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世纪是属于蒙古人的世纪。

墨墨是只兔纸

13世纪以前，在东亚，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金朝，与南宋、西夏长期对峙。在南亚，小国林立，佛教衰落，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政权不断入侵北印度。在西亚，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早已四分五裂，并遭到西欧十字军和突厥人的东西夹击。

在东欧，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地跨欧亚，控制着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今土耳其）。东欧草原上，斯拉夫人在第聂伯河谷建立起基辅罗斯国，并接纳东正教。在西欧，各国封建领主势力雄厚，王权受到限制，民族意识淡薄，罗马天主教垄断宗教信仰。

从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到世纪中叶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和元朝分别在东欧、中东和东亚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统治，蒙古人征服的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南达爪哇，统治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为此，美国历史学家Harold Lamb称成吉思汗为“全人类的帝王”。

蒙古汗国相比于被征服的国家，有着怎样无法比拟的优势？又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如果抛开将领的指挥能力而言——蒙古军的手下败将不可能都是傻瓜——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主要有两点：军队的机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其中，机动能力取决于后勤保障，后勤保障是否有力，又主要由补给数量和运输能力来决定。

蒙古军在战马之外，安排了大量的驮畜，能够有效解决运输能力。蒙古马耐粗饲，只要有草的地方就能解决饲养问题，加上蒙古军以战养战，用沿途劫掠的方式获得给养，有效地缓解了补给压力。另外，蒙古马耐力好，每个蒙古士兵还配备了数马换骑，所以蒙古骑兵的机动能力明显高出其对手。

骑兵机动能力强，几乎是所有草原帝国共同的优势。但是，蒙古人却拥有其他草原帝国无法比拟的组织能力，正是这种高超的组织能力，才使得蒙古军横扫欧亚大陆上几乎所有貌似强盛的国家。

众所周知，传统的草原帝国都是部落联盟制，牧民们按照血缘关系组成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通过征战、会盟等方式组合在一起，并决出优胜部落，优胜部落的首领就成为部落联盟国家的君主。

但是，这种部落联盟制有着天生的不稳定性，非常容易发生分裂。比如：下属部落首领对君主不满，可以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去另立门户；老一代首领去世，他的儿子们分家会造成部落的分裂；当原先的优胜部落优势不再，新兴部落会重新洗牌。

而蒙古与这些部落联盟制的草原帝国有着本质的不同，铁木真建国后，打破了按照血缘关系组织的氏族部落，每十户牧民编成十户，十个十户编成百户，十个百户编成千户，共编成95个千户，分封给88位功臣、及“黄金家族”的贵戚分别统治，从而构成一套叫做“千户制”的军政组织。这套组织制度带有鲜明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色彩。

千户制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组织制度。作为军事组织，成吉思汗是最高统帅，节制“黄金家族”宗王，而宗王又可以绝对支配下属的千户长。千户长具体负责管理兵员、马匹、粮草、武器。作为政治制度，千户长又是行政长官和案件审判官，所辖百姓都要登记在册，不准脱离本千户投奔另一千户。作为经济制度，国家按千户分配放牧范围，严禁跨界游牧，并且规定各千户应当负担的赋税和徭役。

铁木真降生的时代，草原部落正在进行残酷的角逐，局势极为动荡。草原民族之所以世世代代被金朝欺压，也正在于其内部的高度分裂。为了消弭内耗，就必须打破部落界限，实行统一编制，从而把氏族部落整合为空前强悍的战争机器。

正如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描述的那样：“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是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他们毫不抱怨和倾轧。”

而蒙古军的对手们，则无一拥有这样的组织能力。由于金朝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这些汉人、契丹人并不想为金朝打仗，经常中途逃跑，乃至战场倒戈。所以，尽管金军在数量上远远大于蒙古军，但是却征调缓慢，指挥协调性更是大打折扣。

花剌子模这一庞大帝国的建立，主要依靠突厥、康里等部族的军事贵族。这些军事贵族互相争权夺利，对被征服人民横征暴敛，引发了各族人民的憎恨。另外，统治集团内部也矛盾重重，出身康里部的秃儿罕太后培植外戚势力，对摩诃末构成严重威胁，所以摩诃末对母后、外戚，以及突厥、康里将领全都不信任，所以无法集中军队抗击蒙古军。甚至花剌子模亡国在即之时，康里将领们还企图谋害札兰丁。

基辅罗斯由一系列诸侯组成，这些诸侯独立性很强，还普遍通过一种叫做“вече”的民主会议来商讨国家大事、推举或弹劾统治者，所有的自由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但是这种民主传统和权力结构却造成基辅罗斯内部的不稳定。

当哲别、速不台西征时，俄罗斯诸侯结成同盟迎击蒙古人，推举基辅诸侯罗曼诺维奇为盟主，但是在出征前，加里奇诸侯姆斯季斯拉夫与盟主发生过争吵，所以当姆斯季斯拉夫力战不支时，盟主罗曼诺维奇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结果导致俄罗斯全军被屠杀殆尽。

拔都西征时，波兰分裂为若干各自为政的封建领地，国王毫无抵抗能力。蒙古军入侵西里西亚领地时，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集合波兰军、日耳曼军、条顿骑士团3万人与蒙古军会战，但这支成分复杂的军队难以协调一致，更何况亨利二世想要消耗队友、保存实力，结果导致惨败。战后，蒙古人为了统计战果，从每个阵亡的欧洲人身上割下右耳，据说装满了9个麻袋。

蒙古的崛起，还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带到了欧亚各地。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鞑靼民族（指蒙古人）的奴隶性质使他们在被征服的国家里建立奴隶制和专制主义。”（《论法的精神》）但是蒙古人带来的专制主义，一定程度上并非文明的倒退，而且使很多地区的国家机器变得高效，超越部族政治和封建割据，走向近代民族国家。

以蒙古式的专制主义国家机器取代效率低下的部落政治，最为显著的例子发生在东欧。取代基辅罗斯而崛起的莫斯科公国，在国家制度上摒弃了民主传统，而借鉴了金帐汗国的统治方式，比如每隔两三年就要进行一次彻底的人口普查，而欧洲其他国家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人口普查。俄国的人口普查正是从金帐汗国继承的，因为人口普查登记是实行千户制的基础，蒙古人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就开始实施了。俄罗斯人继承了蒙古人的专制主义制度，逐步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美的强权国家。

在东亚，尽管朱元璋以“驱逐鞑虏”为口号，但是明朝的很多制度都继承了元朝的统治方式。明清两代的中央集权较之唐宋得到大大加强，甚至明清诏书的首句“奉天承运”都直接转化自元代圣旨的“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在每道诏书开头都要极力宣扬君权天授，这在蒙元以前是不存在的。

在西欧，经过数百年的较量，王权终于从教权和封建领主的掣肘中脱颖而出，比如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建立了绝对君主制。王权的强化，从很多方面保障了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

尽管欧洲政客不时地抛出“黄祸论”，但事实上，蒙古西征在很多方面对西欧文明的崛起起到了促进作用。在蒙古西征以前，伊斯兰世界的发达程度领先于西欧，在天文、数学、医学、语言文学等方面均占优势，阿拉伯人的航海和商业，更比西欧先进数百年，这对西欧国家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为此，西欧人组织了数次十字军东征，均徒劳无功。蒙古西征的铁蹄并未践及西欧，却对伊斯兰世界构成毁灭性打击，客观上完成了十字军梦寐以求的目标。

不仅如此，蒙古西征还使伊斯兰世界先进的科学和人文知识传播到欧洲，很多由阿拉伯人保存的古希腊、古罗马著作，再次被翻译为欧洲文字，奠定了西欧文艺复兴的基础。蒙古汗国发达的交通，使欧洲人了解到东方的富庶，激励欧洲人开辟新航路。蒙古军还将中国的火器带到了欧洲，成为西欧君主削弱封建领主的利器，使近代民族国家得以建立。

欧洲传统史学界还把14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归咎于蒙古入侵，主要依据是意大利编年史家Gabriele de' Mussi的记载：1346年，金帐汗国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城（今乌克兰费奥多西亚），由于蒙古军久攻不下，便用投石机将感染鼠疫的尸体抛入城中，“于是很快空气被污染了，水被毒化了，瘟疫蔓延起来。千人之中仅有一人能够幸免”。

当时，卡法是热那亚共和国的殖民地，卡法的幸存者把病菌带回老家意大利，导致约2500万欧洲人死亡，约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是后世历史学家发现，卡法围城战的一年以后，西欧才出现黑死病，而当时从卡法回意大利根本用不了这么久。这位Gabriele de' Mussi一直呆在意大利皮亚琴察，并未亲见蒙古军围攻卡法，他的记述可能只是道听途说。所以黑死病肆虐欧洲可能与蒙古人围攻卡法并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