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新教牧师温思罗普在开往北美的“阿贝拉”号轮船上向英国移民布道时，引用了圣经中的一个典故，要求那些新移民们把自己即将定居的新社区建成“山巅之城”，用光芒四射的“基督教美德”去照亮世界，成为世界的典范。从此，“山巅之城”成为后来美国的政治信条，表达了美国人自认为是占有道义高地的“上帝的选民”，负有引领世界的宏大使命。
不过，美国真正能称得上山巅之城而令相当一部分世人仰望、追随，还是晚近的历史。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抗击并战胜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领袖和中坚力量之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自由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凭借其强大无比的经济、军事实力称霸世界，并高举所谓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旗帜占领了国际政治的道义高地。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等缘故，美国经历了经济严重衰退和国内社会分裂，其国际政治威望急剧下降。直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才又爬上它的第二次高峰。由于冷战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美国便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大肆宣扬美国价值的优越性。特别是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统帅联军击溃伊拉克、解放科威特，号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集体安全”的理想。一时间，美国的国际威望如日中天，重新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1／4世纪过后，美国便大量消耗了长期积累的国际政治资本，导致其国际威望大幅下降。这一困境加上国内政治、经济的种种弊端，在美国引发了不少有关“美国世纪是否终结”的质疑。那么，美国的国际政治资本是如何被耗费的呢？
对美国国际地位最具破坏力的当属冷战后美国在海外用兵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尤以伊拉克战争为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国际体系中对美国强权的有力制衡不复存在，美国单极独大，为所欲为。从巴拿马到索马里，从海地到科索沃，美国以捍卫民主、人权和世界秩序为由进行了一系列征伐，把二战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践踏无遗。进入21世纪，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义幕僚践行单边主义的强权政治，以“9·11”遭受恐怖袭击为契机，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如果说清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对伊拉克动武则完全是一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闹剧。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在其全境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出一件作为其入侵借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全世界面前出了大丑。美国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结果是上百万伊拉克平民的死伤，是日复一日的恐怖袭击和无休止的内乱。美国花费数万亿美元的代价，赢得的却是一个滋生恐怖组织的温床，这些恐怖组织已成为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安全的心头大患。这场既瓦解美国外交的道义基础、又有损美国战略利益的愚蠢战争，令小布什执政后期美国在世界多国民调中的威望降至战后最低。
奥巴马上台后，吸取小布什的教训，采取了相对低调、收敛的外交政策。然而，美国在战略惯性的支配下，仍然不放过策动“颜色革命”的机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美国已经不满足于组织、训练、装备那些国家的国内反对势力，而不惜动用美国及其盟国的军力对政府军发动直接打击。其结果是，卡扎菲政权垮台了，利比亚陷于混乱和内战之中；阿萨德政府在俄国、伊朗帮助下还在苦苦支撑，但人民生灵涂炭，国家已成一片废墟。更严重的是，在这些内战肆虐的国家出现了大量管制真空地带，成为宗教极端组织如“伊斯兰国”得以发展壮大的根据地，给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乃至世界带来无穷后患。
除了在外交战略方面连连失误，美国人本来引以为傲的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安排也不断出现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最初的沉重一击来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与美国经济周期性出现的调整性衰退不同，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美国人原以为他们自罗斯福新政以降的种种凯恩斯主义政策已经基本解决了贫富差距悬殊、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根本矛盾，但作为金融危机触媒的次级房贷危机却雄辩地证明这一矛盾并未得到有效化解，最多只是得到拖延而已，而欠债总有要还的一天。一向对美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深信不疑的美国公众以及把美国经济作为成功典范的世界陷入了迷惘。同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金融高管的贪婪与腐败、金融监管的失效以及美国政府对金融巨头的偏袒庇护，都令普通美国人感到震惊、绝望和愤怒。随之而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种情绪的激烈表达，它迅速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全球范围对美国经济体制及其价值的质疑。
在国内政治方面，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早就遭人诟病。这不仅因其为金钱政治所左右，而且由于多数州“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制度，使得两党之外的新生力量已经无法胜出。而最近二三十年来，更多的问题相继出现，令美国乃至世界公众开始怀疑美国式民主的效能，也就是通过它选出最佳领导人的有效性。问题的症结在于，选举过程越来越趋向单纯技术性博弈。候选人一般都有一支由民调专家和战略顾问组成的竞选智囊团队，密切关注有关民调并根据专业分析结果制定竞选策略，精细到竞选演说应该在什么场合、对什么听众、强调什么主题，甚至连某个关键词或词组必须在演说中重复多少次才能提高支持率几个百分点，都可以根据统计原理推算出来。候选人关心的重点不再是政治理念、治国方略，而是赢得选票的技术细节。这样一来，两党的竞选纲领就渐渐趋同化，而竞选也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候选人之间的个人攻击，降低了竞选的意义和层次。
美国总统选举之路越走越窄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缺乏领异标新、独树一帜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二是缺少真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出来参选。前者是因为在缺乏重大危机刺激的条件下，社会思潮往往流于平庸守旧，再加上美国所谓“政治正确”的主流思潮相当强势，很难产生易于让公众接受的新思想。这体现了一个成熟社会的惰性。后者则是因为一些有思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不愿把自己降低到人气大赛的水准去参政，也不愿把自己和家人的隐私奉献给媒体和网民去炒作与嘲笑。于是，全世界就见识了当下美国两大政党拿不出像样候选人、口无遮拦互相攻击的竞选闹剧。不客气地说，这出闹剧已经成为美国的尴尬和世界的笑料。
衡量美国在全世界的政治威望，可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比较，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显的今不如昔，昔日的山巅之城如今已经光芒不再。另一个是横向比较，那就是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相比，比的是相对实力。目前的情况是，尽管美国的威望与自身历史相比有明显下降，但因为在横向维度上仍缺乏强有力的竞争者，美国衰落还不那么明显。这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进程，其对世界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作者为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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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6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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