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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嫖娼行为，自古有之。古代嫖娼无罪，风流有理。更有文人不仅嫖妓，还嫖出风雅来，引出无数才子风流佳话流传后世。
新中国建立初期，曾肃清娼妓，不过随着经济发展，娼妓又死灰复燃，似乎更有燎原之势。
为严肃党风党纪，1989年12月7日，中央纪委要求严肃处理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党员。根据1988年中纪委的规定，凡有嫖娼或卖淫行为的党员，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人进行包庇或阻挠查处嫖娼、卖淫活动，情节严重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二）
禁止官员嫖娼的规定，不唯当今独有。
早在唐朝时，政府便开始对官员狎妓有所限制。在当时，五品以上官员不得进入妓院。
宋朝则规定，妓女只能为官员提供歌舞和陪酒之类的活动，不能提供性服务，违犯者要受到处分。但对于商人和士兵，政府决不干涉。著名的词人柳永，就因为流连青楼影响了仕途，只好奉旨填词，潦倒一生。
明朝的禁令更加严格，官员凡有嫖娼的，轻则贬谪，重则革职，并且永不录用。即使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官员们居然还是能找到对策，钻法律空子：纷纷转投男妓怀中。
清朝取消了官营妓院，结果却促进了民间娼妓业的发达。
看来官员嫖娼屡禁不止，也不是当今独有。
（三）
中国古代就有“贪官多好色”的说法。
嫖妓，从本质上来说，还是种商业行为。无论是嫖娼狎妓，还是更高“境界”的包二奶、养情人，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
但是，这笔花销见不得光。难道你能对老婆报帐说，这个月要花多少钱在别的女人身上？没办法，只能慷国家之慨，贪污公款或巧立名目用公款来做嫖资了。
话说回来，官位稍大一点的，又何需自己亲自出马？只要手中有权，自然能吸引别人投其所好，主动买单。
不能不承认，官员嫖娼与腐败，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内在关系。
（四）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嫖娼要被处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还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不过，不用说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府公务员，谁还在乎这区区五千元？把公款东挪西凑，哪里挤不出这点钱？
所以这个法规，对官员来说，根本就是隔靴搔痒，起不到什么震慑效果。
于是，中纪委出面整顿，嫖娼被上升到党纪问题，结果还真吹动了几片涟漪。
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有人搜集到一批官员的电话号码后，就分别打去电话，说我是歌舞厅洗头房的某小姐，我服侍过你，现在手头紧，向你借点钱，请尽快把钱打入某某账号，否则就将你曝光。结果还真有“做了亏心事，害怕鬼敲门”的领导干部中了圈套。
（五）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社会的发展，党员干部也在“进步”。冒着生理和精神的双重危险去找“小姐”，已经不是主流，“包二奶”、“养情人”才是王道。
这下更为麻烦。我们的法律没有通奸罪，而一般的包养二奶也还不会构成重婚罪。这一回合，法律又落于下风。
所以，只要手中有权，兜里有钱，微挺的大肚楠、秃顶的“地中海”又算什么？办法总是会有的，女人也总是会有的。
（六）
既然法律难以制裁“包二奶”的党员干部，不如先以党纪形式来约束。
2004年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党纪处分，永远是法律的强大后盾支持。
有人大呼，嫖娼只是作风问题，属于道德层面，不应当受此惩罚云云。无独有偶，以“人权”和“民主”著称的美国对官员嫖娼也有类似的处罚：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了。
看来反对官员嫖娼，是各国政府共同头疼的问题，英雄所见略同的是：相比不痛不痒的法律惩罚，恐怕还是政治上的身败名裂、仕途上的穷途末路，更能引起他们心理上的恐惧和敬畏。
（七）
据统计，目前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
难道真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我还没有听说哪个官员是（仅仅）因为包二奶被开除党籍、撤掉公职的。”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如是说，“虽然党纪中规定，‘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党员干部也有震慑作用，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无人监管。”
这恐怕才是症结所在。
发现党员干部嫖娼或包二奶，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很多事实证明，并非没人举报，并非上级不了解情况，而是“查处不力，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官员和妓女之间，就永远有一些不得不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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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13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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