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藉老家三江镇的温江地区专员王思忠1945年下野后,跟隨他多年的文牍师爷秦子亢也回到了三江镇,从此镇上便多了一个秦先生。他大约五十多岁,中等身上,常年穿着一件旧长衫,留着一簇新派分头,但懒于梳理,花白头发干叉叉地很乱。走起路来总是那么四平八稳,缓缓慢慢。两眼从不东张西望,遇见熟人,似笑非笑地微微点点头。除了与很少一些,如我父亲有点学问的人交谈外,再不与世人来往,似乎有种冷眼观世界,闲事少管走路抻展的神态。 他在温江时娶了一个太太,只有三十来岁,大概是温江城里的小市民,没有文化,但稍有几分姿色,我们称她为秦先生娘。他们膝下无子无女,在北闸门边租住了一间小屋穴居,生活十分清贫。到了1946年日子更过不下去了,经常到原本就少的可怜的亲友中讨要。真的难为了他,乞食者有辱斯文,放不下脸面,往往白眉白眼地在亲友家中坐上多时,欲言又止。东说南山西说海,就是不好意思讲出:“借几个钱”度日的话。当然主人早已看出他的来意,也想周济他,但他死要面子活受罪,就不开腔,非要主人问他有何事吗?他才呐呐地低着头小声说“想借点钱”。其貌如同做错事的小学生。靠亲友帮衬过日子也非长法,但空有满腹经纶又有何用,在那个百业萧条的时期,不说在乡下,就是城里谁还用这老古懂呢?他有时也给亡人写点悼词,收点酬金,但他又不好意思摆起一个摊摊,公开招揽生意。 一些朋友见他实在无路可走,就替他在麻纱市找了一间破烂小屋,虽然临街但无门窗,其实就是一个瓦棚,茅厕也在其中,好在那时茅厕水多糞少,臭味不大。当时虽不禁止私塾,但新学盛行,很少有人光顾。还是老主人王氏家族帯头将子女送去。他在对街墙上贴了大成至圣先师牌位后就立马登场。他的坐位就在孔夫子神位前边,一把白木椅,一张破旧小条桌。学生则是自带桌凳。最多时也不过二十个学生。读私塾最大功夫是写和读,因此人虽不多,但朗朗之声打破了昔日宁静,到成了另一道风景。 秦先生很敬业,每天早早地就去了,我们到了那里首先向他鞠躬行礼,然后入坐。不管学生多少,他全实施面对面的个体教育。先给你讲课文,教你念一遍就让你下去背诵,又另叫一个学生上来布置作业。放学前又一个个叫上去背诵检查。其间他就拿上一本古书慢慢地看,也随时把下面学生瞟上一眼,看是否有偷懒的。遇到不用功的他只是叹息地“唉!少年不努力,老大途伤悲”。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何人,他的语言总是那么精炼,“何乐而不为哉”“衣食足而礼仪兴也”总之滿口全是之乎者也。这在旷野之村,简直就是一个活宝。 我有时也在想,中国古文化的确是我华夏民族之精髓,就拿古文来说,既简练,含义又深,如全民皆兵,不是这个皆字,就要写成全民多是兵,都么复杂而且也不优美。古文化饱含深厚哲理,可以启廸人们智慧,熏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气质,传承民族精神。温家宝总理在汶川大地震中的“多难兴邦”的提词,不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解放后我参军走了,1956年回家探亲,见到了秦先生娘,据说成立农会时秦先生就高高兴兴出来为农会写这写那,但不久就病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