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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鄢烈山 新闻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5 更新时间：2005-8-5
中国人民大学创立的国学院，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兴替的热烈争论。我倾向于袁伟时教授的基本观点，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至今仍有未竟之功留待我辈完成；倘若以独尊儒术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能力振兴中华，中国何致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换言之，“国学”从前未能使我们平等地有尊严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它起博复苏又能有什么大作为？
然而，持这种观点并不等于认同民族虚无主义。我们首先要将以下几点厘清：所谓“国学”并不等于儒学它包括诸子百家、官方民间、地上地下、物质非物质等各种形态的祖国文化遗产；儒学也不等于四书五经或十三经，法家韩非子还师出儒家荀子呢；“国学”不是用来排斥普世价值观的“国粹”；研究“国学”重在“学”，而不是要打出“国”字旗抢占什么制高点。有了这些认识做前提，我们何妨从祖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精神营养？
闲翻《战国策》，在“楚策一”里读到莫敖（官名，地位略似宰相）子华对楚威王问，就觉得很有意味。
楚威王问：自文王建都于郢迄今，有不为升官发财而为社稷忧虑的人吗？子华举例回答有五种“忧社稷者”。“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这种观点就比今日死抱着 “出身论”和“阶级分析”观念不放的那些人有见识。
最令我钦佩的是子华以楚臣蒙谷为范例，阐述了“人君之臣”与“社稷之臣”的分野，毫不含糊地表达了爱国不必忠臣的思想。
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入楚国京城郢，昭王出逃，百姓离散。楚臣蒙谷“舍斗奔郢，曰：‘若有孤，楚国社稷其庶几乎（或许可存续呢）！负（背）离次（散乱）之典（法律典章文书），以浮于江，逃于云梦（泽）之中。昭王返郢，五官（五大官署？）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谷之功多，与存国相若（近似），（楚王）封之‘执圭’（爵位），田六百畛（一畛千亩，极言其多）。”
我们知道，后世刘邦的军队攻入咸阳，有心人萧何收藏秦宫中的文书，为刘邦登基后治理国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蒙谷负典献典的功劳类似于萧何的收藏资治。楚昭王酬之以高官厚禄，难道不是理所当然，他所应得的吗？但是，蒙谷却认为昭王的论功行赏是对他的人格污辱，“怒曰：‘谷非人臣，（乃）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岂患无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
用今天的话讲，蒙谷愤怒地说：“我蒙谷不是某个君王的臣子，而是国家民族的臣仆。只要国家民族还存在，我蒙谷还怕没有国王吗？”也就是说，我当初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保存国家的典籍，不是要效忠于哪个国王，更不是为了博取功名富贵，而是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着想。言下之意是，国君的分量在我心中岂能与国族相提并论，哪值得我舍生忘死？
“社”，从“礻”从“土”，即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稷”是粮食，五谷神；“社稷”代表生我养我的父母之邦。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永远高于一切统治者，包括自以为至高无上的国王。且不谈蒙谷的人格如何，单论他的这种爱国不等于忠君、爱国高于忠君、爱国不必忠君的思想境界，岂是后世腐儒、陋儒、小人儒所能比拟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演化最活跃的时期。楚国的几个代表人物屈原、申包胥、伍子胥常在我的脑子里开研讨会。楚人伍子胥逃亡吴国，率吴师攻陷楚国郢城，掘墓鞭打楚平王之尸为父兄报复；伍子胥的朋友申包胥却在秦庭哀哭七日，搬来秦军退吴复楚。热爱父母之邦的申包胥固然可敬，却在情理之中。今人称之为“爱国诗人”的三闾大夫屈原并不谴责伍子胥的“倒行逆施”，反将忠于吴国而不得善终的伍子胥引为同类，却是为何？有一点应当是他们的共识吧，这就是：爱国不必忠君。
这种思想并非只存在于诸子百家，儒家经典也有十分果决的表述。比如《尚书》中的“抚我则后（王），虐我则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民无常怀，怀于有仁”，等等。每每读到古代典籍中这些句子，我就神为之一清，气为之一爽，有一种如饮甘露的畅快，觉得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化包括儒家学说，不乏振衰祛顽的好东西，岂可以“太监文化”、“史官文化”、“奴才哲学”之类一概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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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27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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