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叶干

                       （二十八）

             结婚成家　喜庆添丁

在乡下当知青，我们大多数知青都怀有一种信念——可以耍朋友谈恋爱，但不能结婚！因为担心结婚安家后不会进城调工作。因此，我和我的恋人小芳苦恋五年，调动工作后又等了两年才把结婚摆上了议事日程。
     那年我俩从成都市自愿申请报名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南坪乡插队落户。我分在南坪四队，她分在南坪五队，不在一个生产队，也不在一个知青小组。但生产队的田地紧挨在一起，下地出工干活，进城上街，上市场，却都要走一条机耕路，我们把这叫缘份。特别有缘份的是报名下乡时，我和她第一批名单都是去西昌，自已又要求到昭觉的。下乡第一年在八月份召开的第一次新社员大会上，我和她同时被评为“五好社员”。那年年底，代表附城区到竹核区参加全县文艺汇演的十人中就有我和她。我相信恋爱，婚姻一定是有缘份的。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1966年我参加凉山民族师范学校耕读教师短训班学习，她到学校公共厕所找粪肥，我帮她掏满一挑，又从学校担粪回生产队，途中扁担压断了，粪肥洒了一地！她不顾粪臭用手将大粪捧起来再担回生产队。看到眼前的这位不怕脏和臭的年轻姑娘我受到极大震动，觉得她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从心底里产生了对她的爱慕和敬佩。坦白地说，从那时起，我就爱上她了。但我明白，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 有人还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直到1968年10月，她才正面回答了我的求爱。开始了我们长达五年的恋爱关系，五年的苦恋与甜蜜。尽管有阻力，有流言，有反对，有竞争，还有伤害。但我们，特别是她都挺过来了。1973年，她这朵“鲜花”终于插在了我这堆“牛粪”上。
     记得那年我们书信商定日子后，工作在攀枝花矿区的我，在攀枝花买了几斤水果糖，怀揣单位开具的结婚介绍信，火车汽车加步行直抵乌坡山上。那时没有自己的房屋，矿部的一间临时探亲用的招待所就是我们的洞房。经她和她的女友同事们精心准备和收拾，除双人床外，蚊帐，枕头，枕巾，被褥，床单都是她亲手绣刺的。我只是从邻屋搬来了几张桌椅板凳，不到晚上八点，闹洞房的工友们就挤满了一屋子。介绍了恋爱经过，回答了谁追谁，爱他(她)什么，生不生等“疑难”问题后,司仪不失时机地唱起“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父母都不在身边，改成拜领导)，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己经在洞房里了)”。那时的婚礼简单，半个多小时便过了关。

可是，己经是共青团员的她，却在婚后差点没过了关。原因是我们婚礼那天还没登记，团小组会上检讨了几次。说来也倒霉，我请假耽搁了两天，抵达乌坡我和她拿了双方单位的结婚介绍信去乡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运气不好，天下大雨河水猛涨冲毁了下山的道路，无法去乡政府。三天后水退了，我们晚登记了三天，就让她在团小组会上过不了关。……哎，实在有些冤呵。

可能正应了那一句名言：好事多磨呵！

我们结婚以来，两地分居六年；调转到一起时孩子都五岁了，为了夫妻团聚，她牺牲了很多。包括熟悉的工作，该涨的工资待遇等等。   
         我在攀枝花上班那年，她却被矿区工友送进昭觉城当时的州医院妇产科—-分娩了。临上产床，医生护士都没查出她怀有双胞胎，直到临盆，一位姓张的老医生才找来同事摸摸肚子说是多胎。紧急处理后，在身旁医护人员一片咋舌声中，果然接生出了一对龙凤胎。但由于医疗条件差和产前检查的失误，凤胎患硬皮症三天后夭折；龙胎也因早产体重只有2公斤多一点，全力以赴才健康生长成人。

        那天，是妇女节，上午10时左右，我突然接到昭觉长途电话，知青高永智打来的，他兴奋地告诉我；“小周生了！两个！……”我听后也兴奋地喊：“我当爸爸啦！”立即请了假出发去昭觉。到州医院住院部妇产科见到了刚分娩的妻子和双胞胎孩子。大双男孩还行，4斤重，红扑扑的小脸蛋算是正常；可惜小双女孩，才2斤1两，脸和皮肤都是绛紫色，患了硬皮症，活了三天。主要原因是不足月，才怀了七个多月，加上产前一直没查出是双胎，产后又无恒温设施。过后非常失悔这一对龙凤胎都养活了多好呵！存活下来的大双取名凝一，两个凝聚为一个，只生一个好啊！喊起这个名咬口，写起来又复杂，没有简化字，后来干脆就去掉凝字，单名叫一吧，一二三的一，小名点点。

我们结婚以来，两地分居六年；调迁到一起时孩子都五岁了；为了夫妻团聚，她牺牲了很多。包括熟悉的工作，该涨的工资待遇等等。她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啊！

1968年热恋中的我们在成都

当年的结婚照

我和妻儿摄于1975年

清风柔月

叶干 发表于 2013-11-10 22:3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二十八）             结婚成家　喜庆添丁在乡下当知青，我们大多数知青都怀有一 ...

苦难艰辛都挺过来了，愿叶老师一家健康幸福到永远。

小女人娥子

朴素的语言表达出了真挚的感情，好幸福的一家三口哦！

叶干

                              (二十九)
                         从事宣传 爱上报道

           1974年我当了父亲以后，还在太平矿二采区机关做宣传工作，连续几年是全矿写作宣传稿件最多的通讯员之一，被党委宣传部门多次评为优秀通讯员，后来调转到矿宣传部门工作。

1979年1月时任矿宣教科长的洪介中在物色宣传人员时，将我调转到矿机关进了党委宣教科当干事，并赶上企业最后一批工人转干的机会，当上了干部。此三五年中我的工作如鱼得水，参加了《人民日报》和《四川工人日报》举办的新闻写作培训班，连续五年多次获矿，局，市及省局煤炭系统宣传业务先进个人称号，获《攀枝花日报》，《四川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等新闻媒体的优秀通讯员荣誉。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12月提任宣教科副科长，1989年2月考进中央党校函授大专班半脱产学习三年，同时提升为党委办公室主任（正科级）。

1989年—1992年，经过三年的党校学习，己45岁的我才拿到大专文凭。

1992年春节前，单位上要提拔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层干部，矿（处）级干部有两个硬件，一是年轻（40岁以下）；二是专业职称（矿业学院或采煤专业）。我不符合这两条。矿党委书记张学兵示意我在近期内找到调转部门，同意我调出矿井，时限为一周。

经过努力，局党委宣传部同意接收我的调转申请，并指示局组干部门发出调函通知矿组干科。一周内我三次上下打听，上面组织部门说发函了，下面却说没收到。这一推托，误了时限，一周很快到了。后来一查证，上面确实在一周内发了调函，却被下面的人员做了手脚。检查原因是我在党政关系上有“失误”——没有处理好与行政的关系，说得直一点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脾气怪，“目中无领导”，得罪了某官。组干人员是受当官的指令，将我挪下了。

没有调出去，原来的位子又没了。怎么办？刚把党办主任工作移交给新主任曹某某，我一咬牙把自己的“一头沉”办公桌椅搬到走廊里！在矿机关大楼三楼厕所旁边办了一天公呵！硬着头皮顽强地顶住了压力，用实际行动抗议当官的挟嫌报复！

1992年2月22日，这天我的办公桌从三楼厕所旁搬上了四楼，搬进矿工会。是时任矿工会主席的杨德宏顶住干扰，力排众议，主动接纳了我这个不任自免的正科级干部。并立即按工会组织程序，民主增补我为矿工会委员，选举我为矿工会副主席。由于矿工会是受双重领导的群众组织，经过几番努力，矿党委和局工会于1992年3月正式下文批复和任命我的职务。

从1992年3月至1998年11月的六年间，矿工会委员会组织改选，我连任工会副主席，在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与其他副主席及委员干事相处较好，矿工会取得先进工会组织，优秀工会组织，模范工会组织等荣誉称号。个人也多次获得优秀工会干部称号。

叶干

                                  (三十)

                             工会六年  难忘搭档

     在矿工会工作六年，担任了六年的工会副主席。期间让我最难忘的是与主席杨德宏之间似兄弟般的上下级关系，他只比我长十个多月，又是在我工作最艰难之时接纳我进入工会的。因此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的恩人。无论多难做的工作，只要是他交给我的，我就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因为我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而杨主席在工作上从不为难我，事事放手让我这个副职拳打脚踢。我们之间配合默契，如鱼得水。如今我和他都退休了，还常常手机短信问候。

     在矿工会工作的那六年，我还不忘矿工会与我搭档过的几位副主席。最早是辛锋和孙汉英。我到工会与他俩供职半年多，他们就退休了；然后是杨慎熙。与我在同一办公室对桌办公一年后，他调至新都经营房地产；再后来有周忠林和张树美。他俩都是开拓区来的干部，工作雷厉风行，生龙活虎。另一位是从财务科调来的女科长李铁英也到矿工会与我搭档当过副主席，她的丈夫唐总还是《星海》的文友，太平矿的文人。

     如今我还惦记在矿工会那些年一起工作过的女工主任殷桂华，劳动竞赛干事吴平富，组织干事赵桂芝，生活干事老陈老孙，宣传干事杨万春，文体干事张峰，会计赵君，出纳小孙，美工王海和洪林，还有放电影的小蒋，工会三产的小廖小郭和小杨……

    在我任职矿工会副主席的六年中，最让我欣慰的是支持和发展了煤矿矿区文化、丰富了矿工文学创作内涵。

1989年10月，太平矿文学刊物《星海》问世。

何锦中（摩娑拉何）出任主编，几位青年文学爱好者，如孙贵强，杨华清，王玉军，卢长福等人担当编委，他们在锦中的表率作用下，既编又写，还刻钢板，手推油印，让带着油墨香味的《星海》一月一期，每期都成了宝鼎矿区写矿工，矿工写，矿工看，抒煤海之情，长煤矿之志，无可争议，矿工喜爱的刊物。

我于1979年初调入矿党委宣传部（当时叫宣教科）当宣传干事，在《星海》问世之前，曾主管过矿内职工文学创作稿件的评选奖励工作，积极支撑着职工业余文学创作。

1992年初我调任矿工会副主席后，业务分管了职工文学，摄影，体育，美术，书法等矿工们喜闻乐见的活动，对《星海》的生存发展和日常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思虑较多，与编委们的接触也日趋频繁和亲近。在矿工会杨主席的坚决支持和正确领导下，给予了《星海》最大限度的帮助，支持和肯定。并为《星海》正常办刊提供印刷物品，采风创作活动时间和实行稿酬制后的稿费等。还在新组建矿职工文学创作协会时，将《星海》正式接纳为太平矿职工文学协会会刊，让《星海》名正言顺地在矿区发展壮大。

这本出自矿工之手的《星海》在以摩娑拉何主编的精心浇灌下，很自然地秉承了矿工的品格，与矿工一路同行，担负起了“突出煤矿特色，培养文学青年，丰富企业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重任。作为主编，令摩娑拉何深受鼓舞的每一步都赢得了矿工及文友们信任的目光和心灵的共鸣。

何锦中。他是一位长期从事煤矿工作，热情关注矿工生活劳作，喜怒哀乐的作家。十多年来，他主编太平煤矿文学协会会刊《星海》；后又参与攀煤集团公司《攀煤文艺》的主编工作；其间，发表了大量反映攀枝花煤矿工人的纪事文学，散文，诗歌和评论。在攀枝花文学界，摩娑拉何还是一个文友公认的文字“快手”。年前，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写手。

目前，他出版了自已的诗词作品《七古八杂集》，攀煤作协和市诗词学会分别为其召开了作品讨论会。

《星海》在十多年来的摸爬滚打中，成了矿区和更大范围内的名人名集——《攀枝花广播电视报》2005年3月23日05版“都市人物”专栏记者潘普洲写的《宝鼎矿区的星海之光——何锦中与黑哥们的“星海”》文章中评论《星海》是“矿工文学创作的一块阵地，一个青年展示的平台，一扇精神文明的窗口，一张企业文化的品牌”；《攀枝花日报》1998年1月2日周子成记者采写的《星海现象》中称为“星海现象”；原市作家协会主席李树海在《星海》百期上著文《我的祝贺》说：“《星海》实实在在的风格透出办刊人可贵的思想品质和朴实无华的作风”；《星海》百期，时任中国煤矿文联主席的梁东致信说：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太平现象”，为表达他的心情，特写了一首诗寄来：“何处仙山映彩霞，南天怒放一枝花，苍茫瀛海光璀灿，夜夜繁星落我家”；《星海》十周年时任中国煤矿文联主席许传播又致信《星海》，代表中国煤矿文联，煤矿文化基金会和《阳光》编辑部表示祝贺。尽管这些高度评价在何锦中头上未著一字，但是，他功不可没！

yahu

一口气看完,清新,立志,看见你们那代的艰辛,无奈],乐观的人生状态.我也是得了重病,在那最艰难的两个月,是一部叫<知青>的电视剧让我度过那段恐惧,失望,迷茫的日子.

叶干

                      （三十一）

          服从调动　去了新都

1998年12月1日，党委书记许映德，矿长欧钦找我单独谈话。

问:你老家是成都? (明知故问!)

答:是成都。

问:把你调去成都附近工作，愿去吗?

答:愿意。

二位领导耳语后又说:今天就谈这些；内容不要告诉任何人。 (是怕走漏了消息?)

我回到家真的连老婆也没有告诉矿党政一把手找我谈话的事，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第三天，也就是12月3日，二位领导再次把我领进上次谈话的书记办公室，比上次多了一位矿纪委书记连志和，谈内容接着上次的。

欧说:根据矿研究决定，调你去成都附近做一项新的工作。(不明不白!)

我问:在哪里?干啥子?

许说:不用问这些，去了再说。 (太强硬!)

我再问:什么工作，我能干吗?

欧答:有什么干不了的! (好象很看重我!)

我又问:在哪儿?怎么去?

许说:由连书记带你一起去，矿多经公司也要去人，其他的事你不用管了。明天就走！(还是不明白!)

我着急地问:明天就走?车票呢?

欧说:就这样定了，其他人不要说，车票老连负责。你今天回去准备一下，明上午十点小车来接你送你们。(就象是做地下工作)

12月4日，我被小车接到云盘山与连书记等人会合。同去的除我和连以外，还有矿财务科一副科长和多经公司一会计。火车次日上午抵蓉，我仍不知去成都附近到底在哪儿。

在成都火车站我们四人钻进一辆出租车，从连书记与司机谈价时才听到了“去新都”一句。呵，去新都干什么?仍一头雾水 ! 到新都还有16公里，50元，走!

车到新都，汽车在城里城外转了两圈，他们都说不认得路了(其中有两人是来过的)，好象是在“甩”掉后面跟踪的“尾巴”。最后从邮电大厦前面进了电子路，在一家旭光招待所门前停车，下车后登记住宿。放下行李，四人步行往回走，拐一个弯又拐一个弯就到了原野庄园。

上午9点40多分，我们一行四人进了庄园大门，直奔一号楼三单元二号房。敲开门，迎面有小杨和另外一胖一瘦两女人在屋里。小杨是矿上职工，经小杨介绍才知我们此次悄悄快速来找的杨XX己不在了，说是早上九点还在的。问详情，小杨不知道。

看来，我们四人的出行，还是走漏了消息。(我不晓得是哪个!)

就这样,　我们到了新都,　要见的人没见着。

我的工作没交接上，只能继续等待。

原来，1993年至1995年，矿里利用改革开放政策，相继到成都科技大学、双流肉联厂、新都原野庄园，还有沿海某个渔场进行投资开发，想利用有限的资金“钱变钱”，“利滚利”，美其名曰叫第三产业。结果，大多项目都失败泡汤了，职工们的血汗钱就让当官的拿去“交学费”了。

1995年，新都原野庄园一号楼三个单元共36套住房（3148.58平方米）全部峻工交验。时任矿长参加交接验收，共注入资金200万多元；后又追加投入20余万元。总投资近300万元；矿派遣“二杨”即杨xx和小杨到新都管理经营这36套住房；由杨xx（副科级）负责，并办理了新都上市商品房的有关手续。

经营几年后，杨xx的账目出现问题。经矿决定，由我去接替他的工作继续销售。调他回矿汇报工作，交清问题。

由于杨xx不见面，我的工作无法开展，我暂时撤离新都在成都抚琴小区的攀枝花矿务局驻成都办事处招待所待命达20余天。

12月30日，杨xx仍不见归来。我奉命驻进一号楼三单元二号房办公室，并由矿再次派员（公安科副科长）到新都，撬开办公桌搜出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等资料，并清点造册后由我接手，我和小杨开始了新的工作——继续销售剩余25套房产。

后来经查证，我的前任在1995年11月至1998年11月三年间共销售住房11套，应收入上缴的资金一部分下落不明。杨xx得知事情败露，在我们抵达新都原野时提前逃匿。

经局矿立案调查，并提前在《成都晚报》刊登“寻人启事。”限期杨xx返回企业，否则逾期按《劳动法》处理；西区公安局经侦干警到新都调查取证之后，经攀枝花市西区法院审理和处理，并如数赔退现金。偷鸡不着蚀把米呵！

在新的岗位上从事新的工作业务，虽然生疏，但有规章制度，有自已做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念，我决心在新都做好这项工作，并吸取前车之鉴，引以为戒！

叶干

                                                (三十二)

                        笃信忠诚　吃一大亏

1998年调动去新都时，以对党的无限忠诚态度，党叫干啥就干啥，没有提任何个人条件和要求。去了之后，从1999年至2004年，我在新都销售房产的工作中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每季度汇报一次思想情况；工作上一年一次书面总结；凡是书面材料都自费挂号信寄回原单位主管领导和党组织；在党内“保先”教育中按矿党委文件安排作了自我鉴定和总结；经济上不沾一分钱现金；销售中严格按矿审批的统一价格，不多收一分钱；我经手的25套住房如期售出，未发生一起买卖纠纷和差错。

销售中还相继完善了管理办法，为全部用户办理了《商品房房屋产权证书》，办理了全部用户《房屋土地使用证书》。各种证件和票据齐全，受到用户肯定。

可是，由于我工作地点在外地，人事关系从矿机关被转到多种经营公司，工资待遇一下子少了一大截。特别是2004年初发现工资中的几项补贴被取消了，工种由干部变成工人，岗位由管理岗变成操作岗，职务从正科变成锅炉工！待遇当然一下子少了许多。

当年11月份我回矿找了有关部门和领导，他们毫不理会。公司经理阴阳怪气地说是矿里没有下达给我干部管理岗指标；组干科长居然拒我千里之外，说太平矿下发了文件任命了也没用，历来都是这样的，不管正式干部还是以工代干，都不是终身制。还荒谬地说是干部职务只体现在局组织部的档案里，好象与现实无关。

没有办法，我只好求助信访，求助局领导，求助可以讲理的地方！

2004年底，我给局领导王局长写信求助，事情有了转机。但我己吃了大亏——原被扣掉的13个月每月近200元的各种补贴没有追回来！只纠正了太平矿不合理作法，从2005年第二季度起恢复原工资待遇。为我退休金的计算补上了一个大缺口，否则……

这时，我己患病住进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病房，矿组干和多经“二杨”相继都讨好地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一纠正内容，还说是经过他们努力的结果，云云。

真不知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

由于这样纠正了错误，保留了我的工资待遇，为我日后退休的工资计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感谢您，王局长！

叶干

前天(不是昨天——记错了——昨天去西乡助残)浑身疼痛，病入膏肓了吧。输液、打针、吃药、晒太阳……
故事还得讲哈。

叶干

                                             (三十三)

突发疾病　 险些丢命
         2004年初，正当儿子在成都华西口腔医院进修时，我和老伴在新都驻扎己有六个年头了。当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消瘦了，饭量减少了。但没觉得是病，每天正常生活;正常销售那余下的六、七套住房；到市场买菜，上街逛公园，去成都与老知青打牌，喝酒，串门吹牛，摆龙门阵，小日子过得也还舒心。
      大概那年的三、四月份，我感觉有些异样了。

      每天早上起床习惯先上厕所蹲坑大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个样。可是那时大便后感觉臂部及两腿根这前后一圈，皮肉麻木，没有知觉，手捏也没感觉。过后坐坐或躺躺十几分钟后，麻木又自然消失，恢复正常，全天没事。第二天早起又出现同样现状，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当时我仍然没觉得自己生病了，而且是一场大病!只觉得是蹲坑时间太长，压迫了臂部和腿部造成的麻木，根本没有引起自已的重视和警惕，更没想到要给当医生的儿子讲这些。直到2004年11月份，我去攀枝花单位述职后，将自已在矿上的福利房廉价出售回到西昌时，才把身上的这些变化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儿子。儿子听后，紧张心疼，马上送我去检查。

之后，我便成了患者。先后在凉山州二医院，一医院，成都华西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就医，检查，治疗。在成都治疔时，我的体重由140斤降至不足90斤。

      不能再瘦了。血常规，大小便化验，B超，CT，X光放射，骨穿，做核磁共振，切片活检。手术等一个接一个，项目一样接一样，分析一次接一次，检验一项接一项。我都不知道自己进医院后跨过多少个门槛，打过多少次针，输过多少次液，抽过多少次血。终于排除了癌症，确诊为骨结核，病灶位置在脊椎“腰5骶1”。手术后卯上钢钉，植入自已的髋骨，腰背穿上定制的塑钢背心。2005年6月2日出院直接从三医院乘琪军的小车到成都火车北站上车回了西昌。

      回到西昌儿子家养病期间，身上疼痛不己。我怀疑是手术后遗症或术中伤及体内某个部位所至，但都无依据。又住进州二医院，再次检査。一住就是84天，我身上的206根骨头都在痛，常常一天痛几次，白天夜晚都在痛。痛得我难受时，就吃去痛片，吃芬必得，吃曲马多，注射止痛针。甚至杜冷丁都用了好几支，没有办法，晚上经常不能入睡，白天吃啥也没胃口，吃啥也不香。夜晚疼痛时我呻吟过，哭喊过，咬牙切齿怒骂过。甚至绝望过，想到过悄悄地在痛苦中了结人生。

      虽然当医生的儿子曾治疗过这种结核病，但没见到过这样痛苦的，也曾百思不得其解过。可他仍然耐心地观察治疗，想办法联系攀枝花市的同学朋友，鼓励支持我去外地医院再查一查。在儿子的开导下，我才选定了去攀枝花!在攀枝花市中心医院住院后再次全面检查，一周内除了服用止痛药，注射过杜冷丁止痛外。其他一粒药也未服用，就花了检査费8000余元。结果住院28天，从骨科转至泌尿科，做了一个前列腺小手术(手术费仅100元的小手术!)就解决问题。解除了疼痛我长达八、九个月，差点让我自杀的痛苦！手术后的第二天我睡了一大觉，睡得香了，胃口大开了，一顿吃了九元钱的卥猪爪和两盒米饭……。

        前列腺——老男人的疾患——就这样解除了!
           这是我第一回感受到攀枝花市中心医院的确厉害！

brgh

仔细读完，令人感动

叶干

                           (三十四)
                          大病手术  牵动人心
          疾患治愈后，我前思后想。我的病惊动了四邻，牵动了亲朋好友的心。在成都三医院手术治疗期间，大哥大嫂尽管身体不好，还常来病床前探望，接我去家里洗澡；动过脑部手术的四姐带着女儿从南门到西门给我安慰和帮助；心脏有病的八姐除了送好吃的给我外，还在我手术那天一直等着我平安送进监护室才回家；年迈的桂芬表姐在女儿玲玲的陪伴下也到病床前鼓励我，还送来一只点杀好的肥鸡让我补身子。
         除了叶氏家人的亲情连接，哥哥姐姐，侄儿侄女那种“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至亲关切外，40多年前一起下乡的老知青们同样给了我温暖，信心和力量。头发花白，家中还有病人的李鸿美从新南门骑车送来一锅他亲手熬好的鲫鱼汤；手术切除大半个胃的巫德君拧着瓦罐从三环外把炖排骨莲藕肉汤送到我床前；专程从西昌赶来的严长青不仅为我请来三医院骨科专家会诊，还多次守护照顾我。赵铭恕，黄达砺，谭孝敏，蒋桂芳，沈志洁，刘淑芳，还有巫方安，陈保清，王庆远，张发荣，梁容芝等夫妇都来看望我，还送来慰问金。梁四妹还热泪盈眶地握住我骨痩如柴的手，要我坚强，坚持！
         还有原单位的朋友王邦熙，段雪菊等人也来了，好友邹元贵的女儿邹珊还带来父母的关怀，祝我早日康复。儿子的好友丽川一家也在我治病期间提供各种解方便，时时体谅我们的难处，跑前跑后，送东送西。从三医院出院离蓉时，琪军还专车将我送去火车站。

    在攀枝花市中心医院住院时，老邻居老李老王家和邻近的朋友高伦明，张淑云，陈忠秀也对我关怀备至，鼓起了我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父子友情，胜过亲情。更值得一书——

        2006年4月在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出院回到儿子家，生病养病与健康恢复的生活简直无法相提并论。疼痛消失了，心情愉悦，觉好胃口好，吃嘛嘛香！半年不到，我的体重从90斤一下子窜到120斤，现在一直保持在130——140斤之间。同事朋友见面首先夸我健康了，长好了，然后捎带夸奖“全靠有个儿子是医生，在医院呵！”

是呵，值得我得意的当医生的儿子，真的全靠您了！

回想起来，呵！儿子，你回报给老子的己够多了，在儿子面前我总以老子自居，不能当面说一句感谢，更不好意思表达一句：我爱您！其实，我们除了父子关系外，还是知心的朋友。

这期间，儿子与我的感情更深了。为了给我治病，他多次在二医院找内科，外科，检验科的熟人朋友，找院领导签字办事，请各科室医生给我会诊。在成都他陪我去华西门诊挂号抽血，做核磁共振检查；住进三医院后，他请假去成都专门为我联系检查联系住院，手术后又细心护理照料，端饭倒水，抠大便，导尿管，擦洗翻身动作比护士还周到轻柔；平日里还问寒问暖，从不高声对我说话，还搀扶我去附近小馆吃我爱吃的“牛刀”面。

      他的假期休完了，回单位上班后也放心不下，一天给我发好几条短信嘱咐我吃药吃饭，鼓励我坚持锻炼，早日康复……。　出院回西昌时，儿子又请来救护车司机帮忙把我从火车站月台上接上救护车送回小区；我恢复后又常常陪我去复查血沉和骨胳生长情况，只要他在家就要问我今天咋样，嘱咐我早点休息…… 。

2007年4月我在儿子的鼓励支持下，又一次北上成都去三医院骨科复查。我找到当初给我手术的邵勇医生，做了X光片，血沉及血常规三项检査：结果26项指标中除两项不太主要的指标略高和低于参考值外，其他的全部合格。连邵医生都用惊鄂的眼神瞧我。连说：“不敢相信你老恢复得这么好！”并立即与我儿子通了电话，以医生的身份告诉我同样是医生的儿子：“老爷子康复了，不会有结核菌传染儿孙！”我一直耽心我的病会不会对孙女叶子的健康造成威胁，会不会有潜在的病毒传播可能性？

邵医生都做了一一解答，让我和家人放心。

邵医生还想留下我检査的这些资料，说是很典型的骨结核治愈病例。

儿子，我爱您！是您的鼓励和帮助，治疗和护理，关心和爱护，让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有了新的生活勇气，有了今日的美好幸福！

让我永远记住这新的开始！

叶干

                                         (三十五)

                      多次历险  记忆犹新

   从下乡当知青起，除了病痛而外，我还曾多次历险。日月如梭，逝去了几十年，这些险象环生的经历在我住院治疗和恢复期间又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多蘸一滴墨水记录在此，尽管这些历险不算财富，却也算一点积累吧。

   记得下乡不久的1965年，生产队安排我们知青在路边墙壁上用石灰水书写大字标语口号。知青冯仲良骑自行车带我去三瓦窑附近查看地形，我坐在后衣架上不知怎么也“晕”自行车了！半路上被颠得屁股掉下了车，双手抓住车架，腿脚拖在地上几十米。......

  “文革”中的1968年，我在“翻奴红总”搞宣传。一天，我与另两人一起乘一辆小吉普外出，刚过昭觉大桥还没到普堤乡车就翻到河沟里了，侥幸无一伤亡，钻出车窗又回到昭觉城烈士塔。......

   也是“文革”中，我在“翻奴红总”附城区分部工作完后，从附城区后面毛猪厂小路回南坪社办公室。途中被一伙蒙面人推打至路边河沟中，我无力还击，待鸟兽散后，我腿脚不能站立，只好从小路匍匐爬了回去。......

   还是“文革”中，我与三位彝人同搭乘州粮卡车从昭觉去省城。我坐在车箱里的一个大汽油筒上，到成都市区后车行至新南门致民路附近，一个小孩横穿公路。汽车司机本能地踩了刹车，车停住了，小孩安全了，我却因汽车刹车后的贯性摔下车去。......就在这一瞬间，我穿的夹克衫却套在了驾驶室右侧的倒车镜架上，重力仍将夹克拉链撕开，缓冲后我才落在柏油马路上。几分钟后我苏醒过来，车又又继续前行了。......

   那年,婚后不久，从攀市去凉山探亲。晚上一家人带着小儿子，步行去几里外的昭觉电厂看坝坝电影。散场后，通过吊桥的人太多并形成了共震。年久失修的钢索吊桥“咣当”一声，桥一边的钢索倾刻断裂。桥上的大人小孩象往锅里下饺子一样，全掉进河中。幸好是枯水季节，河水不深，没有溺水死亡的。我们因借还别人的板凳，幸运没赶上那一刻。......

   1976年我还在采掘队干活时，我与老工人彭申阳一起搭当给采区运送圆木。老彭上山去开电滾拉车，我在中横穿停车装圆木。刚装了两根3米长直径20的大圆木，一只脚刚踏出爬犁车还没站稳当，只听得“咣当”一声，另一只脚下的爬犁车象离弦的箭飞快往下山道冲去！一眼望去黑洞洞的爬犁道上火花闪烁，铁车与铁道的摩擦撞击声撕心裂肺呵。若是我还没迈开那条腿，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九死一生，大难不死的我，十二万分珍惜今天的好日子！

小女人娥子

叶老师，注意休息，保重保重！！

叶干

小女人娥子 发表于 2013-11-24 22:25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叶老师，注意休息，保重保重！！

谢谢娥子，谢谢读者……

抓紧宝贵时间，集累人生故事。
讲述尚未成功，老朽生命不止！

叶干

                                          (三十六)

福大命大　 轻松退休

     2006年是我的本命年，满六十周岁，战胜了病魔，治好了大病，又办完退休手续，归社保了。为此，原单位党委宣传部的老部长洪介忠从攀枝花市给我发来短信。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光荣退休，颐享晚年”。3月份满六十周岁，10月份回单位办理手续；11月份去新都移交办公用品。虽然我没有留下公家的一桌一椅，我却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轻松退休！
      退休后，清闲了。却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

        一是73岁的大哥突然摔倒后抢救无效，于2006年11月30日去世了，现安葬于新都龙凤山花园公墓。大哥的去世太突然，太让人难以置信，太多的悔恨，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感慨。

        二是我的小舅子突然被诊断为喉癌。反复医治，未见好转。他又有些固执，有些迷信，耽误了最佳治疗康复机会。果然，不愿动手术切除咽喉癌细胞的他，于2007年9月21日去世，终年才57岁。

        三是5.12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都江堰，汶川，理县的亲人都相安无事，只是房屋受损，人员无伤亡；可是北川的亲人灾情严重。己知的我爱人四姨妈家二儿子刘远贵一家噩耗不断：刘素华（73岁），刘小平（49岁），刘力铭（16岁）三人被地震夺去生命。

        退休后，也有高兴的事儿：

        一是带我的乖孙女。她2005年11月出生，可爱又可心。爸妈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爷奶也疼她爱她，还惯她。常言说得好：隔辈亲嘛！天天我都带她去玩耍，去逛街，去公园，她甜甜地喊：“爷爷——！爷——！”喊得我心都醉了。

        二是我学会了操作电脑。电脑中有无穷的乐趣，什么QQ，什么点击，什么邮箱，什么空间，什么博客，什么新浪，什么雅虎，什么搜孤，什么com……，简直太神奇了。我不会拼音打字，还可以开辟鼠标手写板；不用纸和笔就能写出日记，文章，诗歌，回忆录；甚至放上照片和摄像，居然还能发送给好友；通过视频语音还能看到对方的模样，听到对方的声音。

        三是西昌，成都，攀枝花，都江堰，理县，北川，新都，沈阳，宜宾……，到处都有我的亲人，朋友，有了好身体就可以四处旅游观光，可以去享受大自然的恩赐。2007年“五·一节”前后，我己经开始了自已的第一步旅行。

        下一步还准备去北方。乐此不疲啊！

孙女——光头宝宝

孙女——美少年

孙女——小叶子

清风柔月

叶老师的小孙女儿满八岁了吧，我看见过你空间里她的照片，很活泼可爱的小萝莉。:hug:

小女人娥子

小萝莉，真可爱！:hug:

叶干

                                             (三十七)

栖息西昌  难忘昭觉

            在凉山昭觉下乡七年多，人生十八岁至二十五、六岁最宝贵的靑春年华全部抛洒在了这里。招工返城后，虽然离开了昭觉，离开了凉山，但好象与凉山有不解之缘。1995年儿子重庆医科大学毕业，本可以随我们到攀枝花某医院工作的，可儿子和我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西昌(当年西昌己与原凉山州合并成为新凉山州首府)。2000年儿子在西昌成家，更坚定了我们要象春天一样栖息这座城市。2004年我患病，由于还没退休在外地就医须选报就医医院，我向单位医保首选的是凉山州二医院。于是，从2004年起我就在凉山西昌住下了，这一住迄今己有九个年头了呵！

            栖息在西昌，也难忘昭觉，难忘南坪乡，还难忘昭觉城的人和事。2004年4月我们成都知青纪念下乡40周年，已过半百的知青们又返回昭觉，去了南坪，走在那当年乡间的小路上。这两年我在网站上豋录了“昭觉社区家园”，先后发了原创《我在昭觉买的第一本书》、《煤气中毒之后》等20余篇文稿，结识了一批年轻的写手，更加了解昭觉及南坪的今天了。

   在昭觉，我和云芳结识了一家在城里工作的汉族干部——赵宪辅与聂先智夫妇，以至我们从此成为胜似亲人的两家人。记得那是1969年初，还在当知青的我们住在南坪社办公室参加林场劳动时认识了他俩的，并结交为好朋友。事后，我们常去他们家串门，每次去都受到老赵一家人的热情招待。除了饭菜管饱管够外，还让我们吃上当时很不易吃到的肉蛋副食。那年我和云芳在五六队知青点门前开荒种了些蔬菜，特别是马蹄萝卜长势喜人。收获时，我俩背着筐把长长嫩嫩的萝卜送到老赵家，这是我们唯一能表示的。老赵家有一位从老家来照看孙孙的老奶奶，尖尖小脚，勤劳挚朴，心地善良。1974年3月初我们的儿子出生在州医院，老奶奶冒着刺骨寒风，怀抱一坛子她亲手酿的糥米穋糟，步履艰难地迈着那双小脚，到医院看望。此情此景让云芳至今忆起就感动得泣不成声，如今老奶奶己过世多年，我们却无以报答！

    1995年火把节，我家成都老少八、九人来昌度假观光。老赵家女儿把在市劳动局宿舍的一套住房连钥匙一齐交给我们，她们却去挤爹妈；2000年10月，我儿子在西昌结婚。我们老家又来了四、五个亲友，老赵家儿子又如法泡制，让出自己的三室两厅；那一年，我们去布拖访友，又是老赵家的朋友相助。呵，——！

          如今，老赵夫妇退休了，一家三代人都住在西昌。我们又一起参加退休分会的文艺活动，唱歌跳舞搓麻将。祝他们阖家幸福，健康长寿！

叶干

                  （三十八）

             再回攀市　 友邻相聚

              2008年4月，因返回攀枝花市办理身份证换代事宜，见到了想见到的老邻居老王头——还相约在老李的三女儿恵均家。至此，我们李，王，叶三家邻居又聚在了一起。见面少不了龙门阵摆起来——     
      老王头，名字叫王春明，山东人，比我长六岁。十八岁从老家参军入伍，二十二岁转业到了煤矿，娶了老家媳妇，农转非到矿山前后生养了二女二男，只养活了二女一男。那特宠爱的幺儿长到三岁多了，经常跟着父亲去煤矿井口铁道边玩耍，不小心被牵引矿车的电机车头辗压至死。之后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了大村小区的楼房，在我家楼下的二楼。他家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山东馒头蒸得筋刀好吃；二是老俩口都抽烟，而且烟劲儿特大，老王大嫂五年前由此死于肺癌。
      老李头，名叫李恩海，重庆永川人，比老王头又长两岁。北京军区坦克部队转业的营职干部，到矿上后任武装部长；后当行政科科长抓生活后勤服务，老伴是老家随军家属，养育了四女一男五个娃。老李头在部队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带病坚持抓好部队备战工作，怀揣医院确诊病情恶化的诊断书，将疾病置之度外，忘我工作；到矿山后仍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工作肯卖力气，常常连班加点带头奋战在一线，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当年，我这个邻居在党委办公室工作，含泪为老李头写下了“矿领导在李恩海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至今己过去十余年了。
      记得从1979年我由凉山昭觉搬家到太平矿，与王李两家成为楼上楼下邻居后，他们两家大人小孩对我们一家的热情关心和爱护。特别是三家人年龄相差不太大的九个孩子，相亲相助，成了比亲兄弟还要亲的一家人。上山拾煤渣，下河捉鱼虾，爬树摘果子，吃饭不分家。

记得1981年六一儿童节，我带着儿子参加学校庆祝活动。我在台下看完儿子表演了“小小画家”节目后，腿突然犯病疼痛难受。懂事的儿子扶着我一步一步挪回家。睡下后剧烈疼痛至使我昏倒床下，第二天早上儿子醒来见我满脸是血，被吓哭了……。　儿子叫来楼下的“王大伯，李大伯”两家邻居，老李电话叫小车接送我去医院；两家姐姐哥哥带着我儿子去上学，三家人忙得不亦乐乎……。
     记得2006年我病得很重，成都，西昌等地医治不见好，骨瘦如柴。在痛苦中我决意有病乱投医，去一趟攀枝花医院。是老王头在仁和区武装部开小车的儿子小辉，把我从火车站接送到市中心医院住院。王家老二小俩口住在医院不远的军分区，每天来看我，与我聊天，给我送来好吃的，还接我去她家休息玩耍，让我开心；老李家的大姐惠英和三姐惠均代表全家五个儿女及母亲到医院探望，还送来留有体温的千元……；我还在病床上与远在秦皇岛定居的二姐惠超聆听诉说，她鼓励我树信心抗病魔，鼓起了我生活的勇气！
      还真运气好，成都大医院没解决的问题，我在攀枝花市中心医院住院28天，康复走出了医院！邻居和朋友们都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大难不死必有后（厚）福。我说是邻里和朋友的真情感动了上苍，鼓足了我求生的欲望，我好感激他们！

  记得……。

  还记得我调去新都工作与李王两家分开后，每次我回攀都要提前联系，见面，聚会，倾述，再分别……。

  如今，分开了才感受到邻里给自已的无私的帮助是那样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