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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沅江一个12岁男孩因不满母亲教管严格，持刀将母亲杀害引发舆论关注。目前，男孩被释放，其亲属表示想把他送回学校继续接受教育，却遭到家长们的反对和担心。对于这样的事情，社交媒体上再次掀起舆论争执。多数人认为，即便法律上不能给予惩处，但是并不等于道义上就可以一笔勾销。而也有部分人认为，对于少年犯罪行为，应该给予更多的社会宽容，以便拯救一个罪恶之子。
从立场和因果出发，似乎这两种声音都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前者立足“外围者”的安危，认为“前科者”不应该被再次归入人群，而后者则认为，少不更事儿，如果社会不接纳，将会铸就更大的罪恶。说到底，两者都在权衡罪恶，只不过衡量的立场不一样而已。
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应该给予“前科者”一定的空间。就湖南沅江男孩来讲，从弑母到被释放，着实时间不长。这实际上对周遭和男孩而言，显得有些仓促。法律意义上有无罪行是一回事儿，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周遭的接纳，还是男孩的安抚，都应该需要一段时间。
因此，作为“学生家长反对弑母男孩返校”，也就在情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们不是不让弑母少年上学，而是希望“事件冷却”一下，就是周遭能被解除恐惧，男孩被良性调教。但是，从悲剧发生到男孩被释放，流程的干净利落，还是让周边人有些难以接受。
事实上，弑母的男孩是不是一定会再犯下这种恶行，这与释放的早晚并不构成绝对逻辑。只是，从周遭的认知中，人们总有种不安全感。坦白讲，将自己的安危寄托在别人的手里，自然会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思维的延展下，倘若所处的环境里有“前科者”，自然人们就会感到不安。
但是，从改过自新的层面上而言，如果社会中的一些无知少年完全被社会架空时，或许更会造就恶行的产生。作为健全的社会来讲，除却要考虑多数人的感受，同时也要做好救赎和打捞的准备，只有如此，失足者才会被改变，戾气才会被消解。所以，对于恐惧“前科者”的心理，我们应该有一个更理智的认知。
通常来看，恶性标签“偏见”是比较广泛的。古谚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将一个人硬性的推入二元善恶论中。可事实上，作为人来讲，很难用善恶去解构的。不过，从公众的表达来看，善恶的分类方式，却很是普遍。说到底，恶性标签“偏见”是一种群体认知。
单就个体对个体来讲，在评价的时候，是很难用好坏描述的。因为，在别人认为很坏的人，在他（她）的朋友来看，却有可能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有时候很多个体的特征，是很私密的。因此，多数群体性评价，也就会带有倾向性。
所以，要想完全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群体性评价。因此，也就能理解，很多调查记者，为何会进行很细致的周边抄检，在他（她）们看来，越是多元，越是亲近，才能更好的抵达真相。说到底，法律只是结果性裁判，而要了解人性本真，必然需要全面接触。
当然，偏见也是一种预判。对于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社会心理学指导的人，几乎很难毫无杂念的充当社会事件的“审判员”，这种情境下，任何预判都难以剥离过去的经历和记忆。甚至，只要群体成员的意见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认为是对的，并希望得到验证。
而少数人的意见，却很容易被淹没。所以，“从众”的概念就应运而生。当然，从众不仅随着情境变化而变化，也会出现个体差异。就比如“学生家长反对弑母男孩返校”这种情况，想必不少家长会有不乐意的想法，但是并不会直接提出来。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捅破这层窗户纸”，就会触发更多人跟进。并且，很明显的一点是，这种决定近乎是绝对性的“自利”，而非对男孩有些许宽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众”本身就是一种自立性立场的表达方式，但凡出现利益分歧，也就会显得很疏离。
只是，从长远的，普遍性的社会事件修复来看，这样的“一边倒”认知，却并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我们所处的世界里，肯定会有“前科者”，有的人属于主动作恶型，有的人属于被动作恶型，前者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可后者有时候却很难三言两语定论。
有关“弑母男孩”，在一定意义上，并非是个体的悲剧，应该是家庭的悲剧。她的母亲即是受害者，也是悲剧的铸造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关乎对抗外界的行为方式，都应该是后天形成的。而作为一个12岁的男孩，家庭的责任应该是主要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男孩弑母之后，整个社会也表现出冷酷的拒绝，就代表男孩也会被我们“杀死”。作为有过恶行的孩子，暂时的单独调教，这没问题。但是，对于未来而言，他还是应该被社会平视，而非因一件难以挽回的事实，就彻底被“前科”之行，钉在耻辱柱上。
姬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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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3 01:28
发表于 2018-12-13 1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