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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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邢哲夫

    重阳节起源于道家。据说太上老君九月九日生日。且《周易》中以九为阳数，故以九月九日为重阳。至少从汉代开始，人们在重阳节要佩戴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到了魏晋时期又有了登高的习俗，后来又衍生了吃糕，因为“糕”与“高”谐音。这些习俗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避邪。因为九九是大凶之数。至于为什么大凶，或许是因为古人“物极必反”“亢龙有悔”的思想。九作为阳数，阳固然好，但过度的阳就不好了。“重阳”就是两个阳，显然太盛了。物盛则亏，阳极而厄，所以需要消停消停吧。1989年开始，国家将传统的重阳节定为敬老节。

    重阳虽然有祛邪去凶的意思，但秋高气爽的重九也不失为一个美好的节日。苏轼《与李公择》一文说：“秋色佳哉，想有以为乐。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虚掷，四时之变，无如此节者。”重阳节也是一个“典故大节”。陶渊明某年重阳无酒，便只好在菊丛边枯坐。江州刺史王弘料到这一点，便专程为他送酒。其实这个王弘一直想见陶渊明，但陶渊明却一直避而不见。一次陶渊明赴庐山远游，王弘便让渊明旧友庞通之带着酒在半路邀请陶渊明。渊明患有脚疾，旅途中都坐在篮子车中。渊明见有酒肉，便接受了庞通的邀请。然后王弘出现在渊明面前，渊明依然坐在篮车里。渊明也不怪王弘“设套”，王弘也不怪渊明失礼。酒肉之中消泯了一切分别之心。这次重阳节，王弘主动送酒，渊明也没有拒绝，只是邀王弘同饮。这便是魏晋高士任情重性，不主故常的高致所在。虽然隐逸者以出世为高，然道之所存，性之所至，亦不必拘牵于世俗道德之高下，甚至也不必局限于隐逸人格之教条，而是外化而内不化，得神而遗乎形。这也正是渊明身上的超逸之处。

    重阳也是诗歌重镇。历代由重阳起兴的佳作不计其数。著名的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兹不赘述。有趣的是诗歌史上那首只有一句的诗就与重阳有关。宋代释慧洪《冷斋夜话》记载，一个叫潘大临的诗人，一次闲卧中忽然诗兴大发，于是在墙上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正在这时，包租公敲门来收租金，潘大临的诗性被大大败坏，于是这写了一句的诗再也续不下。而这仅有一句的诗不仅是诗史上的名句，而且还留下了“满城风雨”这一常用成语。

    还有一个重阳故事比较凄凉。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唐代诗人李商隐曾被宰相令狐楚提携，但在“牛李党争”中，令狐家族属于牛党，而李商隐娶了牛党的敌人王茂元的女儿，于是被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摒弃不用。当时旧日恩主令狐楚已经去世，李商隐十分怀念，便在重阳节在令狐绹的家里题写了一首《九日》诗：“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诗中李商隐通过怀念旧日恩人，隐隐地透露希望令狐绹能延续乃父的救恩。令狐绹读罢十分惭愧，于是命人将这间厅子锁起，再也不开门。笔者个人的感觉，李商隐的人格里确实缺乏独立自强的精神，总是希望倚傍别人成功。然而若无此缱绻依恋之情，也就没有此芳馨悱恻之诗。传统文化之短处，有时也恰是其长处。

    重阳节也不仅仅属于文人。宋武帝刘裕重阳节“马台欢笑”就颇有英武之气。刘裕北伐之际路过徐州，于项羽建筑的戏马台前大会僚属并赋诗，谢瞻与谢灵运赋诗和之。宋人黄庭坚据此故事，在谪居黔州的重阳节中写下了著名的《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于落魄中依然不坠追摹古人的青云之志。而在黄庭坚生命中最后一个重阳节又写下了另一首完全不同的小令《南乡子》：“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封侯也罢，游戏也罢，都敌不过年岁的催逼和历史的淘洗。

    而最著名的典故就是孟嘉落帽的故事了。孟嘉是东晋名士，也是大诗人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在江州受到江州刺史桓温的征召，做了参军。一年重阳，桓温带领孟嘉一行人到龙山登高。大家玩兴正酣。忽然吹来一阵大风。孟嘉因为头发稀疏而短，帽子挂不稳，大风一来，帽子居然吹掉了。而孟嘉依然手舞足蹈，仿佛浑然不觉。桓温看在眼里，却不让身边的人上去提醒。等到孟嘉如厕之际，桓温便命手下一个叫孙盛的文人写一篇文章嘲笑孟嘉，孟嘉如厕归来读罢，也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据说文章极好，可惜我们已看不到了。

    这个故事里，我们仿佛看到了魏晋士人洒脱任性、放浪形骸的魏晋风度。“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的反其意而行之，也成了杜甫狂夫老更狂的自我解嘲。这个典故在诗词中被引用的频率相当高，以至于宋代词人刘克庄都看厌了：“常恨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但这个故事仅仅就是一种畅达沉酣的浪漫精神吗？未必。宋代学者罗大经恰恰认为，孟嘉落帽的故事体现的是孟嘉对桓温的鄙视和唾弃。桓温是东晋权臣，他虽然三次北伐，屡立战功，但野心勃勃，时刻想着要篡夺晋室。孟嘉虽然迫不得已为其所召，但内心对这个权臣必定是抗拒的。所以便只能通过脱帽的方式表达鄙夷。因为古人非常重视衣冠。衣冠端正对他人是一种尊重，而衣冠不整则常常表达了对他人的不屑。因此，孟嘉脱帽不拾，或许就是借那一阵风来宣泄对桓温的不满和不齿，就如同“击鼓骂曹”的祢衡，通过赤身裸体的行径来羞辱曹操。当然，桓温毕竟不似曹操小气。他或许已经看出了孟嘉脱帽的羞辱性，于是找个帮闲文人写点东西报复一下，但也仅此而已。我们在欣赏孟嘉的士人风骨之际，对权臣肚里能撑船的桓大司马，也不得不点一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