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防控的“移动化”趋势

荷叶非花

　　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0%，则预示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据联合国预测，2011年至2015年中国超过60岁的老龄人口将从1.78亿升至2.21亿，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达到4.40亿，占总人口的31%，很显然，中国正在并将持续面临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巨大挑战，而其中一个不良的后果就是慢性病的流行趋势加剧并直接推高医疗费用的支出。
　　目前我国约有2.6亿慢性病患者，医药费用支出占到了卫生支出的68%左右，即已进入慢性病的高负担期。那么，在人口老龄化趋势短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面对我国不断高涨的慢性病流行趋势，如何能够采取对策减轻慢性病的流行趋势，降低其造成的危害呢?
　　笔者以为，在这场慢性病攻坚战中，应坚持防控结合的基本思路。除了改善饮食习惯、加强运动锻炼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将医疗资源干预的中心前移，加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监控，达到早期发现疾病、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尽可能的减轻重大疾病造成的危害，同时提高对慢性病的管理水平，从而形成我国应对慢性病挑战的新型医疗模式。
　　在新型医疗模式中，病人并非只有得病了才会去医院，医院的主要任务也不再只是终端的治疗，是逐渐向上游延伸，提供包括对重大疾病的预防、早期诊断、早期干预以及个体化治疗等一系列完整的医疗服务，而其关键则在于发展一系列高度集成与自动化的移动诊断工具。
　　事实上，移动诊断这一新概念的前身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即时检测(Point-of-care testing，POCT)技术。临床上，POCT就是在患者身边或病房即可进行的快速诊断，因而又被称为“床边检测”(Bedside testing)或“近患者检测”(Near-patient testing)，比如各种快速方便的血糖检测仪器或早孕检测试纸。而移动诊断技术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即时检测器械的小型化、家电化、个性化、普及化的特点，更整合了生物医学及电子信息行业的最新成就，实现实用、复杂的诊断功能，而且更加强调诊断设备的自动化与定量化，并能够与智能手机平台整合。
　　目前国外在移动诊断技术方面也刚刚起步，发展的移动诊断医疗设备主要是移动式传感器，用于检测体温、心跳律动、脉搏、睡眠深度、血液、体内含氧量等生命特征指标。比如，索尼-爱立信公司正在开发一种手机型便携式医用化验机，该手机采用无透镜超广角细胞检测排列平台技术LUCAS EWW140924GL，利用超短波蓝光照射样品(如血样、唾液样)作出细胞计数判读，并通过手机内的计算机芯片在很短时间内得出检测结果，可用于检测诸如疟疾(通过红细胞读数来判断)、艾滋病(通过CD4细胞、T淋巴细胞读数等检测结果判断)以及妇女是否妊娠等多种用途，而其成本只有不到50美元。例如艾滋病病毒检测，只要取病人一滴血，滴在手机后盖内的芯片上，短时间内即可测出患者的CD4细胞计数、T淋巴细胞数量等，从而判断患者是否被艾滋病病毒等感染。
　　此外，可随时监听心脏的手机也是一种新型移动医疗设备。由于美国冠心病患者有上千万之众，冠心病患者最害怕的是独自在家时突发心肌梗死，且因身边无人帮忙而耽误救治。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匹茨堡大学医疗器械开发中心的科技人员在普通手机里加装一个电子装置，将这种经改装的手机放在冠心病患者胸口即能随时监测患者的心跳情况。一旦心跳发生异常的信号被手机监测到，预先设在手机内的报警装置就会发出报警信号，社区医院的医生则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以及时赶到患者家中进行抢救。该款手机现已在美国上市，并已在加州推广使用。事实证明，购买和使用此款手机的冠心病患者，死亡率下降了60%以上。
　　这种基于智能手机平台的移动式诊断设备不仅在技术上可以实现多种技术的整合和创新，带动产业的升级、发展，同时它基于个体化健康管理的理念与重大疾病早期诊断的模式，使普通人可以不用去医院而在自己家里完成日常检测，检测结果将自动上传到地区医院的数据库使医生可随时掌握患者的最新动态，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或采取治疗措施。
　　如此一来，医院的功能在向上游的预防、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延伸的同时，其部分职能也将被分散到病患的家里，减轻医院的负担，也可部分缓解“看病难”的矛盾。并且，移动诊断设备在大街小巷的药店、便利店都可售卖，因此在向社区推广后可形成一个有效的医疗保健网络。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目前移动医疗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它是否能为医院或患者(终端消费者)真正带来“价值”?比如，当医生使用移动医疗来为远程的患者保持健康或避免病情加重提供服务，医生(医院)如何获得回报(如挂号费、诊疗费等)?同时，相对于每半年或一年一次的体检，患者每天通过移动终端检测自身的健康指标(如血压、血糖或其他疾病标志物指标)能否真正能从中获益，而不是引起紧张、焦虑甚至偶尔出现的误诊?此外，对社会经济而言，是否会出现新的过度医疗?医疗保险体系如何变革?
　　由于目前大部分的理化指标或生命体征都不特异性的指向某一疾病，比如血压升高或血液中的白细胞增多可能由很多原因引起，单纯对其检测无法得知更多更具体的信息，甚至还容易导致对结果的过度解读或误读。因此，移动诊断的基础是找到特异性的疾病标志物，并能够准确的检测，同时，检测结果不告诉患者，直接传输给医生，由医生来进行诊断，并在其认为必要时对患者进行干预。而且，移动诊断所针对的人群在现阶段不宜随意扩大，应主要针对高危人群。
　　此外，移动医疗中涉及大量对患者信息的传输，如何保护患者的隐私成为移动医疗发展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在此方面，美国有专门的 HIPPA 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规范信息的使用和传输，该法案要求所有医疗机构能够有效地实施管理流程、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安全措施，目的是保护患者信息的隐私，维护员工、客户和利益相关方数据的完整性。相比之下，国内尚无类似的政策法规出台，因此在患者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等流程上还存在安全漏洞，一旦数据泄露，就会侵犯患者的隐私权。
　　于中国而言，为了提高群众的健康水平与生存质量，通过早期发现疾病而节省大量的后期治疗费用，从而应对慢性病流行造成的巨大财政压力，鼓励和推广移动医疗模式，深入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开发多种可用于临床的移动诊断设备已是势在必行，但只有直面移动医疗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难题，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疾病防治才能真正开启“移动模式”。
　　作者系施奇惠，“千人智库”专家，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上海“浦江人才计划”入选者，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教授、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基于微流控芯片技术的单细胞蛋白质组学与临床诊断技术的研究，先后在PNAS、Nature Medicine、J. Am. Chem. Soc. Adv. Mater.等杂志发表论文32篇，被引用超过1500次，拥有美国专利1项，并受邀担任2014年美国材料学会(MRS)春季年会微纳流控分会的共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