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安宁
德阳市政府
肖安宁，男，1952年出生，四川德阳人，原政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2年，政通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
1995年底，德阳旌湖开发区内发生了塌楼事故，政通公司虽与之无关，但由此受到政策限制，政通公司开发的房屋不能如期交付。购房者纷纷要求退款，有的还到政府上访。玉兰油欧莱雅等6折起用UC免费发450条短信大奖新浪iGame免费抽盛夏靓丽风景线
1996年3月21日，肖安宁等人被捕，其企业性质由民营强行变为集体，其企业财产被拍卖。肖安宁被以“侵吞国有资产”等罪名起诉，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2001年9月，肖安宁的代理律师覃天云向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写信反映情况，周永康先后两次批复。
2002年11月，四川省高院决定重申此案。
2003年9月，经过8年艰难的申诉，四川高院做出了撤销原德阳有关政府机关认定政通公司为集体资产的文件。
而肖安宁本人至今仍在狱中。
据悉，现任的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肖安宁案件的进展情况极为关注，并在一些场合表示了妥善处理的意愿。
肖安宁事件过去已有八年，给德阳留下的最大后遗症之一是：西部城市德阳的政府虽然不像某些地方采取简单压制民营经济的做法，但某些官员早已在手握重权的同时，“积极”以个人身份介入经济事务，由此形成的暗潮汹涌直接冲击着正常的政商关系；
后遗症之二是：某些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并非体现在制定公正的游戏规则、改善企业生存环境上，更多的是以“垄断者”的身份去挤压市场空间，抬高市场进入门槛，增加企业灰色成本；
而第三个后遗症是：肖安宁的遭遇让众多企业(包括民企和国企)集体失语，他们要么就是默默承受抬升的市场门槛或成本，要么就甘为少数官员手中摆弄的“棋子”。但因此而来的“民企原罪”的舆论指责却毫无例外地落在了他们的头上。
这种情况在德阳虽为局部，但无疑已成主政者的“心头之患”。
昔日大亨的隔世之变
以八年的跨度去看世界，一切都在飞速变化，对昔日的德阳地产大亨肖安宁来说，亦是如此—
2004年8月2日，本刊记者采访肖安宁的妻子温敬堂，据温介绍，八年牢狱之灾似已磨去肖安宁的棱角：负责监狱黑板报等宣传工作，肖在狱中的日子并非艰辛，他还在写剧本，并尝试着融入自己的经历，据称是四五十集的容量，甚至有好事者表示愿意向他买下版权。
“肖安宁不恨那些整他的人了。”此前，肖安宁在德阳则以“嘴臭”而闻名。温敬堂告诉记者：“即使会有官员支持他，也不见得安全，因为肖安宁只是一些人手中的一颗棋子。”八年牢狱之灾虽然击碎了肖安宁德阳地产大亨的身份，但同时却将他从尴尬的官商博弈困境中解脱出来，温感慨地说：“肖安宁的内心始终是恐惧的，他经常拿胡雪岩的经历讲给我听，所以他更愿意和所有的官员保持距离。”
八年，对于昔日的大亨来说，宛如隔世；对于德阳，昔日大亨的“特殊经历”却似乎没有在当地留下太深的印记，当地商界乃至政经格局早已平静地进入一个“后肖安宁时代”。
“后肖安宁时代”的企业失语
肖安宁的遭遇让当地众多企业(包括民企和国企)集体失语。
肖安宁被捕入狱、政通公司被工商局注销，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追忆紧接而来的八年，当地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现在，像政通公司董事长肖安宁那样‘嘴臭’、又不懂得勾兑(方言，意为拉关系)的企业家，在德阳已经不存在了。”
这或许是对“后肖安宁时代”的一个抽象的描述：
企业，无论是大小，亦无论是国有或民营，小心翼翼地生存、发展，商界与官场保持着一定距离，而彼此间的微妙关系更有类于机器零部件之间的“润滑剂”。
当地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记者：“肖安宁的事情给我们上了一课：光靠自身的能力搞好企业是很难的，而跟政府搞好关系是空的，关键是要‘勾兑’(方言，意为拉关系)好相关领导。”记者采访的德阳商界人士，持这样观点的占了绝大多数，其他的人不是沉默就是避而不谈。
有知情人则向记者爆出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目前德阳最大的民企中方公司的董事长蒋佩勋在几年前亦曾险遭“翻船”：蒋拥有一家房产公司，与肖安宁的政通公司一样，蒋的公司也是“红帽子”企业。2000年4月，检察院欲以“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将其起诉，案涉蒋把房子低价出售给某领导，涉嫌变相行贿。蒋面临一场牢狱之灾。
但蒋的运气恰在于她远比肖安宁灵活变通。据说蒋当时就“运动”了若干关系，有关部门为蒋的公司出示了一个证明公函，证明其公司的资产性质“在企业改制中一般不作界定”。此函最终让检察院放过了蒋。
相关人士对蒋的事件说法不一，知情人透露，蒋本人为此遭遇甚感郁闷，大叹官商关系处境之艰难。但当地亦有清流人士不认可蒋的“变通”作法，他们反而赞赏肖安宁的“嘴臭”。
德阳一位律师在接受采访时，与记者一起探讨当地人的心态：权力不受约束地在市场领域横冲直撞，商人们在妥协退让的同时，又希望有像肖安宁这样的耿直之士能为之出头，对某种官场力量形成抗衡。
在“后肖安宁时代”，普通的创业者、投资者生存状况并无明显改善。记者在街头不时听说类似的传言：
张某，包工头出身，后来开了一个公司。虽然成为了老板，但生活并不滋润，烦恼多多：盖了栋别墅，却害怕被人敲诈，自己不敢住，结果别墅改成了仓库；买了辆高档轿车，却被某些官员借来借去，长时间不还；开了家茶馆，结果莫名其妙地烧毁，至今也无法破案。无奈之下，张某注销了自己的公司。若从事业务，就挂靠在国有公司名下，定期交一些管理费。“不是不知道勾兑的道理，但是像这样的小本经营，如何勾兑得起啊？”当地人士如此评论。
旌湖开发区的一位投资者的做法更是古怪：该投资者的企业经营状况已经是危机重重，然而老板对此无动于衷，仿佛是要有意亏下去。原来，老板已经将净资产转移了大半，就等企业破产。原因何在？企业被搞惨了，整车的产品不时被无偿拉走，一两次还好，经常如此，企业怎能承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得已只好出此“破产”下策。
“勾兑”背面是另一种“狂欢”
德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近年来也涌现了这样一批企业—这些企业的生长有一种特殊的轨迹，因了其背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背景，迅速崛起而臻雄厚，形象颇为招摇。但得来容易，败了也快，其中有一些生命周期并不长。
当地一位人士用了一句不恰当的成语来形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意谓在肖安宁“沉没”之后，企业“失语”，某些官员失去对立面的制衡，在搞活地方经济的名义下肆行聚敛，其特点就是权力介入资本，权力的趋利行为渐成经济活动的杠杆。有人已将之定位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即“权力资本”。为此，某些官员对肖安宁的“沉没”表现出一种幸灾乐祸，一种情绪上的“亢奋”甚而“狂欢”。这种狭窄利益团体的“集体狂欢”，对德阳正常的政治经济生活无疑构成了威胁，是一种挑战。
这种在德阳广为流传的猜测，体现了对“权力资本”露出苗头的担忧。
“这就是某领导女婿的地。”2004年8月初，德阳旌湖开发区的边上，放羊的农民老张手指着一块荒草丛生的土地对记者说。
据估测，老张随手指出的这块土地面积在50亩。知情人透露，其使用权属于当地某权要之女婿开办的房地产公司。老张对此事所知甚详，因为这块地原是属于他们村的，到现在已经荒了两年了。
然而，即使把土地荒着，新的主人依然是赢家。德阳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披露，当年这块土地的成交价每亩不超过20万元，而现在，地价涨到了每亩60万元。新的主人即使不开发，甩手出让也可至少净赚2000万元。
土地一般总是某些权要者及其亲朋好友率先攻掠的对象，何况德阳正值新城开发的高潮，1997和1998年，德阳进行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除了为正常营商创造商机外，也为一些“搏空者”提供了无限的想像空间。
对上述这家有官方背景的公司，德阳人的说法很多：只要相中的地，几乎没有要不到的。
某小区的开发商亦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发家“传奇”：
有知情人透露，该开发商上世纪90年代做装饰装修起家，后来“攀”上了某要员的女儿，两人拍拖，感情甚笃，业务上的好处随即而来—坊间传说，某机关大楼装修订单就是要员的一个“命令式”电话就落到了这位人士的怀中。这为其挣得第一桶金，之后便转向了房地产。
坊间传言总是似真似假，但众多人群津津乐道地广泛传播这些传言，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公众对权力资本的极度反感。权力对资本的介入或结合，对少数人可能是一条“鱼跃龙门”的捷径，对社会公众或多数阶层来说，则是一种充满杀伤力的生存威胁。
一些想要生存的民营企业无奈地选择“勾兑”权力，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勾兑费”，不少企业付不起这笔费用。不愿或无力“勾兑”的企业，就只有在困境中苦苦挣扎一条路。这样的竞争显然有失公平。
资本角逐的“三国演义”
一位热心资本分析的人士认为，当地的资本来源日益演变，目前已形成“政府资本、民间资本、官员个人资本”三种主要来源，三者并存，又相互转化。进一步的态势是：官员个人资本对政府资本的鲸吞，民间资本对官员个人资本的献血，官员个人资本对另两方均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杀伤力，可能是最后的赢家。
官员个人资本对民间资本的压制是显而易见的，而其对政府资本的侵蚀，则显得有些神秘，但“神秘”掩盖不住背后这股力量的一路凯歌。
大环境为此提供的“机会”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企改制步入纵深，“国退民进”浪潮狂飙突起。由于上下左右不同视角的考虑和计算，改革进程到了底下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扭曲。
这场资本角逐的“三国演义”，在若干场合，明显地以官员个人资本“大获全胜”以告收盘。
东方电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工)原是一个大型国企，1997年末，总资产近4亿元，持有股本5429.3万元，其中国家股3329.3万元。资产负债率60%左右。而到1998年，不到一年时间内，东工由于经营方面的诸多原因急转直下。1998年底，东工宣告破产，后被德阳市政府出售给了四川鼎天集团。又经几年周折，鼎天终因经营不善而垮塌。
2004年8月3日，在东工的家属院内，接受记者采访的原东工的工人及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就企业破产被收购过程以书面形式提出了疑问：
——为什么是鼎天？
1998年5月，政府某领导带着鼎天集团的负责人来到德阳，很快，便开始了转让谈判。在此之前，东工也接洽了几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但都因种种原因而告吹。
——转让资金“空手道”？
据职工反映，鼎天的转让款为每股1.9元，共4661.02万股，总计8854.94万元，但鼎天只支付了8000万元，之后，政府又将这笔款子转投给鼎天集团在德阳开办的鼎天科技园：5000万元用以投资款，3000万元用以鼎天科技空做收益帐。
这些“说法”直指幕后交易，人们纷纷猜测官员个人资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面对大街小巷的议论，政府方面则选择了沉默。
1999年7月，四川什邡化工集团(德阳市属的国家二级企业，位于什邡—德阳的一个县级市)被宏达集团收购。至今，仍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遗留问题。
原什化集团下辖什化股份公司和磷酸盐分厂两个单位，前者经营良好，而后者则出现巨额亏损。该集团职工反映：“(集团)以什化股份公司的名义为磷酸盐分厂担保贷款，(而集团)破产时又不敢如实上报巨额亏损，将1.4亿元的贷款转嫁到股份公司头上。”
宏达集团将什化集团买下后，对什化股份公司进行控股。然而，“到了2002年7月，宏达集团不愿背负这笔债务退出变为租赁。”宏达每年上缴500万元的管理费，租赁期为15年。
因此，拥有什化股份公司内部部分股权的966名职工担心：“无论宏达集团是控股还是租赁，有关部门都没有对什化股份公司的股东共同财产进行过评估、审计，没有督促宏达集团在控股期间按《公司法》进行规范化管理，造成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流失，比如汽车、化验设备、贵重的办公用品等等。也没有对未卖给宏达的非经营性资产进行清查管理。”
对民意的刺激还在于，公司部分管理层的私人别墅建筑工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增高。
独特的心态
近几年来，由于看好德阳的地理优势，西南石油学院、中国运载火箭研究中心都想搬迁到德阳。但是德阳最终都没有答应。其中，西南石油学院迁到了成都的新都。
一位政府官员向记者解释这其中的某种官场心态：德阳的商业用地每亩40万元左右(好地段为50万到60万元)，而学校用地每亩只有十多万元，显然，地方在其中的收益差异是不言自明的。另外，建学校完全是政府行为，批这种土地是没什么油水的；而商业用地就是企业投资，批租商业用地可以为某些官员提供“长袖善舞”的机会。
即便在政府直接投资领域，官员个人资本的阴影也隐约可见。
例如市政建设，据知情人透露，德阳的市政工程从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公开招投标。所有的工程实际上被两个有官方背景的企业—德阳市政建设总公司和德阳土木勘测规划建筑承包总公司垄断。据称，这两家企业的后面，各自有一长串中小施工队，此间的利益链条，外人虽有种种说法，均不得窥其“全豹”。
还有第三个层面—在政府资本逐步退出部分经营领域的过程中，某些官员个人资本与受其钳制的民间资本“联手”的威力亦不容小觑。
一位退休政府官员就这个过程，作了一个比喻：
一只价值100块钱的杯子，和领导关系密切的人(或“勾兑”有方的人)出3块钱就可以买下来。然而，买家未出一分钱，便先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他成为杯子的“所有者”(先交货后给钱)。然后，他以这个杯子作为抵押贷款(由于有了“抵押”，再加“勾兑”有方，左右逢源，银行贷款没问题)贷到10块钱，这个钱要比他购买杯子的本金3块钱还要多得多；然后，他把3块钱交给政府，留下7块钱作为自己的流动资金。
昨天和今天的“遗产”
采访期间，德阳一位证券界人士的话振聋发聩：“后肖安宁时代”，正是德阳从计划经济向(遵守公正游戏规则的)市场经济快速转变的时期。过去的历史遗留影响着今天，今天造成的遗产又将如何影响未来，让人不能不深长思之。
肖安宁的政通公司早在几年前就面对了最后时刻，这在一些媒体的公开报道中都已详细描述，但不为人所知的背后另一幕，同样是在趋利心态主导下的某些官员个人的上下其手(其时尚无“官员个人资本”一说，也许有关个人仅仅是出于“为政府赚钱”的动机)——
1994年，政通公司和农信社签约，合作开发了天眷度假村，农信社投资400万，分红利700万，700万红利由政通公司在农信社借得并当即支付，承担利息，待度假村竣工验收评估后由农信社收购，700万红利，算在开发利润中。
1995年8月，度假村建成，农信社本该如约购买，但因价格问题未能谈妥而搁浅。
被逼无奈的肖安宁通过申诉，终于在1996年3月14日，获得了一个贷款700万的机会。肖以开发的楼盘作为抵押，办好抵押贷款合同及公证书。可是，当肖叫财务人员去农信社划款时，对方称已被市里领导授意冻结了。
3月15日，市政府在信访办门口贴出公告，公告有这样的内容：现在政府已为政通公司解决了700万元；肖安宁先生承诺此款解决后，不再找政府的麻烦。此后的事应该找肖安宁本人……
肖安宁被抓后，政府异常低价地拍卖了政通的财产，拍卖一直持续到2003年，天眷度假村则为德阳农行购得，之后又转手出售。
有人声称，在这笔转手交易中，农行赚了5000万元；
有人说，曾经执德阳地产界牛耳的政通公司的垮台，为官员个人资本迅速介入地产界打开了便捷渠道；
有人说，德阳地产界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公司希望尽快占有市场，从而不想看到政通公司一家独大……
有识之士为德阳的现状感到担忧，但一位德阳政协人士的话多少给人们一些安慰：“这一届政府非常注重保护经济发展环境，尤其对民营企业，采取了一些良性的措施。”
2003年10月，德阳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突出强调了“公平待遇”，即公有制企业与民营企业、外来企业与本地企业间登记申报、税负规费、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平等。
据悉，从2003年2004年8月，为解决民营企业发展融资难的问题，德阳市委、市政府两次召开民营中小企业银企融资洽谈会，有上百家民企与金融机构签订了5.2亿的贷款合同。
从2003年起，优秀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和外地来德阳投资发展的先进企业家陆续获得表彰。
2004年5月，德阳市政府就赔偿事宜和肖安宁的亲属进行了第一次接触。
毕竟，良好的政府形象，健康的官商关系，是德阳政界主流的期盼。正如德阳市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德阳有决心也有能力遏制权力资本的泛滥。”
所有这些举措都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记者 施平）
链接·德阳
德阳1983年建市，是个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城市。
在四川，德阳是一个发达的地方，各项经济指标排在四川省前列。
三线建设期间，德阳得到了国家的重点投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基础雄厚。机械、化工和食品是其传统的三大产业，机械工业有“二重”、“东方电工”，食品工业有“剑南春”等知名品牌。
据德阳工商联公布的材料，2003年，德阳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40.5%。全年纳税额为5.48亿元，比上年增长14.2%。
农业方面，自李冰修好都江堰后，土地可以做到自流灌溉，德阳的农业向来发达。
资源方面，德阳的磷矿储量丰富，有力地支持了化工工业的发展。
德阳人口400多万，人口负担不重。
德阳，是典型的“天府之国”的缩影。
德阳，应该是中国最发达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当地一些企业家曾预测，如果没有“官员个人资本”的困扰，德阳的经济应该是现在的三倍。（来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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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9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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