通人更坎坷 ”。

   自从患病以来，她的母亲卖了2套房，花了近200万。如今癌症晚期的她，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些亲友劝说她放弃医治。但她“ 竭尽全力 ”想“ 掌握命运 ”，“ 既然癌症不是我能选择的，我又凭什么活该去死？” —— 即便她面对的，是渺茫的生存几率、家中高筑的债墙以及亲友放弃治疗的劝说。

   “ 活着 ”的诉求很卑微，虽然有的人活下的成本很高

   在某问答社区上，“ 假如你们得了绝症，你们会放弃治疗还是让家人倾家荡产续命？” 的提问，已被浏览了612649次。

   这是假设。对患癌的19岁女孩李明馨来说，现实没那么多“ 如果 ”。而她显然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她说，“ 我知道，这个病死亡率很高，但我不想放弃挣扎。癌症不是我能选择的，我凭什么放弃活着的希望，凭什么活该去死？” 这说得有些悲怆却又昂扬。两个“ 凭什么 ”，是她对那些劝她放弃的“ 善意劝告 ”的驳斥。

   生存权是人的最高权利之一，人来到世间，“ 活一遭 ”的权利就不容被剥夺。问题是，意图剥夺者是癌症，这会让有些确定命题变得含糊：人当然有权利活着，但如果活下去的成本过于高昂，还得是亲人埋单，那活着是权利还是对家人的陪绑？

   生命至上，但这终究要触碰现实地面：现实中，将生存与成本挂钩，虽然听起来很难接受，却是跟求生欲一样发于人性的本能选择。

   在李明馨的自述下面，有评论说，“ 求生欲望谁都有，你有生的权利。但是，这样拖累父母，尤其是看着母亲日渐衰老的身形和背负的重担，看着母亲为你两次离婚，你于心何忍？”

   这样的质疑声不在少数，也来得很实际：目前晚期癌症的治疗目的并不是治愈，而在于最大程度地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控制疾病进展程度、提高生活质量。单从成本上来看，很多劝她放弃的人是认为，既然无法治愈，那多活几年或几个月的价值和倾家荡产的成本相比有些不值得。

   说得更直白点：你未必能长留人间，你的求生欲却可能将你母亲拖进“ 地狱 ”。

   但求生本就不是该用道德评价的东西。维持生命的成本再高昂，都无法构成否定希望活下去念头的充分理由。

   生命不能用“ 成本 ”去衡量

   就在今天，一则“ 客机放油45吨备降救人，中外医生携手施援 ”的新闻，引发关注。说的是7月16日，东航上海浦东至纽约的航班在飞行途中，一旅客突发不适，并伴有咳血、心跳加快等症状。机组人员通过机上广播找到三名中外医生共同参与救治。根据旅客病情，机长决定空中放油45吨，就近备降东京成田机场将旅客转往当地医院救治。北京时间16日18：19分航班安全备降，旅客送医后转危为安。

   这样救人，成本高吗？极高。值得吗？值得。因为生命本就不能用“ 成本 ”去衡量是否“ 值得 ”。

   在此事中，李明馨想活，她的母亲想她活，这些就足以抵御所有让她放弃的“ 好心 ”之劝。她的母亲一心“ 砸锅卖铁 ”想把女儿的病治好，想必对她而言，女儿在身边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这种母女之间的“ 血浓于水 ”并不能用平常的经济思维来衡量 —— 这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 感同身受 ”。

   面对绝症，选择按钮本该交到患者手上，那个为其生命成本埋单的人也有话事权。但这些本不容别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置喙臧否，用不孝或不智等名头加以评判。

   李明馨说：“ 我热心公益，成绩优秀，如果我治好了，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将比捐献遗体多一百倍。”

   生如夏花对她来说或许很奢侈，但这份对生的执念和对美好的向往，确实如夏花一样灿烂。

   治与不治，都值得尊重

   或许对每个抗癌的家庭而言，都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那就是面对癌症，到底是治还是不治。

   在抗癌突围中，坚持五年十年，创造奇迹的患者与家庭少之又少，很多患者家庭都是“ 人财两空 ”。在中国，每年都有超过380万名新增癌症患者同李明馨一样，对命运或撕心裂肺，或气若游丝地问出“ 我该如何存在 ”。

   李明馨的无奈与艰难并非个例，而是一整个庞大群体的共同命运。这一场跟命运的赌博，有的人坚持到最后“ 得偿所愿 ”，而有的人坚持到最后“ 黯然离场 ”，还有人开局就“ 听天命 ”，准备“ 安然离去 ”。

   “ 死生亦大矣 ”，治疗是不多的选择中的一种，但重要的是，选择权在患者手上。他们决定不了“ 生 ”，却有权利决定“ 是否该被救 ”。无论选了哪样，都没有对错之分。

   对于晚期肿瘤的治疗，出于对肿瘤的畏惧“ 放弃治疗 ”，或是因为因为对疾病的不了解 “ 过度治疗 ”，都不是很好的选择。那样只会将自己置于无谓的濒死困境，或是将家庭拽入不必要的深渊。

   不论生命长短，人都该有活下去的权利。癌症患者可以“ 听天命 ”，可以“ 尽人事 ”，但“ 没有人活该去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