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水悠悠
背力的人多，发货就得排队。四五个公社上百号“背老二”，有时候光等待发货就要耗去两三个小时，于是有人想到了“开后门”。下两供销社经理叫黄国恩，是高桥圆通坝人，他儿子黄明和我们是高桥小学的同学，于是高桥“背老二”的头儿便去找黄经理。那以后，管库房的老冉还真的给我们高桥的“背老二”优先发货了。
除了背力，我们几个发小还经常从高桥赶牛羊去下两食品站。七十年代有几年，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号召，三天一当场的惯例改成了逢周日当场。每个当场天，下两食品站的蔡大泽就要在高桥街上收购牛羊。蔡大泽是高桥人，他大儿子蔡刚——我们叫蔡铁娃子——和我们既是发小又是同学，每次收牛羊他都会把我、青元子、“破坦克”和朱明娃子叫到一起往下两赶牛羊。赶牛羊，我们称之为“吆羊子”或“吆牛”，是个轻松活儿。从高桥到下两每只牛六毛钱，每只羊子两毛钱。每个当场天，我们不是“吆牛”就是“吆羊子”，平均下来每场可以挣一元钱，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了，因此我们对蔡铁娃子感激不尽。
高桥食品站的人经常在货单上写上我的小名作为交接牛羊的凭据。将牛羊赶到下两食品站，找相关人员清点数量然后在货单上签字就可以去找出纳领钱了。给我们支钱的出纳是个二十岁左右的漂亮姑娘。人长得好看不说，她手上居然还戴有一只明晃晃的看上去很是小巧的手表，而且不是戴在左手上而是戴在右手上的。——天哪，在我们眼里她根部就不是人，而是天仙、是神！
女出纳的办公室就设在她的寝室里。第一次去她那里领钱，我们几个站在门口不敢进去，直到她从窗前办公桌前的藤椅上转身看过来，我才结结巴巴地对她说话。看着太过紧张而词不达意的我，女出纳起身走过了微笑着从我手中接过货单看了看，然后示意我们进屋。小心进到室内，就闻到阵阵花露水香气，看着叠的整整齐齐的被子和鲜红缎子被面上罩着的一块钩针勾出精美图案的白色盖面，我们每个人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被女出纳示意站在她的藤椅旁边，只见她手拿货单小声念出货单上我的小名，然后笑着伸出右手在我的脸上摸了一下。在她手指接触我面颊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激动得满脑子一片空白。之后她是怎么给我钱，我们又怎么从她屋里出来，出来时有没有说什么一概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就是女出纳的笑容和自己脸上留下的她手指上花露水的香味。
食品站吸引人的除了漂亮的女出纳更有烘烤得奇香的“军用腊肉”和养猪场里喂的两头超级大肥猪。用杠炭烤出来到军用腊肉表面金黄、肥瘦相间、浓香四溢，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而那两头重量各超过千斤的黑毛大肥猪因为太过肥大已经不能站立行走，整日价只能躺卧在猪圈的石头圈板上，靠蠕动巨大身躯的方式一点点挪动身躯。
七十年代初样板戏电影在全国流行。因为是区政府所在地，这些电影都在下两公社所在地旁边的大操场上放映。那时候高桥没通公路，只要听说下两放电影，我们一街小孩子都要相约步行前往。夏天天黑得晚，加上区里、公社领导还要对着麦克风过一把讲话的瘾。国际国内、区里公社，全国山河一片红、红旗飘飘军号响，唾沫横飞地天南海北一通神侃，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等到放完电影差不多就到了凌晨一两点钟了。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我们一行人行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基本上凭感觉辨认方向。本来，走在最前面的家住苗家山的平岗小学杨进义老师身上背了一个用彩线编织的电筒套套住的新电筒，可他就是舍不得拿出来用，于是我们大家都只能一个跟一个抹黑走路。行走间不时有人摔倒在稻田里田埂下，因为太过困倦我们甚至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猛不伶仃跌倒后被惊醒，忍痛爬起来再走再睡着再跌倒再惊醒。步行到一个叫“三十二步梯”的地方，迷迷糊糊中，突然从前面传来“轰”的一声响动，一路人都被惊吓而变得清醒。天黑看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只好在黑暗中站定相互询问。这时，走在杨老师身后的人感觉好像杨老师不在前面便大声喊叫，喊了几声后终于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从田埂下传来，于是人们又纷纷抹黑爬到近两米高的田埂下将杨老师扶起来。在田埂上坐了一会，大家帮杨老师到处摸了摸并无大碍，我们又继续往回走。心想，杨老师摔了这一大跤总该把电筒拿出来用了吧，可直到走到家门口也没见杨老师将他的电筒点亮。虽然当时对杨老师的做法不以为然，但当知道杨老师上有老下有下自己工资又较低的情况，我们都能给予理解。听说八十多岁的杨老师现在住在南江县城，由衷祝福他健康长寿！
有一次去下两看电影，完了之后我不再和大队人马步行回家，而是和发小继娃子去阳光坝的下两中学找“春二姐”。春二姐叫刘春华，是父亲的拜干女儿，当时在下两中学读初中。步行五里路，又在下两粮站和中学之间的一段山路上转错了好几次方向，待进入中学大门找到春二姐，我和继娃子差不多在迷宫一样的中学校园里迷瞪了将近二十分钟。第一次进入真正的中学，虽然黑暗中看得并不全面，但朦胧中一排排校舍教学楼却让我向往不已。
第二天吃过早饭，春二姐将我们送出校门口就回去上课了。从校门口下来就是区粮站，然后是马路。粮站有好多仓库，我们打算走捷径到马路上。正在仓库中转悠时，突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小名。扭头一看，认得是粮站的站长丁茂珍，我叫他丁叔叔。知道我们要去下两，丁叔叔说看看有没人骑自行车去下两，如果有就让人带上我俩。
跟在丁叔叔身后走到粮站靠马路的一排平房处，还真就有几个人正准备骑车去下两。其中一个名叫张有光的人因为和我哥是好朋友所以我们也彼此认识。张有光是下两粮站开票的，不仅人长得很帅而且还有一辆随时都擦拭得锃光瓦亮的永久牌自行车，他在当时的下两拥有相当高度知名度。那时候自行车是个稀罕物，普通工作人员买一辆不仅要花去至少两年节衣缩食的积蓄，关键问题是它非常稀缺，没有很硬的关系你拿钱也买不到。自从有了自行车，张有光对其视为珍宝。虽然绝不外借，但却不拒绝载人
我和继娃子坐在张有光和另一个人的自行车货架上，一路从下两粮站往下两街上骑行，心里那个激动啊，连说话都有些发抖。十来分钟后当我们被放到木船社门口时，感到特别意犹未尽。于是，我和继娃子便决定跑到黄桷树那里去耍到下午才回家。
位于场头上的黄桷树是下两的风水。五六个人才能合抱的巨大树干和主干周围大大小小的若干支干撑起了一片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树冠。围绕黄桷树的根部，裸露在外面的发达根系盘根错节、纵横交织在一大片陡峭的河岸斜坡上。肥厚宽大的树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在离地十几米的头顶，形成一个天然的树叶穹顶，穹顶下面是一块面积上百平方米的青石铺就的坝子。盛夏酷暑，烈日被黄桷树浓密的树叶阻挡，穹顶下便形成一个巨大的树荫。空旷的树荫下，轻盈的河风不时吹拂给人送来阵阵清凉，那处坝子变成了街坊和过往行人乘凉的好地方。1978年，下两到高桥通了公路，黄桷树下面的河道建起了车渡，在黄桷树下歇气停留的人就更多了。
当时有个地质队驻扎在下两公社旁边一处民房里。中午饭的时候，地质队的人就喜欢手端饭碗菜碟到黄桷树下面吃饭。那时候人们不仅羡慕地质队的人工资高，更眼红他们吃得好。每天中午饭，就见地质队的几个年轻男女一手拿筷子，一手将一碗白米干饭和一碗炒肉片重叠在手掌和手腕之间，边走边吃。肉片正是“军用腊肉”炒的，百米之外就能闻到一股浓烈的香味。吃着没有任何杂粮的白米干饭，嘴角流油地咀嚼着半肥半瘦的炒肉片就已经让我们看得口水直流了，可那些人居然还边吃肉边将肉皮吐到地上，其中有个穿得花枝招展的女的不但吐牛皮还吐肥肉，这就更让我们把持不住。虽然边吞口水边做着要把那个正在吃肉的家伙换成自己的美梦，但更多的是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愤慨。
“还下去看老街吗？”堂兄一句话将我从回忆中拉到了现实。站在桥上放眼四顾，记忆中的好多景致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满眼所见又将心中那几许乡愁冲淡：
渡船码头没了、车渡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铁路和公路大桥；
巨大的黄桷树虽然只剩下几根小小新枝，可四面三山却早已林木葱茏满眼苍翠；
老街破败了、冷清了，然而一个规模更大的新镇却早已将下两和阳光坝连成了一片；
尘土飞扬的老马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不仅有高速公路还有路面整洁的省道；
听说几年后，一条高速铁路又将穿山而过。
变化太快让人有些反应不过来，但无论如何变化，两河汇聚的下两河却总是生生不息悠悠长流……
（完）
韦平 2019年1月13日修改与沙头角碧桐海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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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9 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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