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货殖列传》浅论政府的经济职能

我不能吃辣椒

司马迁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史记》也被中国人公认为是一部绝世佳作，曾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部著作具有无与伦比的史学价值，而这部著作中的《货殖列传》一部分同时又具有巨大的经济学意义，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 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 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 其中许多闪耀着进步火花的经济思想，研究其经济思想对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读过《货殖列传》之后，最令我感兴趣和印象深刻是其对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我个人浅薄地认为其中的思想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几千年的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中，司马迁在其《货殖列传》所表达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黑暗的天空中罕见而又异常灿烂的星辰，是封建社会中的一朵奇葩。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枚、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在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宣扬无欲、寡欢;孔子鼓吹“安贫”,《论语》记载“子罕言利”的话,又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梁惠王》篇载梁惠王与孟子的对话,孟子要梁惠王只谈仁义,不要谈利,视“利”、“欲”为洪水猛兽,君子不言利。墨子尽管关心和同情劳动者的疾苦,但对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主张也是比较保守的,特别强调“节用”。战国时的法家,讲耕战,也反对商人活动。“崇本抑末”成了战国至西汉的传统思想,封建统治阶级都视工商业为“末业”加以抑制。汉初明文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田。这就严格限制了商人在政治上和在农业上的出路。而司马迁则不然,认为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是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基础。因为物产分布在不同的地区,要依靠商人互通有无,增进交流,丰富人们的生活,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匾少。’财遗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对农虞工商同样重视,把它们视作衣食之原。他当然明白农、林、畜、收和手工业创造财富的根本作用,但他更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他重视货殖,强调农虞工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这与古代的传统思想和当时汉代的官方思想大相径庭、迥然不同,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司马迁就有如此的见解主张,这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商业活动在司马迁看来和农业、工业是一样的，都是人类正常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如何管理呢？政府在其中应该处于何种位置呢？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分工呢？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提出来自己的主张，他的经济思想在现在看来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证明其思想的合理性。

首先司马迁提出来了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注重市场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司马迁看到了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自发调节作用。认为价格是市场供求的晴雨表, 社会产品的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必然引起价格的上下波动 ,“论其有余不足, 则知贵贱”, “物贱之征贵, 贵之征贱”,“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则反贵”。 这种类似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经济思想还表现在财富分配方面,主张按照市场机制自动分配利益, “富无经业, 货无常主”, 在这些领域中通过诚实劳动而致富, 都是正当的、合理的, 故 “贫富之道, 莫之予夺, 而巧者有余, 拙者不足”, “能者辐辏, 不肖者瓦解”。这正是市场经济对社会资源及财富自发调节的具体显现。商品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在于逐利求富,这是人的本能需求决定的。在司马迁看来,经济的发展是有其内在动力的:这就是人们天生的求利求富的欲望。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认为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人类求利致富的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生而俱有。这种本能的充分发挥,使个人聚集财富,而受享乐欲望驱使又去消费财富。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整个社会的经济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而会自动地运转,趋于平衡。人们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利”、“欲”是人的合理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因此应当采用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那么,作为政府其经济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海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甘人们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以利益加以引导:“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万物“商而通之”,这样,“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当然,在必不得已时,国家也可对经济加以干预,不过要尽量减少;再次使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强制、干预,最下策是与民争利。据此理论,司马迁认为西汉最好的时期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约为公元前194年至180年。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这在司马迁看来,是与民争利的下策。司马迁提出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何等的可贵!从这点看,司马迁确实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主张政府过于干预经济生活。他认为最好的政府是随其自然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人为的过多干预。

其次司马迁主张政府应该因地制宜的制定经济政策、发展经济。不同的地理位置气候不同、盛产的物品不同、人民的生产习惯和风俗也不同。因此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全国一个模版、一个标准。司马迁有一段出色的论述:“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地理环境对经济的影响。在 《货殖列传》中, 他列举了很多巧妙利用地理环境发展经济的成功实例, 对于我们今天因地制宜,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贫富之道, 莫之夺予, 而巧者有余, 拙者不足”,在司马迁看来, 贫富出现的道理是自然的, 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 而正确的认识地理环境, 实行因地制宜的发展经济的政策是获取财富的前提。姜太公分封于营丘, “地 卤, 人民寡”,针对这种人稀地薄的实际, 于是致力于发展工商业, “太公劝其女功, 极技巧, 通鱼盐。”由于将地理环境与发展经济的政策合理结合起来, 不仅出现了 “人物归之, 繦至而辐凑”, “齐冠带衣履天下, 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的盛世景象, 而且为齐国长期称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这是地理环境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最后政府应该适当发挥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夫粜 ,二十病农, 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 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 下不减三十, 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 关市不乏, 治国之道也。”在必不得已时, 国家也必须对经济加以干预, 不过要尽量减 少 ; 再次使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 再次是强制干预;最下策是与民争利。这实际上是司马迁 主张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经济政策。

从《货殖列传》来看,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有着非常强的前瞻性, 他依靠自己对经济活动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历史见识, 在两千多年前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 提出了以自由的市场经济为基础, 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助的发展经济的朴素原理; 看到了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提倡多元化的社会生产, 认为农工商并重是经济稳定增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这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