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安到延安：我这半生的颠沛与觉醒​

川康边风云

从雅安到延安：我这半生的颠沛与觉醒​

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何开荣，光绪三十三年生在荥经，现在归西康管了。后来写文章，取了周文、何穀天两个笔名，说白了，都是为了混口饭吃，也为了藏住自己那点不甘的心思。

我祖父是个败落茶商，家里五个儿子，我老汉何天枢行二，偏偏遇上个偏心眼的婆婆，把幺儿幺儿媳宠上天，我妈就成了受气包。屋里所有粗活累活全压她身上，还整天疑神疑鬼，说她偷吃偷拿，我妈气不过，拉着我老汉净身出户，卖了陪嫁的首饰，开了个小药铺——我老汉是学医的，本以为能安安分分过日子，哪晓得我五岁那年，他就走了，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天塌下来都得我妈一个女人家扛。​


你们想嘛，那个年代，一个寡妇敢抛头露面开药店，和街上的男人打交道，不被人嚼舌根才怪。我那些叔叔伯伯，眼睛都盯到我妈那点微薄的遗产，想方设法逼她改嫁，好把东西抢过去。谣言传得满城都是，说她偷了祖父的银子，说她不守妇道，闲杂人等凑在一起就嚼舌根，把我妈逼得几次想寻短见。有天半夜，我舅父们居然拎着铜锤铁锏来敲门，吼着要捉奸，我躺在我妈身边，眼睁睁看着她气得吐血，那种滋味，比抽我几鞭子还难受。我们三弟兄在街上走，被人白眼斜睨，在学校被人呵斥，仿佛我们不是人，是过街老鼠。后来我三弟没了，家里更冷清了，我妈常年生病，却硬撑着送我们读书，就盼着我们将来能为她争口气，出出这口恶气。​
读了两年中学，我妈实在供不起了，恰好我表姐嫁了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家里好多亲戚都在他手下做事，我妈就把我送了过去，盼着我能混个一官半职，早点出头。那年我才十六岁，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失学的苦，只有自己晓得，但没得办法，只能在司令部当候差。我二弟也从家里跑出来，当勤务兵，我们兄弟俩，在那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活得小心翼翼。才去一个月，川康边防军就和西康屯垦使打起来了，我第一次见识到军阀混战的残酷，从汉源打到大相岭，再到嘉定、犍为，打了几个月，输得一败涂地，一路退到雅安，被人家收编了。​
在雅安那段日子，我当了监印和书记，说白了就是个裙带官儿，因为年纪小，谁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心里窝火啊，我明明想读书上进，却偏偏混在这污泥浊水里。部队里的那些事，现在想起来都头皮发麻：当官的互相倾轧，为了上位，能把别人的头踩在脚底下，对老百姓更是横征暴敛，捆绑、敲诈、虐杀，啥子缺德事都做得出来。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血盆里抓饭吃”，听得我浑身发冷，既害怕又厌恶，可我才十几岁，没得本事逃出去。更要命的是，部队里到处都是鸦片烟盘子，应酬离不开，好多人都陷进去了，我也没能幸免，常常半夜惊醒，心想：完了，这辈子就这样毁了？可我不能走，我妈还盼着我寄钱回去，盼着我为她出气，我成了她的牺牲品，哪怕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也只能硬着头皮扛。​
后来我妈托关系，给我谋了个天全禁烟委员的差事，一县两个委员，我啥子都不懂，被同事当摆设，他出去敲榨老百姓，把人拉回来吊“鸭儿浮水”毒打，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无能为力。我妈来要钱，和同事吵起来，我夹在中间受气，气出了病，干脆辞了职，回到司令部。没多久，西康屯垦使又和二十四军打起来，部队又败了，我在西康军队里的那两年污浊生活，总算画上了句号。后来我写的《烟苗季》，写的就是那段日子，里面的苦，里面的脏，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受。​
部队被二十四军收编后，我们去了成都，我二弟进了军官学校，我下定决心，要重新做人，把鸦片戒了，考进了川康边政训练所。学校的口号喊得响亮：“不怕挨冷，不怕受饿，改善边民生活，建设新西康”，我抱着一腔希望，以为自己终于跳出了火坑。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了政治、经济，第一次读了郭沫若、张资平的书，心里那点对文学的火苗，被点燃了，我想把自己经历的苦，都写出来。毕业后，我被派到打箭炉，在西康政务委员会做事，空闲时间多，就埋头写小说。​


可我又一次失望了。我原本敬重的那些老师，那些教我们社会科学、讲唯物辩证法的委员，背地里却是另一副模样：抢蛮姑娘、贪污受贿、抽鸦片，互相勾心斗角，和那些军阀官僚，没啥子两样，只不过穿了件新式外衣罢了。同学们也一个个腐化堕落，成天抽鸦片、赌牌，我的希望，又一次碎得稀烂。加上我妈强迫我娶的那个媳妇，年纪比我大不少，我打心底里反感，总想远远逃离。后来我读了鲁迅的《而已集》，读了共产党的唯物史观，才明白这社会的病根在哪里，才知道自己该去寻找真正的光明。1929年，我骗了我妈，跑出了四川，像笼里的鸟儿，终于飞出了夔门。​

出了川，我才晓得外面的世界，才晓得有共产党，才晓得有红军。我在南京、浙江、安徽颠沛流离，当过科长，当过抄写员，挨过饿，得过肺病，两次被捕，挨过毒打，好几次都差点丢了性命。但我始终没放弃，我写小说，我寻找共产党，我想加入那个能让老百姓不受压迫、能让国家有希望的组织。

后来我加入了左联，入了党，才算真正找到了方向，挺直了腰杆，不再是那个抬不起头的何开荣，而是能为被压迫的人做事、能为理想奋斗的周文。​

在上海做了几年地下工作，经历了无数风险，后来我回到成都，发动文艺界的同仁，组织抗敌协会，办刊物，搞统一战线，哪怕国民党百般刁难，哪怕环境越来越恶劣，我也没退缩。直到1939年底，我受了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的聘请，带着家人，跟着学生队伍出发，一路辗转到西安，知道二战区变了天，就下定决心，带着学生们往延安去。在茶房镇，我们发动哗变，挣脱了束缚，一路向北，终于在1940年2月2日，抵达了延安。​

站在延安的土地上，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百感交集。从雅安的污泥浊水，到延安的朗朗乾坤；从一个迷茫彷徨、被命运裹挟的青年，到一个有理想、有信仰、能为国家和人民奋斗的革命者，我这半生，颠沛流离，饱经磨难，却也终于找到了归宿。雅安的苦，是刻在骨子里的屈辱与挣扎；延安的光，是照在心底的希望与救赎。这一路，我走得艰难，却走得踏实，往后余生，哪怕再苦再难，我也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为了那些和我一样受过苦的老百姓，为了这个饱经沧桑的国家，拼尽所有力气。

川康边风云

从雅安到延安：周文自传（周七康整理注释）​
我的籍贯是荥经②，过去属于四川，如今已划归西康③管辖。我生于一九○七年，约莫是光绪三十三年，按中国甲子纪年，正是戊申年。我本姓何，学名何开荣，字道瑜，亦作稻玉。我的父亲名为何天枢，是一位中医，在他的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我的母亲姓张，性格素来要强。我的祖母格外偏爱四叔、五叔，连带对四婶、五婶也百般纵容，唯独对我的母亲极为苛刻。母亲不堪这种压迫，便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陪嫁首饰，出钱为父亲开设了一家药店，毅然离开了祖父母，另立门户，只求能安安分分过日子。可天不遂人愿，在我五岁那年，父亲因肺病与世长辞，母亲只得独自撑起药店的生意，而我们孤儿寡母，也从此开始承受封建社会更残酷的待遇与压迫。​
父亲病重时，是躺在祖父的床上离世的，母亲日夜在床前照料，不曾有过半分懈怠。可即便如此，祖母仍时常在旁监视，待到父亲断气，母亲悲痛欲绝之际，祖母竟诬陷母亲偷了她柜中的银子。母亲愈发悲痛，只能向“菩萨”伸冤哭诉。祖父也因这场家庭纠纷，加之痛失爱子，在第二年便也撒手人寰。祖父去世后，我的叔叔们便与我们彻底断绝了来往，为了争夺那点微薄的遗产，他们编造出种种谣言诋毁母亲。有一天夜里，他们甚至煽动我的舅父们，拎着铜锤铁锏来家里“捉奸”，半夜里狠狠敲打着房门。那时，我们三弟兄——二弟四岁，三弟两岁——都依偎在母亲身边熟睡，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不知所措。母亲受此巨大刺激，第二天便吐了血。叔叔们还不肯罢休，又向衙门告了母亲一状，诬陷她偷窃祖母的银子，那一年，我们全家都被这场官司纠缠不休。​
年幼的我们，从此开始承受社会的冷眼与歧视，遭到亲戚的呵斥，还被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欺辱，一颗小小的心，早早便被刻上了各种创伤。白天，我不得不去上学，那时读的是私塾，我常常被周围那些充满恶意的目光折磨得坐立难安；到了晚上，一回到家，就不敢再轻易出门，母亲也严禁我们上街。第二年，我的三弟不幸夭折，母亲的痛苦愈发深重，常常痛得无法起身，可她性子要强，一旦稍有好转，便硬撑着撑起这个家。我们常常在夜里，看见她一个人喃喃自语，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我们兄弟俩也只能陪着她以泪洗面。​
在我们家乡，有个习俗：凡是男孩长到六七岁，一定要定下婚约，这样才算有面子的人家。母亲便四处为我物色亲事，可屡屡遭到拒绝。但母亲从未死心，最终为我定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是乡下一个小地主的女儿，姓王，比我大三岁，只因她有了后母，才愿意与我们家结亲。也正因如此，许多人常常拿这件事嘲笑我，还编造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诋毁那个女孩，这让我心里十分不满，也让我在年少时，就对这个不公的社会生出了愤恨之心。​
到了一九一八年，我十一岁那年，我的一位表姐嫁给了当地川边军的驻军贺团长。母亲向来对这位表姐十分关照，借着这层关系，母亲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渐渐有所提高。她一生都在挣扎，都在努力往上爬，她从仅有的一点财产中挤出钱来供我们读书，常常叮嘱我们，一定要快点出头，替她出一口恶气。我十六岁那年，进入中学读书，接触到了自由结婚的思想，对自己这门包办婚姻愈发不满，可母亲却执意要我回家完婚。那时，那位嫁入川边军的亲戚已经升任旅长，担任川边军的总指挥，母亲就是想借着我的婚事大肆铺张一番，借着那些前来道贺的官员，在地方上扬眉吐气。​
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婚礼准备就绪、即将举行的那一天，川边军与刘禹九④的军队爆发了冲突，川边军从我们家乡节节败退。他们警告我们，赶快躲藏起来，因为我们与川边军有亲戚关系，一旦刘禹九的军队到来，我们一定会遭殃。我们于是匆忙躲到了山上，我心里反倒有几分庆幸，以为这样就能逃脱这门让我厌恶的婚事。可到了下午，趁着川边军已经退去、刘禹九的军队尚未到来的间隙，母亲却又派人来强迫我下山完婚——她觉得已经花了一大笔钱，无论如何也要勉强完成这场婚事。就这样，我在恐慌与不甘中，完成了这场让我极为不舒服的婚礼，我只觉得，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是被命运支配的傀儡。​
一九二五年春天，母亲写信给我，让我放弃学业，到那位川边军的亲戚手下做事。我一万个不愿意，那时我还年轻，正是努力求学、增长见识的年纪——我进入中学才不过两年。可母亲却以此为由，不再寄钱给我，她说家里已经十分困难，希望我能借着这层关系，为她争口气，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她盼着我能混出个人样来。我没有办法，只能回家与母亲商量。母亲的想法是，我们兄弟俩，一个出去“做官”，一个留在家里帮她打理生意。可二弟不愿意留在家里，在我动身的前几天，他就偷偷跑了出去。等我到了那位亲戚的部队，才发现二弟已经先我一步抵达，在亲戚手下当了一名勤务兵，而我，则被安排当了一名候差，月薪十二元。​
不久之后，战争便爆发了。我们这支队伍从汉源⑤出发，一路打到大相岭⑥，在我家乡的城外，展开了一场血战。二弟一直跟在我身边，那位亲戚则在前线冲锋陷阵，看着年幼的弟弟卷入这场残酷的战争，我心里充满了痛苦与无奈。这场战争我们最终取得了胜利，我经过战场进城时，看见遍地都是尸体，景象凄惨无比，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那一次，我们一连攻占了十几个县，沿途牺牲的人不计其数。那时，成都的统治者是杨森⑦，川边军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杨森当时正与联军作战。没过几个月，杨森战败，川边军也随之溃败，我们只能跟着队伍一路退到雅安⑧，最终被刘禹九的部队收编。​
川边军的整个队伍都属于哥老会系统，就连总司令、副司令，都是哥老会的“龙头”，所以在部队里做事，都必须加入哥老会。到了雅安后，经另一位亲戚介绍，我也加入了哥老会。可实际上，哥老会在军队里不过是有名无实，只是那些军阀用来统治地方的工具罢了，我并没有感受到哥老会带来的任何影响，只觉得这种形式十分无聊。​
在雅安的这段时间，刘禹九的队伍再次发起进攻，不久之后，川边军便被改编，隶属于刘禹九的部队，川边军也改称为西康军。我在那位亲戚手下担任书记和监印，月薪二十元。一方面，因为亲戚的关系；另一方面，因为职务的便利，我从身边那些男男女女的身上，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看到了各种各样卑污龌龊、淫乱无耻的事情。他们之间互相倾轧、互相排挤、互相陷害，军阀们喜怒无常，动辄就刀兵相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冲突，而最终遭殃的，永远是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用拘捕、敲诈、毒刑等种种手段压迫民众、剥削民众，一个比一个凶狠，一批比一批毒辣。​
社会的混乱与残酷，让我心中充满了愤慨，也生出了一种虚无思想，只想逃避现实。除了偶尔玩弄诗词，我还受到了一些同事的影响，开始谈论佛道。那时，整个部队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抽鸦片烟，我也没能幸免，渐渐染上了烟瘾，变成了一个浑浑噩噩的混混，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常常生病，虚无思想也愈发严重。有一位亲戚介绍我加入同善社，我便去了，可加入之后，又觉得毫无意义，终究还是半途而废。​
我十九岁那年，母亲跑到部队里，在那位亲戚面前为我活动，希望能给我谋一个禁烟委员的差事。在这个过程中，我又见识到了各种残酷的权力斗争，最终，我被任命为副委员，与一位参谋（他担任正委员）一起，前往天全⑨办理禁烟事宜。我那时什么都不懂，被任命时，不过是一个“傀儡”，到了天全，也依然是一个“傀儡”。所有的事情，都由那位正委员独断独行，他专横至极，到处去敲剥民众，还常常把老百姓抓来，吊起来毒打，美其名曰“鸭儿浮水”。而他则把我派到土匪最多的乡镇去巡查，在那里，我看到许多土匪背着枪，大摇大摆地到镇上来赶场，与普通老百姓混在一起，大家却都习以为常，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混乱与荒唐。​
我回到城里后，母亲也赶了过来，她说，听说那位正委员已经搜刮了不少钱财送回自己家，质问我为什么一分钱也没拿。她当即就和那位正委员吵了起来，我夹在中间，只觉得无比讨厌、无聊，还有深深的痛苦。我的身体本来就很差，经此一闹，彻底病倒了。母亲便从那位正委员那里强行夺得了几百元，运回了家里，而我，也下定决心离开那里，回到了副司令部。​
可没过一个月，战争又一次爆发了。那时，刘文辉⑩以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的名义，攻打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也就是刘禹九的部队），我们被围困在城里好几天，最终还是战败了。我们一路奔逃了两天两晚，退到了我的家乡，部队也彻底瓦解了。我和那些败兵一路同行，一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途经山区时，我们被土匪拦住，一部分枪支被缴，还有一些人被杀害。那些士兵已经很久没有领到军饷了，被改编时，他们要求发放军饷，他们的营长——也是我的一位亲戚——跑过去讲话，试图制止他们的骚动，可那些士兵气愤他吞没军饷，一枪打死了他，随后便上山当了土匪。​
从前，我一直无法彻底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要去当土匪，直到那一刻，我才完全明白，心中反倒生出了几分同情。所以，当我看到另一位表姐抱着那位营长的尸体大哭时，我心里毫无波澜，心如古井。那一刻，我觉得人生不过如此，死亡也不过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罢了。​
在战争爆发之前，我的二弟已经进入二十三军军官学校接受训练，部队改编后，他们也被编入了二十四军的军官学校。那位曾经提拔我的亲戚，也成了光杆司令，打算前往成都。我对家乡充满了愤恨，对家庭也早已厌倦，常常想着能跑得远一点，再也不要看到那些让我痛恨的人和事。于是，我便跟着那位亲戚，一同前往成都。可我那时已经无法远走高飞了，几年来，在那龌龊不堪的军队生活中，我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活泼，还染上了鸦片烟瘾，我开始痛恨自己的懦弱、无能与腐败，痛恨自己变成了一个衰弱的病夫。​
我下定决心要振作起来，坚决戒掉鸦片，随后，我考进了二十四军创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我明明知道那里有军事训练，会很辛苦，可我觉得，就算是累死，也比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要好——我需要的是能够远走高飞的力量，否则，倒不如一死了之。​
这个训练所对我的影响极大。它不仅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让我的身体一天天强健起来，更让我接触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新东西。我童年时代读的都是私塾，学的都是经书；后来虽然读了两年中学，但除了英文、算数之外，也大多是经书之类的内容。可在这个训练所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各种新的学科，比如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等等。那些教员中，有些是国家主义派，有些是国民党，但那时的我，听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它让我明白，这个社会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存在着国家与民族的存亡问题。​
在那些教员中，有几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位教政治学的教员，大概是国民党左派，在讲课的时候，常常会用反语来讽刺国民党的清党运动（虽然那时我还完全不懂清党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一位教财政学的教员，即便吐了血，也依然坚持上课，这让我十分感动。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训练所的副所长刘伯量，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对学生的态度十分温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有一次，一个学生因为妻子生孩子，晚上翻墙出去，被队长查了出来，大家都以为这个学生一定会被狠狠打一顿，然后开除，那位队长也坚决主张这样做。可没想到，刘伯量副所长来处理这件事时，只处罚了那个学生几个手心，还安慰他，说已经派人给他的妻子送了鸡蛋过去。这件事，让全体学生都深受感动。​
总之，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让我觉得，这个社会并不像我过去所了解的那样，完全是一片黑暗。在同学中，我还第一次发现了新的文学书籍，比如郭沫若的《洪水》，还有张资平等人的小说。我对新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觉得人心中的不满与不平，都可以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于是，我生出了想要写作的欲望。​
快毕业的时候，我忽然听说，成都的三军长枪毙了十五个从成都各中学抓来的学生，这是因为发生了打死校长杨廷铨的案件。我的同学大多是从各中学投考来的，他们清楚那些被枪毙的学生的底细，于是纷纷议论，说那些学生都是干革命的。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这个社会上，还有一些秘密的活动家，在为了改变这个黑暗的世界而努力。这一切，都感染了我，渐渐改变了我过去的虚无思想，让我也想为这个社会，干一番真正有意义的事业。​
身体渐渐强健，精神也重新振作起来，我们学校的口号是：“不怕挨冷！”“不怕挨饿！”“到边地去！”半年之后，我顺利毕业，被派到了西康的打箭炉⑪（也就是现在的康定），在西康政务委员会担任服务员，月薪大约二十四元。我下定决心，要在那里好好干一番事业，不辜负自己的努力与期望。​
我们这次被派到打箭炉的，有好几位同学，而在西康政务委员会里的委员，大多是我们训练所的老师。我一到康定，就被派去担任泸定县化林坪新路工程的督察员，月薪依然是二十四元。这条路，是从化林坪通往荥经的，每次巡视，我都和民工们一起住在雪山上，那时的我，真心觉得，自己是在为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而努力。可实际上，工程处里的人在搞什么鬼，我一点也不知道，那时的我，太过幼稚，太过单纯。​
每次巡视回来，我就住在泸定县政府。那时，泸定县长和化林坪分县长之间的矛盾正愈演愈烈，那位泸定县长利用了我的单纯，在我们一同去巡视的时候，他发动了一些人，告发化林坪分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