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的新都被誉为“蜀中宝玉”“天府明珠”。历史上也有不少古迹和文物，而东汉王稚子阙、宝光寺、寂光寺和正因寺正是营造学社。此次前往新都考察的目标。
1939年11月16日下午两点，梁思成、刘敦桢等人从成都北门外汽车站出发，乘坐人力车往新都赶去。这条新成公路，便是以前的北大路，是川陕驿道南端的最后一段。
遗世独立的宝光塔，即便还未到达新都远远就可以看见一座白色的塔。高耸在一片葱葱郁郁的树林和青砖黑瓦的建筑群之中。
在古城新都，从简陋质朴的田间小庙，到壮观精美的寺院，真可谓“三里一庵，五里一寺”，据清代道光年间编撰的《新都县志》“祠祀志”记载，当时的寺观数量超过六十处。
那些已经消逝的遗迹，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曾在新都考察过的寂光寺、正因寺如今都已经被拆毁，消失得无影无踪仅在营造学社成员的图文记录中留下了一些片段。
东汉王稚子阙，是国内稀有而珍贵的文物之一，从宋代开始就有许多著述记载过它。清雍正九年（1731年），“汉故先灵侍御史”一阙没于沟水，唯“汉故兖州刺史”一阙尚存，字分裂为二。道光十七年（1837年），新都知县张奉书用砖石嵌合，碑字为一，同时又在王稚子墓前修瓦房三间，将阙立在瓦房中后壁。
寂光寺，位于新都县东十几里，庙子不算大，其大殿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经过细致观察细节，梁思成发现这座大殿虽然屡经培修，但斗拱梁柱极有可能还是明宣德时期的旧物。
营造学社成员刘致平于1941年来到这里，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测绘和考察，确定它为明中叶的建筑物。
外檐采用厚重的五彩重昂如意斗拱，昂尾长达两步，架交在金檩底下。刘致平对大殿的天花板赞不绝口：“天花板的制作可以说是相当精美的。天花枋底下，用斗拱、雀替、斗子、蜀柱承托，这不但是制度古老，而且雕制得也非常精美……此寺大殿则用小方格状的平闇。平闇也是唐辽古老建筑上常见的东西，而此殿仍用此制度，可以造这殿的木匠应该是一位有来历的大师了。”（刘致平《西川的明代庙宇》）
正因寺，位于新都县东南七里，始建于唐代，最初叫作“静乐院”，明永乐年间改为“正因寺”。万历年间，僧人果庆大事修筑，使其成为一方名刹，规模宏大、建筑雄伟，明末毁败，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重修。而寺中刻造于南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的千佛碑，一直被历代寺僧视为珍宝。
碑身虽然仅高175厘米、宽65厘米、厚14厘米，正面却雕刻了小佛像21行，每行29尊，每个小佛像高度约5厘米；碑的中央有一龛，内刻一佛二菩萨；碑侧于小佛龛下，刻四天王像及供养者。
梁思成在《西南建筑图说》评价道：“惟南朝造像碑，稀如星凤，获此足弥其阙。”足以可见这块碑的珍贵了！
宝光寺，闹市听梵音。相比那些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的建筑。宝光寺是极其幸运的，它历经数次战乱在毁损与重建中轮回演变最终被留下来
关于宝光寺里面存在的建筑美学，那是相当的有趣，为什么它被称作“无垢塔”？五百尊如此世人化的罗汉像到底存在着什么意义？
寺内一塔、二坊、三楼、四殿、十二堂、十六院组成的数十座建筑主要以宝光塔为中心。
无垢塔，也就是宝光塔，前后有天王殿、七佛殿相呼应，左右有钟楼、鼓楼相对峙。梁思成认为这样“中为无垢塔，巍然全寺中心，而佛殿位于其后”的布局设施，“犹存唐以前旧法也”（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
来自人间的“五百罗汉”，五百罗汉堂，位于宝光寺大雄宝殿东侧，建于咸丰元年（1851年），内有500尊罗汉像以及77尊诸佛、菩萨、明王、祖师、名僧和十八罗汉等塑像，是中国现存四大罗汉堂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泥塑罗汉堂，以塑像奇巧多姿而扬名天下。
不同于往往千人一面的菩萨像，他们就好似五百个来自人间的普通人嬉笑怒骂、神情各异或胖或瘦、或美或丑或喜笑颜开、或愁容满面
正是由于工匠们敏锐的观察力扎实的泥塑技术以及大胆的艺术表现力才使得这五百尊罗汉像千姿百态、妙趣横生。
新都的城市景观早已随时代变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幸有这些来之不易的照片为我们记录了新都当年古朴安宁的模样。
通过珍视我们的文化遗产呵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让古老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中国营造学社
营造学社是中国第一个以研究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在其存续的短短15年中，学社成员在战火纷飞的艰苦条件下坚持不懈地从事学术调查与研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基础研究资料，造就了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的开山大师，对于中国建筑史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有着开创性与奠基性的深刻影响。
此次调查范围覆盖成都、重庆二市，及巴、南溪、宜宾、乐山、峨眉、夹江、眉山、仁寿、彭山、新津、灌、郫、新都、广汉、德阳、绵阳、梓潼、昭化、广元、阆中、南部、蓬安、渠、乐池、南充、蓬溪、潼南、大足、合川等二十九县。这也是学社最后一次野外调查。
（来源：新都|新，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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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2 1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