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 “愚忠”之说，说的是有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忠于皇上，君让往东，绝不敢往西，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他们就像在皇帝面前裸奔，一丝不挂，胳膊窝有颗痣都要让皇帝知道，不敢有丝毫隐瞒和二心。
但其实，历史长河中一直还有一群人在裸泳，那就是愚善之人。他们裸给谁看？裸给邪恶的人看。他们的长处短处被邪恶的人看的一清二楚，于是，该怎么欺骗该怎么隐瞒该怎么利用，了然于胸。
相比邪恶之徒，这群愚善之人的力量更加声势浩大、更有聚合力。
因为邪恶之徒的邪恶写在脸上写在头顶，一眼被人看穿，让人恶心、让人憎恨、让人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他们的欺骗性能较差，往往是简单粗暴，用刀子和拳头说话；就算有些狡诈之徒，脸上和头顶都干干净净，只是悄悄地将邪恶写在心里，但世间总不乏精通读心之术的人，可以在须臾之间就读出了他隐藏在心里的“邪恶”二字。
但是，愚善之人就不好办了。他们真的没有打算骗你，而且还一门心思地为你好他好大家好，他为你好他好大家好的那个“好”，可确确实实是真的“好”，如假包换。就算精通读心之术的人，也只能从他的心里读出个大大的“善”字来。
邪恶的人当然瞧不上他的那个“善”字，他们看上的是那个“愚”字。而这个“愚”字，却是写在脑子里的，读心不读脑，就读不出这个“愚”字。
佛说，贪嗔痴都是罪。愚善之人的“愚”和佛学的“痴”，基本同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有个前提，先要分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前后。民族同胞同仇敌忾抵御外辱，那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你如果不能去前线杀敌，却也犯不着杀人家的普通传教士洋商人，甚至信了洋教或穿了洋装戴了洋首饰用了洋货的的中国人，都要赶尽杀绝，这不是“愚”是啥？他们分不清洋政府洋军队和普通洋商人洋传教士的区别，但凡沾个洋字，就恨得咬牙切齿，巴不得杀之而后快，以至于自己人也一竿子打死，结果授人以柄。
这后面的清廷有没有放纵乃至煽动利用民间情绪的嫌疑？见仁见智。
这个“愚”是分不清是非之“愚”。
还是大清朝。1870年，天津有一则传言让人悚然听闻：洋教堂收留乞丐、儿童、病人并非是慈善、行医、或下葬，而是为了取脑、挖眼、剖心用于配药！而且洋教士还提供“迷药”给人贩子用于诱拐儿童等等。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且丧尽天良其心当诛！舆情迅速发酵而一发不可收拾，从老实巴交善良朴素的平民到官府衙门，喷喷不平、群情激愤，从将天主学校的教师、天主教堂的教民和无辜的人当作拐卖人口的人犯抓起来审判、处决，到火烧教堂、杀洋人杀神父，总共造成20个洋人死亡，其中法国领事也死于该事件引起的纠纷。其后在各国压力之下，曾国藩亲赴天津查案，查案完毕后，曾国藩在《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中写道：1、虽然有人供认过迷药一事，但是人犯经常翻供。至于教堂主使一事，查无实据。2、从教堂搜出的男女100多人，经逐一审问，都供称是家中人自愿送到教堂去的，没有谁是被拐卖的。3、天津城内外没有任何丢失儿童后报官的案件。4、至于挖眼剖心，实乃谣言，无一丝一毫证据。
至此，清廷不得不以赔款、处决20名相关人犯、流放25名相关人员和官员息事宁人。
在上诉“取脑、挖眼、剖心”的案件中，有一个明显的臆想，就是“取脑、挖眼、剖心”的目的是“用于配药”。这里面很明显带有浓黑的中医的影子，虽说中医并不曾用人的器官来配药，但那时的那些人“以己之思度人之想”，中医用动物器官配药，难道几个坏蛋洋人就不会用人的器官来配药？但殊不知，用动物器官配药，全世界几乎仅此中医一家，人家教堂行的是西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怎么就弄成一锅混沌了呢？
试想，如果在开始之初有一个清醒的人站出来告诉大家这一切都子虚乌有的话，大概不被乱拳打死，也会被口水泡沫淹死吧？
这个“愚”是分不清真假的“愚”。
甭管分不清是非也好、厘不清真假也罢，这群愚善之人行事，都自认坐得端行得正，所以一直光明正大、气宇轩昂、浩浩荡荡、义无反顾，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而邪恶之徒因为心里有鬼，所以一会儿穷凶极恶、一会儿又躲躲闪闪、一会儿又心惊肉跳、一会儿甚至又心生悔意。
有鉴于此，有时候愚善之人比邪恶之徒危害更大。特别是在被处心积虑的人利用之时。
心病还需心药医，脑病也还得用脑药除。不多多脑补，死守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的见识，写在脑中的那个“愚”字，恐怕是一辈子也除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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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28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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