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在中国为何顽固存在？

古安汉今南充

刑讯逼供已为现代文明司法所摈弃。联合国大会1984年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其中，对“酷刑”的解释，第一项就是“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供状……”——也就是刑讯逼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也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然而，刑讯逼供为何仍然如此顽固地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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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海南、福建等地接连有几宗原判死刑大案经再审改判无罪。这些案件中差不多都有两个相关因素：判决主要依赖口供；而被告几乎都受到了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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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到现在
刑讯逼供在中国为何顽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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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直至清末，残酷程度不等的肉刑和刑讯都是合法的。国家对酷刑的依赖，主要是为维护统治而制造人民的恐惧；而对刑讯的依赖，则是因为提取物证的技术能力和认识能力不足，不得不依赖被告的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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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直至清末，残酷程度不等的肉刑和刑讯都是合法的。国家对酷刑的依赖，主要是为维护统治而制造人民的恐惧；而对刑讯的依赖，则是因为提取物证的技术能力和认识能力不足，不得不依赖被告的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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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讯，是人的问题还是法的问题？在我国古代，直至清末，残酷程度不等的肉刑和刑讯都是合法的。国家对酷刑的依赖，主要是为维护统治而制造人民的恐惧；而对刑讯的依赖，则是因为提取物证的技术能力和认识能力不足，不得不依赖被告的口供。所谓“外国案以证定，中国案以供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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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曾说：
“吾国治狱之用刑讯，其惨酷无人理，传于五洲；而为此土之大垢久矣。然而卒不废者，吏为之乎？法为之乎？曰法实为之，吏特加厉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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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是从法律制度本身来思考刑讯问题的。
但是，他首先还是把刑讯的问题放回到刑事案件的侦办情境中，来认识刑讯为什么会被办案人员所依赖：
“听讼治狱，刑讯与不刑讯，所争者在烦简、纡直、难易、迟速之间而已。夫不欲烦其心虑，劳其精力，为吏者与常人同也。得一囚而炮烙之，攒刺之，矐其目，拔其齿，而使之自吐实者，其法以比之钩距征验旁搜遐访，而后得其与事相发明者，其劳佚之殊不可以道里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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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说的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办案人员之所以选择刑讯，甚至是自己“创造”的残酷私刑，无非为了尽快结案而选择了更为简单的方法。因为：用酷刑逼迫被告招供，远比到处寻访物证和逻辑推理来得更为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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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律师斯伟江在评论当代一些案件的话来说，就是：“坐在局里‘撬开’嫌疑人的嘴巴，总比四处寻找证据简单。”（《如何让排除非法证据从法律走向实践》，2012年7月20日《南方都市报》）
这当然涉及办案人员的人性和能力问题，也涉及制度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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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此想到，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聪明的法官”的故事，什么包公案、施公案，各种“公案”故事，不是“探阴山”式的鬼话，就是法官个人的小聪明，而且都有“大刑侍候”的威胁。而在现实的司法中，还不是处于“舍刑讯，几无术矣”的境地？法官的神话代替不了合理的司法制度。甚至我们可以说，产生“法官神话”的土壤，恰恰是不合理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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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问案，专凭证人，众证既确，即无须本犯之供。然外国问案有专官，刑律少死罪，时刻闲暇，故可以从容研求；监禁不苦，故有确证者，即不肯狡。且警察之法最密，平日之良莠、生业、街巷、踪迹，一一周知，故证据多。问案皆系列坐，证人从不管押，故证人易。中国州县事繁，素无警察，而刑罚较严，出入甚巨，旁人多不肯作证，本犯自必图幸免，此刑求拖累之所由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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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末废除刑讯的实践
中国司法由古代走向现代，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就是清末“新政”所包含的司法改革。在其中就部分废除了刑讯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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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和推动的清末司法改革的是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这两个人。沈家本一生在司法机关工作，是一位精通中国法律史和司法实践的“老西曹”，而且主持翻译西方法学著作，深得西方法学精粹；伍廷芳，则是从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毕业，在香港做过大律师，对西方司法实践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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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杜绝对刑讯的依赖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制定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提出其供述或证言属于暴力威胁等方式取得，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如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线索，法院就应当调查，如公诉人举证不力，这些供述、证言就要排除，不能作为定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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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一个《意见》进一步规定：“对于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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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刑讯逼供问题，并且把对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倒置——由公诉人承担。尽管它们本身并不是一个对刑讯逼供的追究制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办案人员试图通过刑讯获取证据的动机。然而，这些规定本身，难道不是从反面映射出，办案人员通过刑讯获得有罪证据仍然有着潜在的动机和可能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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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古代即使刑讯合法，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刑讯也是有法定条件的，即必须有其他证据，并不允许仅仅依赖通过刑讯索取的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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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还是制度的问题，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如果制度足够好，各类犯罪自然就少了，司法成本就可低了；如果制度不好，上上下下都蠢蠢欲动，犯罪的人多了，司法成本就高了。国家投入有限，司法人员自然就想偷懒。所以，要有一个好的制度，让大家不想违法；对违法人员处以重罚，让大家不敢违法；还要有一个透明的监督，让大家相信法律。

中庸2015

因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西方世界是敌人，而现代刑罚制度是西方崇尚的，所以我们就要传承野蛮专制社会的刑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