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先生的孙子黄十九于1940年至1946年在乐山的经历

雪山之狐

摘录: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6/598385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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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或1940年我父亲转到武汉大学教哲学，我们从成都迁到乐山。为了躲避日本人，这所大学的师生从武汉跋涉了一千多里来到乐山。从1940到1943年，乐山被日本人轰炸过两次，但是城里唯一的工业——生产降落伞的工厂却没有被炸到。空袭炸死了很多人，连树上都挂满了人的腿和胳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整个乐山城没有任何防空武器。多亏父亲，我们每次都能及时地离开，步行三十分钟，躲进防空洞里。那时，中国的空袭警报系统用一串红灯笼来报警。挂一个红灯笼，表示日本飞机起飞了，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隐蔽；挂两个灯笼，表示还有半小时；挂三个，就只剩了十五分钟；灯笼没了，便表示警报已过去。1942年后，为了骚扰成都附近的美军，许多空袭都在夜里进行。美国兵叫执行这种袭扰任务的飞行员叫“洗衣机查理”。自从1945年有了“黑寡妇”P-61，“洗衣机查理”就经常被打下来。后来，我去新津机场时还见到过日本飞机的残骸。

雪山之狐

本文摘自：《温故（二十）》，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黄十九

黄十九，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的长孙。1932年生于北京。出生时正值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勇抵抗日军侵略，黄炎培即以军队番号“十九”为其命名。黄十九在中国生活到十四岁，其父去世后，随母移民美国。他有英文名字，但一直保留着“十九”这个中文名字。他在美国Duke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为资深的飞机设计师。2004年病逝于得克萨斯州。时年七十二岁。——编者

我的家人催我写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怎样来到美国，已经有很久了。为这，他们还给了我一个磁带录音机。可是对着机器讲话，我总是觉得很别扭，最后还是决定把我在中国的经历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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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温故（二十）》，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黄十九
黄十九，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的长孙。1932年生于北京。出生时正值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勇抵抗日军侵略，黄炎培即以军队番号“十九”为其命名。黄十九在中国生活到十四岁，其父去世后，随母移民美国。他有英文名字，但一直保留着“十九”这个中文名字。他在美国Duke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为资深的飞机设计师。2004年病逝于得克萨斯州。时年七十二岁。——编者
我的家人催我写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怎样来到美国，已经有很久了。为这，他们还给了我一个磁带录音机。可是对着机器讲话，我总是觉得很别扭，最后还是决定把我在中国的经历写出来。

早期的日子

我1932年生在北京。我的父亲黄方刚是中国人，母亲微华兰（ViolaMisnerHuang）是美国人。我记得30年代我们的生活曾经非常好。妈妈带着三个儿子、五个佣人，还教着书。1937年，母亲带着我们三个（三岁的海川、一岁的岷江和五岁的我）回美国北卡来罗纳的艾士威里（Ashville）探望我们的外祖母密斯纳尔（MisnerPicket）夫人。本来我们是计划在美国住一年的，可是那年7月日本侵入中国，于是不得不改变计划提前返回中国。我们四个人在1937年12月回到中国。先在香港下船，然后从香港飞到四川成都。由于日本人的侵略，从1939年起我们的家境开始变得非常困难。

这张地图中黑线所圈的区域，为日本人1941年侵占中国的计划。区域A那时已经基本全被占领了，包括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被屠城的南京。父亲大概是预感到日本人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早在1933年就领我们迁到四川。我们在成都住到1939或1940年，然后搬到乐山县，在那里一直住到1946年。成都和乐山没标在这张地图里，它们位于重庆（战时中国的首都）西面一百多英里的地方。

“日本鬼子”这个词今天用来可能不很合适，但是对我来说，他们还是“日本鬼子”，因为他们从没有为他们在1931—1945年中的暴行向中国或美国道歉。“日本鬼子”今天教他们下一代二战历史时，光提美国扔原子弹，他们仍然在祭拜像东条这样的战犯，他们没有什么忏悔，仅仅是后悔被打败了。当然，我的痛恨不包括美籍日裔，他们也是美国人，像我一样。

五满意

记得是武大内迁过乐山！

院长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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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或1940年我父亲转到武汉大学教哲学，我们从成都迁到乐山。为了躲避日本人，这所大学的师生从武汉跋涉了一千多里来到乐山。从1940到1943年，乐山被日本人轰炸过两次，但是城里唯一的工业——生产降落伞的工厂却没有被炸到。空袭炸死了很多人，连树上都挂满了人的腿和胳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整个乐山城没有任何防空武器。多亏父亲，我们每次都能及时地离开，步行三十分钟，躲进防空洞里。那时，中国的空袭警报系统用一串红灯笼来报警。挂一个红灯笼，表示日本飞机起飞了，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隐蔽；挂两个灯笼，表示还有半小时；挂三个，就只剩了十五分钟；灯笼没了，便表示警报已过去。1942年后，为了骚扰成都附近的美军，许多空袭都在夜里进行。美国兵叫执行这种袭扰任务的飞行员叫“洗衣机查理”。自从1945年有了“黑寡妇”P-61，“洗衣机查理”就经常被打下来。后来，我去新津机场时还见到过日本飞机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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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的货币一文不值，爸爸一个月只能得到大约七十五磅的大米。由于经济恶化带来的营养不良，爸爸的身体垮了下来。加之日本人发动的战争使得父亲有病没条件治疗，1944年1月17日，他不幸死于心脏病，年仅四十三岁。不用说，这对妈妈和我们的家庭是个重大的打击。

1944年那年我十二岁。有天刚从学校回到家，一个军警急匆匆地来找我，要我跟他到县政府去。说是有几个被吓坏的美国飞行员在那里，不跟他们对话。我同他一起出来往县政府走去。这个军警说，听说我会讲英语才来找我的（我们一直是在家里说英语，在外面说中国话）。到了县政府，见到四个美国飞行员在那里静静地坐着，他们只告诉中国官员自己的名字、军衔和编号，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落在日本占领区里面了。我走近一个飞行员，举起右手说：“嗨，我叫狄克黄。我的妈妈是美国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脸上闪出的那副惊喜：“让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去见你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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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原来他们驾驶的B-29在空中爆炸了，八名乘员生还，落在离乐山三十英里的地方。其中两人受重伤不能走，另外两个留下陪着，其余四人走到了乐山。新津机场已经知道有飞机失事，并派出救援，但第二天才能到达。当他们进了家门看到我妈妈后（我妈有部分德国血统），四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她给他们倒茶，拿出吃的东西。我的两个弟弟，海川和岷江，也出来和他们见了面。等到要给他们安排旅馆住时，十九岁的副驾驶员却不想离开，他觉得和我们在一起更安全一些。我帮另外三位找了一个地方休息，这个副驾驶员就在我们的沙发上睡了一夜。这天妈妈很兴奋，她打算为这些美国军人搞一个接待所。

第二天，来了两辆救护车和其他车辆。八个生还的飞行员全都获救了。看到这么多美国士兵在场，我高兴极了。心想这下可有人狠狠教训日本鬼子了。来的军人里有个新津医疗队的少校，叫米勒，马里兰人。1954年我去印第安纳州伊万斯威尔（Evansvill）时见过他。他的儿子正值我在中国时的岁数（十二岁），他很感兴趣地听他爸爸和我在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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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接待所

妈妈是这样说的：“战争中，黄先生去世后，我搞了一个接待所（应美国在中国新津空军基地指挥官的要求）作为盟军军人娱乐中心和休息场所……”

我们搬到了新家（OURHOUSE，地区医院）。这里原来是那些离开中国寻找更安全地方的神甫的房子。地方很大，一个有五六张床的客人房屋，院子里有池塘、防空洞。一个两层楼的主屋，里面有可住四个保姆的地方。所有的床都是内有弹簧的床垫，这也是我们新家里最受欢迎的东西，因为在空军基地里也没有这样的床垫。他们都喜欢在这些床上躺着不起来。这个接待所的名声在新津机场渐渐传开，客人们带着他们两星期的咖啡、奶油、罐头食品、K配给和C配给来这里休息。我的弟弟和我都喜欢配给食品，这些美国大兵会边摇头边继续给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罐头后，妈妈就上街买些牛肉（实际都是水牛）做给他们吃。为了买到想要的牛肉，有时她不得不多买一些连带的肉回来。总之她做的都是最好的嫩牛肉、新鲜面包、烤马铃薯和各种蔬菜，饭后还有一个蛋糕或馅饼。这样的饭食使得妈妈在美国兵里出了名，我们的日子也好过起来。有些大兵去他们的废物堆里找出零件给我做了两辆自行车（一辆自行车只有一个轮有胎）和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短波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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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StinsonL-5开临时跑道

1944年的一天，我和一个同学回家时，看到一个美国军官在与小贩讨价还价买白缎子。我的同学要我去显示一下我可以说英语，于是我上前介绍了自己，告诉欧班克少校我的妈妈是个美国人，我会帮他讲个好价钱，放心让我来说就是了。我对这位小贩说他要的价钱太过分了，应该想一想这些美国人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经过例行的讨价还价之后，小贩说他得养家，总不能白给嘛。十五分钟后谈妥了一个价钱（比原来要价的一半还少点），欧班克少校很高兴。

妈妈的接待所开业后，这个少校一直住在我们这里。后来我们了解到他留在乐山的原因。他的StinsonL-5飞机出了故障，不得不紧急迫降在乐山的沙洲上，落地时螺旋桨损坏了。他已经报告了基地，在等零件和维修人员到乐山来。L-5是用来给偏远的分队递运补给和邮件的。少校说，他是去乐山西北二十英里的一个航标站送邮件，返回新津的途中，L-5引擎出了故障，使他不得不降在沙洲。由于沙洲有很多石头，在降落时飞机向前栽了跟头，把螺旋桨搞坏了。他认为只要把石头拣去，他就可以从沙洲起飞。L-5只需要三百五十英尺（一百二十米）的起飞跑道，但他必须躲闪开在爬升路线上的那个有名的大佛（八百二十英尺高）。当机械师带着零件来到后，我们雇了几个工人和一条船，渡河来到沙洲上。少校指给我起飞路线，然后他和机械师换螺旋桨，我就告诉工人怎样清理石头。发动机很顺利地启动了，等引擎升到正常运转的温度时，欧班克少校挥手示意再见，开大油门滑行起飞。飞机离开地面后，立即向右转去，毫无困难地躲过了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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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排和“蜜桶”（HoneyBuckets）

听到欧班克少校说在乐山西北二十英里处驻扎着一个航标站后，妈妈就做了些蛋糕和苹果排让我给航标站的军人们送去。我有自行车，骑这段距离也没有问题。峨眉山是佛教圣地，在一万英尺高的山上有个金顶的庙宇。峨嵋山和邻近高山的高度使这里成为建立航标站理想的地点。带着妈妈做的苹果排，我骑到航标站。那里的四个大兵见到我时高兴极了，因为从没有想到在中国这样偏远的地方能吃到苹果排。他们工作生活在三个半圆拱形的活动房里。一个放发电机组，一个放通讯设备，另一个是他们吃住的所在。发电机组那个活动房外，还有个简易厕所。

我第一次去航标站是1945年初。后来去过几次，差不多每六星期去一次。有一次我去时，其中一个很婉转地问我是否能下山替他们雇几个人来清理厕所的粪便。我说没问题，交给我好了。于是我下山找了几个村民来。他们先去厕所看了看，然后我就和他们开始了一番讨价还价。几个大兵不停地对我说：“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吧。”我告诉他们这是在中国做交易的方法，耐心点，我们会达成交易的。又谈了一会儿，价钱讲定了。村民用他们常用的粪桶，我们谑称其为“蜜桶”，把粪都挑走了。最后，和我讲好价钱的那位交给我几百元钱（那时几百元在重庆街上也就是吃点茶点）。当我把钱给那几个大兵时，他们都吃惊了。他们从不知道粪便在中国是有价值的肥料，不但不用花钱雇人挑走，还可以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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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C-46失事遗体

1945年六七月间，两辆吉普和一辆越野车开到我们乐山家门前。

他们来自四川重庆，是美军中国战区第五搜寻救护队（USFCT，APO908）的。领队的是王上尉（DavidK.C.Wong）。他们给出个地名，要寻找几天前在那里坠毁的一架C-46。这个地名我听说过，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我去县政府问这个地方在哪里，有多远。他们告诉我，那里开车过去要一天，徒步翻山过去要一天半。乐山的官员们说，他们会通知那边的官员派人下山来接我们，并带我们去坠机地点。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了，下午两点到达山下。有好几个官员在那里等我们。我给王上尉当翻译，尽管他是夏威夷来的亚裔美国人。地方领头的官员说我们可以到他家去住一晚，明天他带我们去坠机的地方。同时他让他的手下替我们看好吉普和越野车。谢过他后，我们迈开双腿向山上爬去。几小时后我们到了这个官员的家，他的房子像是一个中国“宫殿”。主人指给我们睡处后，就请我们吃晚饭。晚饭是桌丰盛的宴席，甚至包括熊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熊掌，却永远也忘不掉那鲜嫩的味道。

第二天中午，我们来到失事地点。这架C-46不幸撞到山上，其实只要再飞高一百英尺她就可以安全飞过山了。飞机上载的是汽油和弹药，失事后的大火和爆炸使得中国人很容易找到这里，并派了两个兵看护着现场。四具遗体都被烧得很厉害。有叠没烧掉的钞票从一具遗体的口袋里露出来，但没有人把这些钱拿走，这个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王上尉安排了几个民工把遗体搬到越野车上。两天后回到了乐山。见到死去的美国人，我很难过。我希望战争能拖到自己长大，这样我就可以亲手去杀死几个日本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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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新津基地

1945年8月，几个妈妈很信任的美国兵邀请我跟他们去新津机场玩玩。在那里我看到那个1942年晚上被P-61击落的“洗衣机查理”，他们带我去靶场教我怎样打手枪和卡宾枪。让我登上许多飞机参观，只是不能上B-29，因为那时她还属于保密的。我也见到维修机场跑道的民工在修跑道。

在那里，我们从新闻里听到美国在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1945年9月2日，战争结束了。我又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这场屠杀终于停止了，失望的是我这个非正式的翻译将不再需要了。我赶回乐山，妈妈已经开始计划带我们回美国去了。最后一批来接待所的美军官兵是在1945年10月，大多数的来访者都在我们的签到簿上签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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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

妈妈决定尽快把我们带回美国。她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带着几份美国军人出的她为美军服务过的证明，先去了上海。大多数美国军人都在那里，这样比较容易打通上层。我们三个兄弟被暂时安排在重庆爷爷（黄炎培——编按）家，在那里等飞机去上海，那时乘民用飞机要排两年以上的队。我们很高兴住在爷爷家，他那时正忙着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他的厨子和佣人们对我们都很好。厨子是四川人，我们看着他做那些辣辣的菜，真好吃。

有一天，我用弹弓打着了一只鸟，高兴地冲进爷爷的书房想给他看我的战利品。一打开门，我就知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他正在和两个人谈话，我鞠了一躬就退出来。这时爷爷叫住我，要我见见毛伯伯和周伯伯。我对他们俩各鞠了一躬后，退了出来。

1946年2月的一个早上，我们被一个美国水手叫醒。他帮我们收拾好东西，告诉我们要坐里德福将军的飞机去上海。我们穿好衣服带上东西，水手开车送我们来到机场，登上一架C-54飞机。不消说我们都兴奋极了。我有点担心妈妈会不高兴，因为我们走得仓促，都没有时间洗洗干净。将军没在这里上飞机，他是在南京上飞机飞上海。到了南京，妈妈和路来接我们，再带我们去上海。很扫兴，我们没有见到将军，但很高兴见到妈妈和。

我们在上海住到1946年的6月15日，然后上了海军陆战队的Swallow号，一条改装后征用的船。这是战后第一艘允许搭运妇女和儿童的船。航程要经三十天，因为要在韩国的仁川接些乘客。而接近日本的时候，船上一个陆军上校病重，船不得不靠上横滨，以让上校及时得到治疗。

1946年7月15日，我们终于到了旧金山。在整个航行中，船上男女乘客都是分开的。妈妈和所有的女乘客在一起，我们三个则和男乘客在一起。床铺是上中下三层，我们都睡在上铺。吃饭的时候，我们总是和妈妈坐在一个桌上。一路上吃了很多热狗、汉堡包和炸薯条，我们都很喜欢。白天我会看人赌骰子，学会了一些玩骰子的行话。通过了海关和移民局的检查，在去旅店的路上，我看到一个红色的大箱子上写着“CocaCola”就问妈妈那是什么。妈妈取出一个十分的铜板塞进一个缝口。不一会儿，刚当刚当出来了一个装满深褐色液体的绿瓶子。她用红箱子边挂的一个瓶起子打开瓶盖，让我喝了一口。“哇”我叫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喝可乐，立刻就喜欢上了。两个弟弟也都爱上可乐。第二天，妈妈带我们去旧金山城里一个大玩具店。我们一个个都疯了似的，因为从1940年以后我们一直没有见过玩具。我们坐上到北卡拉磊（Raleigh）的火车，四天后到达。一路上我们见识到了美国美丽壮阔的山河。我心想，一定要成为一个美国的公民。

院长

继续

讲抬价

很精典,谢谢! 难得的好贴

七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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