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叔”是谁？

quasimoto

两年多前的2015年4月2日《人民网》文化频道刊载山西诗词学会副会长郑福太的诗作《国叔赞》:

立志休言一剑雄，出炉方可见金铜。

别离为义轻生死，信仰藏胸贵始终。

惟愿庶民烟火旺，敢横颈项斧刀红。

忠魂自入长江水，白浪清风韵满空。

中国人近数十年来熟悉的公共“叔叔”只有雷锋，可雷锋也没人称他是“国叔”啊，从哪里冒出一个一般中国人不熟悉的“国叔”呢？郑大诗人在今年清明前夕搜肠刮肚写下怀念“国叔”的诗，为什么不用更具中国传统特色、更通俗易懂的“皇叔”称呼，岂不更好吗？想必作者一定也写过“国父赞”、“国母赞”，为什么不一起刊登出来，以飨读者呢？

从诗中读者知道“国叔”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也是“首批国家级著名抗日英烈”之一的江上青。但他之为人所知不仅因为他对初期抗日救亡运动和早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作过贡献，而且因为他后来人所共知的“特殊身份”。报载：他“出身书香门第、爱国世家，他天资聪慧、勤奋爱好，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政治上是一位不懈追求救国救民道路并为之奋斗的先锋战士。”

有“国叔”，自然有“国婶”，不知道作者有没有创作《国婶赞》呢？

“国婶”王者兰与“国叔”结婚两年后，1937年扬州沦陷前夕，“国叔”离别妻子和长女，北上宣传救亡，在他离家三个月后，次女降生。但“国叔”不到两年在皖东北遇袭身亡，“国婶”后一直未再嫁，独自抚养二女，1985年病逝于扬州大十三湾长女家中。晚年还不得不蒙羞照顾离异的长女和其子女，独居斗室，借酒浇愁，藉烟解闷。2011年2月，扬州曾隆重纪念“国婶”诞辰百年，其继子亲笔撰写祭文，省市各级领导敬献花篮，出席大会，市长谢正义主持大会，时任扬州书记王燕文热情赞扬“王者兰先生知书好学、温婉贤淑，有情有义、感情挚真，贤德仁厚、深明大义，坚贞勇敢、重诺守信，兰心蕙性、仁爱爱人。先生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是中华民族贤德女性的优秀典范。”如今她的女儿、外甥、外甥女等从政、从军、从商、从艺，皆事业有成，成绩斐然，炙手可热。作为“国叔”的妻子和她后来继子的“继母”，她究竟应该是“国婶”还是“国母”呢？

郑大诗人可能不知道，“国叔”当年离开扬州后，在安徽六安又结识了王毓贞（1912—1944）,安徽怀远龙亢镇人，后改名为王韶。因青少年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王毓贞1938年便加入党，后曾任中共皖西妇女战地服务团支部副书记，邳睢铜地区苏皖特委秘书、苏皖区党委警卫连指导员、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淮北中学教师等职。俩人1938年初在安徽六安相识，后结为“终身革命伴侣”。一年多后“国叔”遇袭身亡时，她正在张集东南薛庄的薛端甫家生养；1944年3月在日军飞机轰炸中被炸重伤，不幸牺牲，年仅32岁，当年葬在江苏泗洪县的半城。她后来被定为烈士，有原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兼公安局长刘瑞龙（刘延东同志父亲）亲笔所写的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证明（见安徽《怀远县志》第580页和安徽怀远政协网站《王韶同志事略》）。她和“国叔”的遗孤从此下落不明，至今扬州“‘国叔’史料馆”和“国叔”在江苏、安徽的泗县和泗洪等地的若干纪念场馆中无她一席之地，我们在向这位坚贞、进步、敢于冲破封建樊笼而又命运坎坷的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的同时，也不由得想到：这位“国叔”的“终身革命伴侣”又该如何称呼呢？她究竟是“国婶”还是“国母”呢？是“终身国婶”还是“终身国母”呢？称“国二婶”或“国二母”又似乎不太恭敬。她和“国叔”不知下落的遗孤又该如何称呼呢？“国侄”还是“国子”、“国女”呢？“惟愿庶民烟火旺”，庶民香火旺不旺没有关系，“国叔”的香火是不能不旺的。

山西诗词学会副会长郑福太写作《国叔赞》时，不知有没有想到当今是什么人执政，他所谓的“国叔”也是当政者的“国叔”吗？还有“国婶”、“国母”、“国爷”、“国奶”、“国侄”等呢？

正如许多书画协会一样，“国叔”的诸多的“国外甥”、“国堂外甥”等都在其中担任要职，全国各级诗词学会、协会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只是出类拔萃的还不多，希望郑大诗人再接再厉，直截了当，不断进步，创作出像郭沫若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的作品来，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