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隽永

残荷雨 · 发表于 2016-3-5 11:34

书香隽永

——几个与读书有关的小故事

我喜欢读书。家里也有很多藏书。

书有很多种，一些书是为了谋生，不得不读的。一些书，是出于爱好，喜欢读的。如果两者能结合，既可以用来谋生，又是爱好的，不分心不分神，毕其一生，肯定有大造化。而我，喜欢读文艺历史方面的书，这与我谋生技能相去甚远，毫不相干，所以，至今碌碌无为。

读文学类书籍，我还很挑食。看好书，如尝珍馐，读后数天，余香尚存，经久不息。在职时，外出公务，还惦着那本书，还在咀嚼着书中精彩的段落和句子；下班路上，想起家里还有一本好书在等我，就像一块磁石吸引我加快脚步。在家时，好书须放在枕边，不管多晚，睡前都要读上几页书，才能入睡。夫人对我的这一恶习痛恨不已。有的书，我只在暂时找不到好书，百无聊奈时，为消磨时间，才随便翻翻；至于那种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那种一看书名就知道在哗众取宠、迎合低俗的书，真想冲作者说：实在对不起，你我今生无缘，怕是下辈子也没有缘分了。

如果一定要我回答：你喜欢看的文学书籍有哪些，能否排个顺序？首选咱们中国的古籍国粹吧。古籍如陈年老酒，怎么喝都香，怎么喝都不够，怎么喝都陶醉；其次是外国名著译本（不含诗歌——外国诗歌译成中文，犹如慈禧称道的天津狗不理包子，掉入沙堆，是狗不理包子没错，就是没法消受了）；再次是三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的文坛众生有点像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左的、右的、中的，各露锋芒，各显风骚。透过文学作品，可以看到这些作者肚子中都是满腔盈盈的墨水。看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犹如喝老白干，虽不香，但很辣，虽不醇，也醉人；万不得已，凑凑数，看点当今名家的散文。至于当代小说，哪怕是获了什么奖的，就免了吧，实在赔不起那个功夫。现如今有些小说，犹如一个笑话中讲的：顾客抿了一口“酒”，问店小二：这酒怎么像白水啊？店小二赶忙说：啊啊，不好意思，忘了兑酒了。

这样说，只是表明我对文学类书籍的喜好，绝对不是说自己的欣赏水平有多高，也绝不是对当今文学作品的评论臧否，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准，也轮不到我来说三道四。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说我经历的与书有关的几个小故事。

一

我初中高中都就读于灌县二中。二中后来更名为徐渡中学，多少年来，老乡都习惯叫它马祖寺中学。

我初中时，就性喜涂鸦，时而还摇头晃脑，背诵几句古诗。同学们便赠给我“秀才”的雅号。后来进了大学，同学换了，这个雅号也没变。

其实，我肚子里这几首唐诗宋词，不像现在的学龄前儿童坐在妈妈的怀里学会的，而是上初中才自学的。我说学诗词的启蒙老师是书店售货员，未必有人相信。我们学校地处偏远，周围没有商店书店。哪里来的售书员呢？

原来，当时提倡送货下乡。有一次，县城书店竟把书摊摆到了学校教研室（也就是马祖寺的大雄宝殿）前。售货员男性，瘦高个儿，四十岁左右，敞开外套，两手插在裤袋里，一付松松垮垮的样子，嘴里不断叨咕。我从跟前走过，兜里没有几个钱，本不打算买什么。听他像念经一样，觉得有意思，就停下来仔细听，终于明白他念的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没完没了在那里背诵。多么美妙啊，我不由得站在书摊前，一本本翻看。最后倾其所有，买了两本最便宜的小册子：“唐诗一百首”和“宋词一百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买书，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课外书籍。此后，在温习功课之余，背诵唐诗宋词，便成了我每天早读最重要内容。可惜，书摊进校的好事，就那么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售书员了。

后来，语文老师见我喜欢古诗词，又送给我一本《千家诗》。古诗文发蒙，便是从《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和《千家诗》这三本书开始，也算我人生淘到的“第一桶金”吧。

二

马祖寺中学，原来的藏经楼三层，有个中间隔断的房间，是学校的图书馆，里间藏书，外间借书。每周五下午开放。图书馆藏书几万册，现在看来，这点图书，算不上什么。在我的眼里，却是书山书海、精神乐园。图书管理员叫张从凯，兼任会计，四十多岁，矮小壮实，圆脸美目，重听，人称“张聋子”，经常咧着乐呵呵的大嘴。据说此人原来也是个教书匠，五六年反右斗争，挣得“右派”帽子，免去教师头衔，留任现职。经多次批斗，也不思悔改。一日在办公室，脏器失和，臭屁爆响，激起民愤，张聋子尴尬之余，自我解嘲，说道：我的原子弹爆炸了。后来文革中，因这句反革命言论，打翻在地，严遭体罚，此乃后话。

我常去借书，那个时候常跑图书馆的人不多，一来二去，和张聋子混得烂熟，张对我也格外热情。来了新书，他认为适合我的，一定留着并首先推荐给我。例如《卓雅和苏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阮章竞的《漳河水》等等，知道我喜欢涂涂抹抹，又把傅抱石编译的高岛北海（日）的《写山要法》介绍给我。我常常和他头挨着头，一起分享读书的乐趣。

一天，发现图书馆来的新书中，有一本王朝文的《新艺术创作论》就要借。不顾张聋子再三劝阻，架不住我的楞劲坚持，借回去，一看就傻了眼：人家讲的是艺术美学，根本就不讲绘画技巧。讲授对象是职业艺术家和艺术院校师生，哪里是给初中生看的啊，想还回去，又怕张聋子取笑，只好硬着头皮，强看了几遍，还是不知所云。还好，也不是毫无收获。至少知道了中国绘画史上有顾恺之、阎立本、范宽、郭熙等等大画家（张飞善画美人，也是我那个时候知道的），世界上还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油画。

三

算起来，我这辈子干了很多傻事，成都文革武斗最激烈的时候，躲回老家当“逍遥派”，还算干了一件明白事。

在老家逍遥不久，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隐居”生活。

闲来无事，去拜访一位初中同学。同学父亲在乡村邮电所工作。乡村小，邮电所也小，邮电所实际上就是同学父母的夫妻店。很久不见，同学留吃留住的，十分热情。晚上，怕我不好打发时间，问我：看不看书。我立马来了精神，问什么书？同学反问：你想看什么书？这就奇怪了：文革搞到今天，破四旧，批封资修，全国人民只有一本书（.选）、八台戏（八台样板戏），听意思他这里有许多书可选可看啊。我急切地说：别卖关子了，有什么书就拿出来吧! 同学“嗨嗨”一笑，告诉我一个秘密。原来邮电所——也就是他们家——紧邻原乡公所（也就是公社机关）。造反派抄家查封的书籍字画就胡乱堆放在他家隔壁公社库房里。库房铁将军把门，封条看守。造反派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邮电所有一道很隐蔽的小门与库房相通。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很轻易就进去了。

真是开了眼界，里面古今字画，各种“禁书”，封资修毒，各种货色，样样齐全。书籍涉及古今中外，文史数理，但以文学居多。乡场虽小，全乡书籍搜刮集中到一块，数量就十分可观了。在知识文化完全禁锢的年月，无异于发现万宝洞、金银山。这里藏的哪里是书库啊，分明是宇宙多维星空的具有超常抽吸力的黑洞，掉入其中，休想自拔。我如饥似渴地一一翻看。在当年事事走极端、事事都要上纲上线的形势下，不敢造次，借几本，看完后再还回去几本。书籍给我知识，给我慰藉，美书如美人，伴我度过隐居逍遥期间的空虚和寂寞。当年，年纪轻，精力旺，面对这些来之不易的图书，我贪得无厌，不分时间，不知饥渴，看得如痴如醉，有时还动手抄抄。

文革期间，除了.选，是书就有问题，就能与封资修甚至反革命挂钩。提起封资修就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何况当年还是做贼，偷偷进入革命造反派贴了封条的秘密书库！

不久，有消息传来，省城武斗已渐渐平息，“军宣队”和“工宣队”已经进驻学校，要求所有师生返校，复课闹革命。我只得依依不舍地向这位邮电所的同学告别。同学见我好学喜书，让我从库房带走一些。我当然愿意啊，但又怕东窗事发，累及朋友，没敢多要，仅拿了两本书，一本是《红楼梦》，另一本是《白居易诗选》。

四

钻进造反派抄家密封的书屋偷书，没有出事，后来，因书差点危及小命的事情却落到我的头上。

我有位初中同学叫梁正春，当时在郫县唐昌镇小学教书，还是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平常虽有书信来往，但已五年多没见面了，于是从家乡返回省城途中，和另外一个张姓朋友，特地绕道唐昌镇去拜访这位学友。

唐昌镇小学是座名校，当地人都知道，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老朋友许久不见，格外亲热。文革停工停产，使得食品已经相当紧张，就是凭票供应的东西，有钱有票也很难买到。梁同学还有些本事，设法弄来本地特产唐昌板鸭，再做两个小菜，美美的吃了一顿。时值盛夏，天气闷热，蚊声成阵。好友挂好蚊帐，理好毛巾被，把我们安顿好，自己另外找地方住去了。

半夜，突然响起一阵狂暴的敲门声，随即闯进来五六条彪形大汉，手里拿黑黝黝的手枪，屋里气氛，凑然紧张。为首的一个造反派用枪筒指着我的鼻梁，问道：

“枪放在什么地方？”

“什么枪？”我莫名其妙地反问。

“老实点，问你带来的枪藏什么地方了？”

“我来看朋友的，哪有什么枪啊？”

原来，我的朋友是保皇派，也是少数派，而这群人是唐昌镇的造反派。省城的武斗渐趋平静，各学校、各单位正在收缴武器，有消息误传我从成都将武器转移到唐昌来了。听我说没有，头头毫不客气地说声“搜”！一人立马跨步上前，对我和小张进行搜身。这几个人又在床上、床下、柜橱、马桶和蚊帐后面反复搜查了几遍。

这次回校，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本《红楼梦》。听见敲门，情知不妙，翻身起床，同时快速将《红楼梦》藏于腋下，披衣开门。《红楼梦》很快被搜查出来，头头白我一眼，冷笑两声：

“哼哼，什么年月了，还在看这种东西”！，

见没有搜出枪支，又大声喊“凭这本书就可以给你定罪”！

我无语。眼睁睁看着他把书装进衣兜里。随即又把我两带到造反派总部继续审讯盘查，折腾到凌晨，当然造反派什么也没有捞着。

挨到天色微明，估摸四点多钟，搜身的那个家伙来了，说了声：“算你们走运，头头额外开恩，说放你们走算了”。我心里窃喜：虽然《红楼梦》被没收，至少性命无忧了。晨熙中，他押着我们沿小河前行，大家都不说话。越是无声，越是紧张：说是放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押送呢？为什么不等到天明，这么早就走呢？正在胡思乱想，只听得身后“啪啪啪”三声枪响。我的头“嗡”的一声，顿时灵魂出窍，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回头瞥见那家伙，正歪头看着冒烟的枪管。他下巴一指对岸，得意洋洋地问我：“老子的枪法怎样？”河边是成排的桉树，三枪连发，全都打在同一棵树干上。我生气地回敬说：“你龟儿搞啥子吆，要打枪吗先喊一下嘛。”这乌龟只是“嗨嗨”干笑。

可能已经走出了他们的防区，这龟儿子才把手抢插回要上。还好，在路口分手时，他将那本《红楼梦》又塞给了我。就此，我和好友梁正春失去联系，至今不知道他的下落。

五

出了学校，没想到竟万里漂泊，辗转大半个中国，而天津是居住工作时间最长的。期间，我是天津的几大书店常客。每次进城，便直奔书店。有钱就买，没钱就靠在书架边看。

一次，和爱人进城。我们之间常常是“道不同不与为谋”，她直奔劝业场百货柜台，我则去了对面的滨江道书店二楼。两岁多的孩子怎么办？爱人把孩子扔给了我。没法，带着孩子进了书店。不知过了多久，待我从书中抬起头来，身边哪有孩子！虚汗“刷”的立马就下来了。追到楼下，一楼没有；追出大门，门口没有，我完全被惊恐笼罩了。再往前，在滨江道与和平路交口拐角处，终于发现正在哭泣、满脸鼻涕眼泪的孩子！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谢天谢地，当时还没有拐卖儿童的勾当，尚在今日，极有可能铸成大错，遗恨终生了。

我进城就泡书店，往往一泡就是一天。饿了，午餐好办。如果有粮票，则从劝业场往东不远，长春道上有一家面馆。大锅面之难吃，现在想起来喉咙也要返酸水。好在，每份只需两毛钱，二两粮票。是当时最便宜，最快捷的便档了。吃完，一抹嘴，转身再进书店。

我这个人是个马大哈，经常出门忘带粮票。在书店泡到中午，已是饥肠辘辘。没饭吃，我也有办法。劝业场附近有一家冠生园糖果糕点铺。糕点要粮票不能买，糖果越吃越饿，也不能买，鱼皮花生外壳是面粉掺入白糖裹的，面粉和花生都能疗饥，于是买半斤鱼皮花生，装在兜里，边吃边走，边看边吃。傍晚到家还剩不少，对夫人就说专门为她买的，请她享用。哄得夫人云山雾罩，高高兴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哈哈。

六

干我们这行，经常出差，甚至几月常驻野外。

施工队，臭老九占有三分之一左右，而大多是部队转业兵。

野外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同事们最喜好的娱乐，就是拱猪，钻桌子，贴纸条。现在的扎金花、打麻将，当年还不时兴。在我，则不屑为之，看书是我最大的爱好，也是艰苦环境中的最大享受。

可能是看我干活老实，一年后就调到技术组，负责整理资料。技术组是除了队部之外，是唯一有办公桌的地方。野外驻地简陋，办公住宿都在同一间屋（或帐篷）里。原以为，这下可有个清静的地方看书了，谁知，坏就坏在办公桌上。有办公桌，方便打扑克呀，技术组的房间就成了俱乐部、扑克场。

拱猪的方式是“打对家”，就是坐桌子对角线为两个人为一组，配合出牌，设法让另一组先得负1000分或自己得正1000分，把对方喂成“肥猪”，对方即可遭到惩罚：脸上贴纸条，或钻桌子。输赢分明后，挨惩罚前，这对个输家之间，往往摔牌拍桌，相互指斥责对方出臭牌，甚至破口大骂。满嘴是“妈妈”、“姥姥”之类的异性称谓，声振屋瓦，不堪入耳。而赢家和观战者则尖声起哄、挑唆嬉笑。休息日，技术组屋里从早到晚，抽烟的，吐痰的，贴纸条的、钻桌子的，叫骂的，耍横的，简直是沸反盈天，乌烟瘴气。我从来不与他们参合，走又没处走，躲又躲不掉，只得闹中取静，躺在床上看书。

有一天，这帮人闹得实在太出格了，不仅满嘴喷粪，竟然动起手来。我多次劝说：“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大家散了吧”。我在这些人中，只能算小字辈，根本没人理我。看书可以闹中取静，睡觉就没法“闹中取静”了。我一忍再忍，眼看晚上十一点了，吵闹声，叫骂声，分贝数有增无减。实在忍无可忍，我猛然从床上跳起，掀翻牌桌，拉灭电灯，这帮人才做鸟兽散，到了院里还在吵闹。

猛然想起指导员也在牌桌上！他可是我们队里的“NO.1”！一点面子都不给他，我还能有好果子吃？转念又想：本来是他们不对嘛，如果连这点肚量都没有，还当什麽官啊。

没想到，报应很快就兑现了。当时国家规定，单身职工每年有18天探亲假，野外队，单位可灵活掌握，一般可以休假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年回到老家，我也正好休息了一个月，回到单位销假，指导员问我：为什么超假，我说没有啊。指导员说：国家规定只有18天假期，你呆了一个月，还说没有超假！一句话把我的嘴堵得严严实实的。上哪里讲理去啊！结果，整整扣了我12天工资。

事后，我反复着摸：指导员为什么这样对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是我掀他的牌桌这件事情。万幸的是，总部要成立研究所，技术组很快被收编合并，我从此离开了基层施工队，要不然，这双玻璃小鞋还不知道穿到猴年马月。

七

有一件与读书擦点边的事，使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那年，我们在辽河两岸施工，驻地设在辽中县“五七”职业中学。刚分配到单位，臭老九嘛，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到电缆仪表班当工人。我的师傅叫袁振光，班长，身材高大，皮肤白净，一口浓重的江浙口音。精明干练，孤傲不群，言语带刺，常常白眼视人。据说，原来是司机，因为出生不好，领导一句“关键岗位怎么有这样的人”，他的职务便换成了电缆工。很快他修理电缆仪表的技术就成了队上一绝，无人能望其项背，班长的职务只好给他。

那年，时近春节，施工队组织打扫卫生。下午，司机班长老凌头来找指导员，说队领导让他转交给某司机的困难补助30元钱，放在皮夹克口袋里不见了。司机班住在帐篷里，都去室外打扫卫生去了，帐篷里空无一人。30元钱，在当时不是小数，就这点钱，还是班组讨论，大会通过，补贴给家庭确实困难的职工的。指导员叫老凌头不要吭声，自己去明查暗访。

第二天，指导员把袁振光叫到办公室谈了一个下午。

当时，实行军事化管理，施工队相当于部队的一个连队，独立作战，队领导就是土皇上。晚上还要设岗放哨，职工轮流站岗，两小时一换。这天，轮到外号叫“小地主”（大名王世福）的年轻人值班，到凌晨两点，该找人替换了。“小地主”摸黑推门，进了电缆班宿舍，看见袁振光床头电火花直闪，吓得尖叫一声，掉头就跑。我们电缆班宿舍是“五七”职业中学的学生宿舍，中间一条过道，分开北炕南炕。班组长和年龄大的睡北炕，年龄小点的睡在南炕。我和袁振光一南一北，正好脚对脚。“小地主”的这声惊叫，吵醒了全屋20来个人：有的像没头苍蝇，四处寻找衣裤；有的哭喊着，赤身裸体窜出门去（东北夜晚气温在零下十多度！）。我“噌”的坐起，死死地瞪着对面，直喘粗气。原来，袁振光躺在床上，剥掉胶皮的电线一端缠住双腕，另一端用鳄鱼夹子，夹在灯座上。鳄鱼夹上噼噼啪啪直掉火星。忙乱中，只见指导员抢在“小地主”前面——不知道指导员是否经历过枪林弹雨，至少见多识广，沉着冷静——跨步上前，用手背打掉灯座上的鳄鱼夹子，连声高喊“袁振光，袁振光！”哪里还有回音！

紧接着是医院大夫、公安警察，先后象征性地来回走了一圈。一个大活人，几天之后成了骨灰。袁振光是浙江金华人，据说，家里只有老父亲。电话打过去，只有一句回话：没有功夫过来，请组织上看着办理。

就像死水中泛起的涟漪，不到一个月，便风平浪静，归于沉寂。而我的心，却是如此纠结，如此歉疚。我眼睛湿润，双手颤抖，从木箱里拿出袁振光的书——《千家诗》，我还没有来得及还给他啊。

那是几天前，休息日，班组的人都逛街去了，屋里只有我和袁振光各自低头忙活自己的事，突然，袁振光叫我过去，从木箱里拿出一个锦盒。锦盒为蓝色四合函套，边角已经破损，两个骨签已然残缺。面上贴有《千家诗》楷书题签。函套内《千家诗》分四册丝线装钉，为民国初年木板刻印。翻开书，每页字里行间都有红笔圈点，天头地脚上下都有墨笔批注。看得出不知被主人读过多少遍了。袁振光说：我看你喜欢文学、喜欢读书，这些书是我爷爷的，你喜欢就先拿去看吧。

《千家诗》是蒙童读物，我读过很多遍，而且，里面有好些诗都能背诵，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他。一则值得庆幸，我找到了书友；二来我还惦着他木箱中好些别的书，于是，双手接过《千家诗》。

说起爷爷，袁正光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会，问起我的家世，然后又说起自己的家庭。原来，他有一大家人，都在国外，有的经商，有的当教授。只有他和老爸留在国内。解放初期他家被划为反动资本家，加上海外关系，有“里通外国”之嫌，他爸成了老运动员，多次被抄家批斗。家庭背景也严重阻碍了他的婚恋和进步。回想起来，他因“偷盗”三十元钱，触电自杀，老父自顾无暇，未来料理后事，也在情理之中。

书未归还，主人已去。这才几天的事啊！当天下午，指导员和袁振光的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他成了怀疑对象却是肯定无疑的。据说，怀疑的唯一依据是有人在打扫卫生时看见他进过司机班的帐篷！我想：就凭他的为人，他的性格，别说三十元，就是三百元，他未必能看在眼里！一个大活人，几点小火星，已然阴阳两隔，人的生命竟是如此脆弱。三十元钱，一条性命，人的价值竟是如此菲薄。袁振光之死，不是他胆小示弱，而是想以此来证明他的清白！

是人就应该平等，生命应该得到尊重。袁振光的非正常死亡，该由谁负责？他的木箱里其它《楚辞》《论语》之类的书籍，已随之飞灰湮灭，唯独这盒《千家诗》，几十年了，一直伴我走南闯北。睹物思人，袁振光，我永远不会忘你！

八

时间到了80年代，知识分子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变。单位为了留住人才，出台了很多针对知识分子的优惠政策。我们一家搬进了130平米的新房，这才有了真正的书房，原有2个书架，又添置了4个书架。给书房取名为“补拙斋”，也就是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意思。搬家时，这些书成了头疼的事情：路途虽然不远，奈何书籍又多又沉，搬起来累赘麻烦。趁每天下班时间，我用三轮，一车车倒腾，整整搬了一个多礼拜。装修工见状问：这么多书，你都看过吗？为养家糊口，上班出差，忙于俗务，静下来认认真真读点书的时间确实很少。一直憧憬着“一杯香茶，一袭清荫，一本好书”的日子。

可能是近墨者黑吧，女儿识字早，从小就喜欢看书，而且看书特别专注。从幼儿读物、故事书，到国内外童话，逮着什么就看什么。上小学就开始看小说。那是女儿上小学五年级吧，有位同事来家，看见小女在窗下捧着《红楼梦》正看得津津有味，大为惊奇，问我，她看得懂吗？我说：她就这样，懂不懂都要看看。到了初中，女儿问我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我才发现家里适合她看的书，已被通读殆尽，竟然看起我的专业书来。因此，女儿“书虫子”绰号才之外，又得了一个外号——“杂食性动物”。其实，她还有一个叫“粪翁”的雅号。进卫生间，总要随手抓一本书（后来卫生间也堆满了书），没有半小时，不会开门出来。急得我直敲门，大声喊“是不是掉粪坑里了？”我叫她“粪翁”，她反唇相讥：你才是“粪翁”，你蹲的时间比我长多了。

如今，女儿参加工作，有了资金支配权，买书如同买菜，特别是开通网上购物后，买书读书，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除了专业书，读书的“食性”更杂了：时政、财经、文史哲、古今中、西方、东洋、英文、中文、卡通、八卦，没有她不看不买的。有了孩子，就连卫生、育儿、烹饪、糕点、低幼读物全都照单采购，收纳入库。对此，我心存疑虑地问她：这些东西，你都用得上吗？你准备当作家，还是当杂家啊？她反问我：难道准备编食谱，才吃饭吗？看书本身就是一种需求，就是一种享受，为这种享受去消费，不值得吗？时至今日，情形已经颠倒过来，好些事情，我倒要请教她了，如电脑、网络和外语等等。我们之个间也经常发生争论，最后，辩论往往以她的一句“你不懂！”结束。看来，知识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我确实是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