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张献忠“江口沉银”是怎么回事？

清风yl

　　夜沉似水，川西盆地的寒冬朔风割脸，年过半百的郭建华骑在摩托上，沿着江边公路慢慢前行。为了御寒，他穿得很厚。郭建华干的工作叫巡江，每天晚上，他都要从岷江大桥到两江汇合处来回巡逻，这是一段大约两公里的路程。

　　公路堡坎下就是从川西高原流淌而来的岷江及其支流锦江。江面宽阔，江水却不深，这些年，上游修建了蓄水的大坝。两江汇合处，有一片浅滩露出水面，借助从斜对岸几公里的彭山城区漫过来的灯光，夜幕下，浅滩上的杂草一片朦胧，附近江面连一条夜渔的小船也没有。郭建华要巡视什么？或者说，这么一片冷清寂寞的江水，有什么需要保护的？

　　“屠夫”这个人

　　原来，郭建华保护的是来自3个世纪前的古人财富，这些财富早在370年前就已沉入滔滔江水中。漫长年代里，地方史乘和民间的口耳相传，以及偶尔从江中发现的蛛丝马迹，都让这笔古人的财富和当代发生草蛇灰线般若即若离的联系。

　　财富的主人叫张献忠，绰号黄虎，又称八大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三百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全球陷入了17世纪危机：16、17世纪之交，全球人口增长很快，但到17世纪后，始自13世纪的小冰河期达到巅峰，全球气温骤降，粮食产量锐减，全世界都出现了不够吃的可怕局面。无粮不稳，在西方，法国兴起投石党运动，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莫斯科陷入数次大动乱；在中国，除了小冰河期的天灾，还有从万历怠政到天启昏政的人祸，大明王朝忧患百集，死气沉沉。尽管崇祯励精图治，但依然难以挽回帝国滑向深渊的车轮：一边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内忧，一边是满清叩关入侵的外患。

　　张献忠总是和另一个名气更大的人——李自成联系在一起，他们曾经被视作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其实，张献忠的资历比李自成还老。明末农民军分为13家，张献忠乃是与高迎祥平起平坐的13家领导人之一，李自成则只是高迎祥的部将。《明史》称：“献忠始与高迎祥并起作贼，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与献忠并。”

　　不过，李自成更能审时度势，更能顺应民心，因而很快后来居上，发展势头超过了张献忠。1644年，当李自成向北京进军并最终逼得崇祯上吊自杀时，张献忠率部从湖北转战四川。1644年8月，张献忠占领成都，3个月后，他在成都称帝，建号大西。

　　然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很快就走到了末路，并直接导致了那笔巨额财富沉入滚滚岷江。

　　原来，张献忠残暴好杀。比如，他从湖北进入四川，占领渝州后，为了震慑四川军民，下令把30万人割去耳鼻或双手，驱往四川各地，用以警告各地军民：凡是胆敢反抗的，一律如此处理。凡是自动杀了王府官绅并恭候的，秋毫不犯。

　　张献忠的这一招让川人群情震骇，人人自危，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故百姓惴惴不服，远近州县无不起义兵杀贼。”各地军民的反抗，反过来又加深了张献忠的愤怒和仇恨，下一次的屠杀也就变本加厉，而变本加厉的屠杀，必然刺激军民更强烈的反抗。毕生崇尚丛林法则的张献忠就落入了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不可自拔。

　　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他派往各地的官员，有的到任两三天就被杀，有的县甚至三四个月内连杀十几任县官。此外，李自成称帝，满清入关，福王建南明，三家的势力都远在张献忠之上，且都把张视作敌人。张献忠非常明白，自己没有力量与三家强敌抗衡，即便是小小的四川，也终将丢失，就像他作为流寇时，曾经丢失过难以计数的州县一样。于是，张献忠破罐子破摔地对四川执行了更大规模的掠夺与屠杀。这一点，鲁迅先生曾经分析过：

　　他开初并不想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

　　八大王的财富有多少

　　张献忠为自己预留了一条后路，那就是带领极少数亲信，把历年所积的财富运出四川，到两湖或江南一带隐姓埋名做个大富豪。

　　张献忠要出川，有两条路可选，其一是北上的陆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蜀道。但这条路崎岖险峻，又有李自成部将占据保宁一带，并且大量金银十分笨重，不便运输；是故，南下的水路才是最佳选择。

　　发源于岷山南麓的岷江，流到成都以西时，因都江堰分成内江和外江，内江的两条分支从成都市内绕过，分别名为府河、南河，府、南两河在城内合江亭交汇，始称锦江。锦江往南流60公里，进入彭山境内，并在彭山江口镇注入外江（也就是岷江干流）。此后，岷江经眉山、乐山后，在宜宾注入长江。

　　也就是说，深居成都蜀王宫的张献忠，他有一条天然的黄金水道，通往他梦想中寄托后半生的江南花花世界。

　　但是，张献忠在江口遭遇了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这块硬骨头就是杨展。乐山人杨展，武进士出身，时任参将。清代学者彭遵泗，是与彭山邻近的丹棱人，和杨展算是乐山老乡，他的祖父和外祖父等大批亲人都是张献忠据蜀的亲历者，彭遵泗后来写成了记录四川遭遇张献忠之祸的《蜀碧》。在《蜀碧》里，彭遵泗详细记述了发生在江口的两场战役：

　　起初，张献忠派出一支先头部队沿江南下，杨展在江口设伏，大败张部，张部大批舟船被烧毁。张献忠闻讯，极为惊惧，亲领主力部队十余万人，携带着从湖北到四川搜刮的巨量金银财宝顺流而下，与杨展决战。

　　杨展又一次成功地运用火攻。他把军队分为左右两翼，另派一些轻便小船携带易燃物品驶向张献忠船队，是时江风大作，小船很快引燃了张献忠的大船。由于岷江河道狭窄，张献忠的大船前后上千只首尾相衔，无法骤退，加上杨展部又从两岸用枪铳击打，张献忠的这支庞大船队，几乎被烧得一干二净，“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张献忠率残部败回成都，他只得改走川北陆路。剩余的金银不便携带，为此，他招集大批工匠，在锦江上修筑了一条大堤，使得锦江断流。在断流的河道内，他下令挖了一些几丈深的洞穴，“将所余蜀府金银铸饼及瑶宝等物”沉入洞中并盖上土石。尔后，扒开大堤，锦江复流。如此一来，大量金银财宝都沉入江中。至于参与工程的匠人，悉数处死。张献忠的意思很明确，我带不走的，其他人也不要想得到。他把这种做法称为“锢金”。也就是说，不仅江口有张献忠沉银，成都的锦江，也有张献忠沉银。只是，江口沉银地点大体确切，锦江沉银却渺不可知。

　　张献忠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史书上的记载都是只言片语的模糊之词，比如《明史》说他沉入锦江的财富“金宝亿万计”。《蜀难纪实》记载他沉入岷江的财富：“累亿万，载盈百艘。”此前，有媒体引用专家的估算，说张献忠的财富约相当于现在30亿元人民币。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粗略不可靠的推算，可能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那么张献忠的财富从哪里来？考诸史料，发现有三个来源，其一是他攻城略地后从明政府的国库或是明朝藩王手里获取的，其二是从他占领的地盘上征收的，其三是从民间搜刮抢夺的。

　　三个来源中，最大的来源应该是第三个。原因在于：明末政府非常穷困，财政到了难以为继的崩溃局面，各地国库里都没有多少银子。明朝藩王相对富有，但毕竟藩王数量有限（被张献忠俘虏并处死的藩王有三个，即襄王、楚王、瑞王，因张献忠兵临城下而自尽的藩王有一个，即封于成都的蜀王）；至于从所占地盘上征税，张献忠除了在据川的不到两年时间内，“国土”面积相对较大（但也只是相对而已，其“威令所行，不过近省州、县，号令不千里矣”），其它时候不过是冲州撞府、狼奔豕突的流寇，即便想坐地征税，也没有多少税可征。

　　在攻克一座城池后，抢劫乃至屠杀平民，几乎是明末农民军的通行做法。比如在13家72营首领出席的荥阳大会上，李自成就建议各家农民军协同作战，“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李自成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执行：“众如自成言。”后来李自成因采纳了李岩、牛金星等文人的谏言，渐渐从流寇转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灾民”，方才化蛹为蝶；而张献忠自始至终，从没改变过其流寇的草莽本性。在他据蜀后期，甚至发展到了“每得一人，榜刺炮烙，必得财物而后已”的地步。

　　另外，张献忠敛财手段之狠毒之贪婪也非其它农民军首领可比。据《蜀碧》载，张献忠规定不得私藏金银，藏一两的，杀全家；藏十两的，生剥其皮。又鼓励告密，凡是告密并坐实的，就把被告者的妻妾和马匹赏给告密者。“于是豪奴悍婢，争讼其主焉。”有人暗存侥幸，把银两藏在井中或是暗室，被查出后，“亦按连坐法”。如此恐怖的高压之下，海量的财富都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张献忠私囊中。所以，推算张献忠只有区区30亿，才相当于王健林的1/70或马云的1/50，连进入2015年胡润富豪榜的条件都不够，一辈子从不服人的八大王恐怕会从地底下跳起来骂娘的。

　　盘点寻宝往事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是流传在江口镇的一首民谣，据说它是破解张献忠沉银的密码。比较巧合的是，在江口附近，真有石牛山和石鼓山。不过，类似的民谣，在四川许多地方都有流传，它的中心指向都是一样：历史上，某个著名人物，曾在这里埋了一批宝藏，如果破译了这首民谣，也就找到了藏宝之地。比如我的老家川南富顺，据说就藏有明朝建文皇帝的宝藏，而且也有大同小异的民谣。究其实质，当然是民间的无稽之谈。

　　但江口沉银不同，它既确确实实地记载于各种笔记史乘中，又且三百多年来，不断从江中有所发现。

　　第一个从江口沉银中获利的是张献忠视作仇讎的杨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杨展制造了江口沉银。如果不是杨展的成功伏击，张献忠的船队也许真的顺流而下直入长江并抵达他梦想的杏花春雨的江南。

　　杨展击败张献忠后，从江中打捞出大量金银充当军费，并一跃而为诸路明军中最富有的一支。由此亦可证明，张献忠财富之巨。杨展的手下费密记录了获得张献忠沉银的经过：杨展虽大获全胜，却不知道张献忠竟带了如此之多的金银，后来听说渔民从江中打捞出不少东西，方才恍然大悟。

　　从张献忠据蜀到清军入川，四川前后动荡多年，就连成都也沦为一片草木疯长的废墟，有人从城楼上看见，一天之内竟有13只老虎从城墙根儿下走过。清朝初年的四川省府，不得不设在川北保宁。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休养生息后，四川全省人口也只有区区9万。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生存艰难，这一切，使得江口沉银被慢慢淡忘。人们淡忘了江口发生过的血腥大战，也淡忘了沉入江中的用暴力聚拢的民脂民膏。

　　等到和江口沉银有关的记载再次出现时，距那场杀声震天的大战已有一个半世纪。据《彭山县志》载，乾隆五十九年（也就是1794年）冬天，有渔民在江口河段打捞出刀鞘一具，这刀鞘辗转报到了总督孙士毅那里，孙派员到江口打捞了几天，收获不菲：“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

　　可能是孙士毅的偶然所获鼓励了后来者。半个世纪后，正值太平天国起事，清政府财政拮据，入不敷出。一个叫陈泰初的官员向咸丰出主意，说他曾亲眼见到彭山一带的居民从岷江中打捞出张献忠的沉银，“其色黑暗”，“查出归官，尚存藩库，有案可核”。咸丰怦然心动，令成都将军裕瑞“悉心查访，博采舆论，若知其处，设法捞掘”。不过，裕瑞一无所获。

　　如前所述，除了江口沉银，锦江沉银也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上世纪30年代，一些川军将领组建了锦江淘金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寻找张献忠沉银。当时，这家公司拥有一张传说是张献忠藏宝的地图，淘金公司按图索骥，认定藏宝之地就在望江楼下游一带。上百人折腾了将近一年后，竟然真的从江心挖出一头石牛和一个石鼓，“石牛对石鼓”的民谣验证了，张献忠沉银似乎触手可及。可惜，最终的结局是，这家公司惟一的业绩就是挖到了几箩筐根本不值钱的铜钱。

　　就在人们真正将江口沉银遗忘，或是把它当作不可采信的民间故事时，从上世纪90年代伊始，江口沉银却不时露出神秘的蛛丝马迹。究其因，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上游不断修筑大坝，江口一带的岷江河道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江阔水深；二是现代化的机械在此作业，挖掘范围更广更深。

　　2005年4月20日，彭山引水工程在江口岷江江心施工，张献忠沉银在沉睡了360年后，终于惊鸿再现：在地下2米多深处，挖掘机挖出一段木头，木头里，次第滚落出7枚银锭，其中一枚银锭上，刻有“大西眉州征完元年分半征粮银五十两一定银匠右闵季”的字样。大西，不就是张献忠的短命政权吗？并且，《蜀警录》记载的张献忠储藏金银的方法也与现场发现一致：“金银山集，收齐集以木鞘箱笼。”众民工抢走了银锭，留下了那段木头。那段木头被带到文物部门，经研究，是一段青杠木。根据史料记载，张献忠藏宝的方法，就是把木头镂空，或把两个半只木筒扣合而成一个木筒，两端再用铁箍箍紧。他所用的木头，就是成都平原上常见的青杠。青杠是橡树的一种，质地坚硬沉重。这也坐实了另一段史料，那就是杨展当年打捞张献忠沉银时，系用长枪“钉而出之”，正因为金银是用木头包装的，长枪才可能钉住木筒并把它捞出水。

　　2011年，江口河道清淤，挖掘机在2005年挖出银锭的附近又有收获。这次发现的是一页金封册，一枚刻有“西王赏功”的金币，以及一些碎银。这页金册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上刻“维大西大顺二年岁在乙酉五月朔日壬午”和“皇帝制曰朕监于成典中官九御”。专家认为，这可能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颁布的某种法令的第一页。印有“西王赏功”的金币，也被认定是存世不多的张献忠大西国金币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挖掘出来的物品中，有不少银制的耳环和耳钉，这些只能是民用的银饰品，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张献忠的财富大量来自于对普通百姓的巧取豪夺。

　　“缩水”的银锭

　　挖掘机的偶然所获，使得张献忠沉银的传说一下子又热闹起来，渴望一夜暴富的寻宝者纷至沓来。据当地文管所工作人员介绍，高峰时候，每到深夜，江口一两公里的河段，十多艘船停在江心，尤其是冬春之际的枯水季节。骑着摩托穿行在夜色中的郭建华，他的任务就是赶走寻宝者。郭建华说，从岸边到江心有上百米，隐约能看到寻宝人身着潜水服下到水中，寻宝人身上都缠着绳子，只需拉几下，船上的人就会奋力收绳，拉上寻宝人或是寻出的物品。

　　不过，如今的江口河段已不再有从前的盛况，这倒不是张献忠沉银失去了诱惑，而是司法机关针对盗掘和贩卖文物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仅郭建华所在的双江村就有11人被警方带走。据悉，在这起名为“张献忠稀世宝藏案”的案件中，涉案的一级以上珍贵文物就有金狮、金印、金册子等，估计价值过亿。

　　从岷江中有意或无意发现的张献忠财宝品类虽多，但占绝对多数的还是银制品，尤其是银锭，因而当地把这一段江面命名为张献忠沉银遗址。这些张献忠原意“无为后人有也”的银子，看上去更像是一些乌黑的铁制品，不少银锭上都有当年留下的文字：“京山县十五年饷银十两”“巴陵县榆口饷银五十两”“湘潭县运粮官军行用粮五十两”……

　　总体而言，这些乌黑的银锭与我们印象中雪白的银子相去甚远。那么，这些银子是否还有作为银子本身的价值呢？经鉴定，这些银锭的纯度大多在95%以上，根据业内标准，纯度在92.5%以上就被称为纯银，国际上称为标准银。按2016年1月上旬的国际银价，这样的银子每克约值人民币3元。也就是说，三百多年前那枚50两的银锭，按明代一两约等于今天31.5克算，大概值4700元。以银子对大米的实际购买力折算，明朝中后期的一两银子，约相当于今天的600元，那么这枚50两的银锭，足足可当现在3万元。也就是说，这笔前人的财富，在经过三百多年的“储蓄”后，价值已经大大缩水。

　　当然，这只是就张献忠沉银作为银子本身的价值而言。事实上，作为那个兵荒马乱年代的遗存，这些在江水中沉睡了370年的银锭，它们既是那些面目模糊的生民百姓惨痛命运的见证，也是可资研究、可资唤醒尘封记忆的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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