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版丹棱县志(手稿) 发现及回归始末

南山种豆翁

清代道光版丹棱县志(手稿) 发现及回归始末

南山种豆翁

    退休之后，笔者闲暇时喜翻阅地方县志。在民国37年版《丹棱县志》中，十分突兀地辑载有一篇道光年间县令高士魁撰写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季春的《续修丹棱县志序》一文，而我遍查当时县志办保存的另外两部县志（光绪版《丹棱县志》,民国12年版《丹棱县志》）中，却均未收载有高士魁撰写的《续修丹棱县志序》。《续修丹棱县志序》原文如下：

                              续修丹棱县志序

     彭志载，康熙时，张署令晓修邑乘，此彭志所称旧志也。下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彭磬泉司马修志时近八十年，沿革迁移，积而愈多，得彭志而康熙以下之事迹昭然矣。自彭志以来近九十年，沿革迁移，积而愈多，及今不为掇辑，则乾隆以下之事迹奚以传于后乎？因念昔人论邑志之善者，推前明康德涵殿撰《武功县志》为第一。其书釐为七篇，首地理志，城郭、山川、古迹、庐墓悉载焉；次建置志，官署、书院、驿递、市场、沟渠悉载焉；次祠祀志，正祀而外附之以寺观；次田赋志，田赋、户口而外附之以物产；次官师志；次人物志；又次以选举终焉。裁万余言，而后稷封郡以下数千年事靡不综贯。其于吏治之得失，民气之淳漓，一方之利弊，洞见源流。至典礼、习俗、物产与他处同者则略之。文章关乎邑事者附载各志中，其无关者则削之，简而明，质而文。国朝来入《四库》，为州县志式，洵足贵也。余不敏，公暇辄仿其式编次焉。彭志所未备者，以通志补之；通志所未备者，以档册补之；档册所未备者，以耳目闻见补之；闻见所未备者，则待多识之君子补之。但使乾隆以下近九十年所为沿革迁移者，得以粗传于后，斯则张、彭二君之用心，余窃有取焉尔。道光二十五年（1845）季春，知县事山阳高士魁

     阅览此文，当时我凭直觉认为在道光年间丹棱县应该还修过一部县志，但现存的历版县志中却又没有丝毫提及有过道光版县志一事，这让我感到十分的奇怪。

    因此，在以后的查阅资料过程中，我十分地留意有关线索。终于在2012年，我找到了这部县志的踪迹。原来在道光年间，时任丹棱县令高士魁撰修的这部《丹棱县志》，不知啥原因，修好后并未刻版印刷；且该志作为未刻之孤本，也并未留存在县內，而不知啥原因辗转收藏在上海图书馆。  

    2014年，县志办启动丹棱县有史以来规模巨大的旧志整理工程，我告之县志办丹棱尚有一部道光版手稿《丹棱县志》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应趁此次整理机会，复印回来一并整理付印。县志办初始怀疑不信，见我信誓业旦旦地说此信息肯定真实可信。果然，经与上海图书馆联系，并说明当下我县正着手启动点校整理旧志工作，希望能扫描复印回县，务请理解支持。最终，费尽周折终于在2015年将此手稿孤本复印回丹棱。也让我十分有幸地能亲睹其庐山面目，阅览全稿。  

     在道光版《丹棱县志》卷首，载有高士魁写于道光戊申（1848年）冬月《重修丹棱县志叙》一篇。全文如下：

     道光癸巳（1833）之冬，余莅斯邑，逾年(1834)，峨边、越嶲猓夷不靖，大帅帅兵讨之。邑人士津贴兵饷数千金。又逾年(1835)，修文庙，移魁星阁，邑人士捐输经费又数千金。其时，司事者言及志乘体例未当，且年久，宜修葺。余以邑而瘠，连年输金从公，亟应休息，且年久事增，采葺非一朝夕事，且侯再举。未几，余于役京师，往返近一年，权简州者逾年，此事未暇及也。近得大府檄，将移蓬岭知，不获。久居此，爰取邑人士数年所采葺出志乘校之，体例准诸明康德涵《武功志》，事迹则以邑人彭司马遵泗原书为蓝本。彭《志》所未备，以旧志补之；旧志所未备，以州志、省志补之；州志、省志所未备，以耳闻目见补之；见闻所未备，则阙焉以待邑人士随时补之。书既成，非敢谓事增文省也，聊以应邑人士之嘱云尔。道光戊申（道光二十八年1848）冬月，知丹棱县事山阳高士魁。

    在《重修丹棱县志叙》一文中，高士魁叙述了道光志修撰经过。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 冬天，高士魁到丹棱任职。到任职不久，高士魁积极筹措兵饷、整修修文庙，移建魁星阁，修整县衙、尚文兴教、安境抚民等。在此期间，县中司事者建言旧县志乘体例未当，且年代久远，应该修葺。但，高士魁认为丹棱贫瘠，连年输金从公，亟应休息，且年久事增，采葺史料又非一朝一夕就能办妥，主张以后再说。后在道光十八年（1838），高士魁因公务去京师往返近一年之久，回县后又代理主持简州政务两年。在代理主持简州政务结束后，高士魁又离开丹棱调任他职，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高士魁又复任丹棱。高士魁复任丹棱后，闲暇之余，才又着手采葺资料整理编撰县志，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笔者推测应该县志初稿已基本完成，故在当年春天，高士魁作《续修丹棱县志序》(见民国37年版《丹棱县志》卷首序之三) 。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高士魁又接上峰调令，将赴任蓬州知州，但不知啥原因又未成行。于是，高士魁又再次对县志书稿进行校定。“体例准诸明康德涵《武功志》，事迹则以邑人彭司马遵泗原书为蓝本。彭《志》所未备，以旧志补之；旧志所未备，以州志、省志补之；州志、省志所未备，以耳闻目见补之；见闻所未备，则阙焉以待邑人士随时补之。”冬月，“书既成”，又作《重修丹棱县志叙》(见道光版版《丹棱县志》卷首)。

    但不知啥原因，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西丰城监生毛震寿接替高士魁任丹棱县令，高士魁调知蓬州知州。届时，高士魁并未将志稿移交给继任者江西丰城人毛震寿。而是将书稿带在身边，在辛亥(1851)冬谢病归里时，随身又带回了江苏山阳(今淮安) 。清咸丰五年（1855），高士魁又将书稿交与他的淮安邻居同年进士丁晏，丁晏为书稿作跋文一篇,跋文现附在道光版《丹棱县志》后。

                   《重修丹棱县志稿》跋

    紫峰同年仕丹棱宰，修邑志，仿康对山《武功志》，简雅有法，志乘之善本也。《人物志》：李塾下问郎十二备如何？命题一明一暗，阅者莫详其说。余考之《玉海》“官制”：郎十二备，宋元之制也。元丰六年八月，吏郎尚书李清臣赐承务郎以上乡贯出身、历任功过，为《备选具员》十册，又《备选具员总目》一，《事目》一，别录一册《圣训》及《吏部人才之辨》。编次承务郎以上出身、历任功过，以备选择；又元丰二年九月，详定官制，六曹有郎中员外郎，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左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著作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大理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将作丞为宣义郎，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为承奉郎。校书、正字、将作监簿为承务郎。自承务郎以上凡十二等，皆备选之员，所诏郎十二备也。又出题一明一暗，见《宋史·选举志》。余见近之修志者，漫冗无法，褒扬失实，常窃病之。今见紫峰此书，著述体裁，上符古之作者，既嘉其用心之精，复为考其官制，附书于后。咸丰五年(1855)嘉平腊前二日，年愚弟丁晏跋。

    以后，物转星移，山河巨变，《重修丹棱县志稿》辗转流落民间，后来被上海图书馆收藏。今天此志稿能得以重归故土，也算乡梓之一大幸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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