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琼： 当谈爱国时，我们究竟在争执什么？

只会告状的狗

    当谈爱国时，我们究竟在争执什么？

    一

    四年前的九月份，我刚刚踏入大学校门一个月，当时社会上由于钓鱼岛所激引的反日浪潮一波超过一波，整个社会似乎将压抑已久的情绪在顷刻间喷涌而出，汹涌而浓烈，但你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情绪妙不可言令人深陷其中。

    在那个时候，虽然对整个社会弥漫的盲目民族情绪感到不安，但是我同样恐慌那些无动于衷，面容上挂着一副与我何关的人群：他们或许读了很多书，也知晓勒庞和汉娜·阿伦特。他们肆无忌惮地嘲笑着那帮游行者的无知与愚蠢，当“西安李建利的颅骨被爱国者蔡洋用U形锁砸穿一个大洞”曝诸新闻时，他们嘴角挂着淡淡的神秘微笑：看，我说对了吧。

    随着时间淌淌而过，社会整体智识水平的提升，我以为我们的社会再次面对这样的事情时，当初盲目非理性的民族情绪可以降温，终回归理性和带有某种免疫力，而旁观者的态度不再刻薄，眼神可以变得柔性而富有关怀。

    际遇再次重逢，四年后社会情绪同样浮躁，只是由于微信更为广泛的普及，朋友圈充当了民众“爱国情绪”的宣泄口。我惶然发觉现实情境与当初预判相差甚远，朋友圈流布着“南海必有一战”“灭了菲律宾，顺便灭了日本”类似的口号，不断被某知名公号写的“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文章所刷屏。

    爱国变得如此轻俏和轻率，只需随手转发，加上几句热血澎湃的话语，甚至还不容质疑，带有无尽的道德正义性，旁人似乎只要发出一点异见，就会被扣上不爱国的高帽。

    于是，只剩那么一个情可撼天的口号孤零零挂在朋友圈上，无人点赞，无人评论，看上去是那么傲娇。

    另一方面，针锋相对者的言辞也变得更为激烈，“现在更重要的是抵制蠢货”“你的爱国只是一种很low逼行为”这样的言语看似理性，其实裹杂着高人一等的傲慢和自负。本就汹涌的社会情绪在这样的回复面前更加喧闹浮躁，除了增加社会戾气之外，毫无用途。

    爱国容易么，怕不容易吧。爱国是一件挺严肃的事情，甚至要付出着相应的代价。不要误会，在和平年代，爱国的代价并不是生命的交付。我所讲的严肃是指认真审视对这个国家态度时，心灵真诚所带来的忧虑和沉重。

    二

    前几日闲余乱翻书，无端翻到了关于蔡锷的章节，看到蔡锷当初领导护国战争所打出的旗号：为了四万万同胞的尊严。

    原来早在那个时候，就有人将爱国情怀融含着浓郁的个体尊严因子，真是令人动容。

    认真逼视自我是一件很痛苦又需要勇气的事情，但有时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爱国意识上裹杂着某种强烈的观念偏执和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

    爱国究竟是什么，是义务吗，具备强制性吗，在这个观念上，我比较认同崔卫平教授的看法：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在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认知当中，就存在这样一种基本倾向，它构成了在我们生命的底色和背景。它怎么会是不存在的呢？

    我一直以为爱国有着两种自然不可分割地逻辑衔接，一是现世反映，另是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由衷热爱，这分情感深植血液。我们不能由前者来否定后者，但事实上，我们常常如此。

    例如，一个政权专制残忍、极为凶暴，那么在异邦入侵时，民众表现得没那么积极，你能指斥民众不爱国吗？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政权真的败给了美国的“坚船利炮’吗，恐怕最大的失败是人心。那么，依此就能够论证伊拉克人民不爱国吗？

    1933年在牛津大学辩论社牛津联盟里所进行的一场学生辩论，鉴于2000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学生甚至投票支持一项动员提议，即宣布他们绝不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

    丘吉尔得知之后大怒，公然斥责：这个国家最精英的一群人，却不爱国，实在是太讨厌太恶心了。

    当时牛津辩论社也受到了各种舆论的谴责。虽然有人在努力解释：「这只是一场辩论，其内容是以反战为主」，不过这解释依然并不能受到大多数人谅解。

    1939年，二战开始，牛津征兵处贴出了公告，招25岁以下的人。预计有3000人符合25岁以下这一标准。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2632个人都去报了名。

    可我依然不是为了国王和国家而战斗的。

    同样，美国在911之后掀起的爱国主义高潮，街头巷尾、行驶的汽车到处都是美国国旗，使所有提倡爱国主义的国家相形见绌。由此可见，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基于内心情感勃发的爱国情绪有着很强的正能量，同样也有着强烈的负性力量，负性力量并不可怕，终会在庞大的社会容器中自我消融。

    真正所需要警惕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掮客将民众爱国情绪巧妙地转化为强制性地集体运动，希特勒政权当初难道不是这样做的吗?最终导致的结果众人皆知。战争面前，没有赢家。

    三

    有趣的是，现在部分民众将爱国与政府严格区分开来，从概念本质上分析，似乎有着一定的道理，但我仍旧觉得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制造这样的二元对立，其实我们现在讲爱国多少也含蕴着对这个政府的爱，在封建帝王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片土地都不是你的，你热爱什么呢？

    而在现代的文明秩序下，民众和政府的国家观是统一趋向的，民众没有必要将国与政府之间界限得如此清晰，政府也没必要强制将爱国与政府捆绑起来，其实，事实也证明国家观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不管对民众还是对国家的治理者.缺乏统一认知的国家观，对民众自身还是对国家治理者来说，都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人总会趋向环境的稳定，如果还有存疑，不妨认真审视下内心，如果将政府与国家严格区分开来，你想要的是怎样的一种国家状态，无政府还是无限开放社会？

    四

    阎连科先生在2012年时曾有着一篇《让理性成为社会的脊梁》的文章：

    中国很大，中国众多的人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他们为什么焦虑、为谁而焦虑。这种焦虑，总是在煎熬中等待一个排泄的窗口和渠道。也正是这样，才会发生那些在游行中不光令你们、更令我们感到羞愧的打、砸之事。不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一边痛恨那些打砸者，一边又总是理解他们内心的无奈和居多时候的无助。

    阎先生这样的讲法让人敬重，这是一种十分体谅的说法。当谈爱国时，我们说些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对同胞充斥偏见？对个体的宽容、理解以及言论的尊重，不让爱国情绪陷入琐碎的无意义的内耗中，这恐怕是我们当下社会所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