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巴中市一老太太吴某因为三头野猪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年过六旬的她被法院判处非法狩猎罪，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同时要上缴违法所得1070元，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1500元。
庭审现场。图片来源：巴中晚报。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怎么会跟非法狩猎罪扯上关系呢？原来，吴某的庄稼地常年被野猪光顾，菜园子、玉米地、油菜地无一幸免。她的生活并不富裕，丈夫早年因病去世，独自一人靠种庄稼维系生计，看到野猪在地里肆意破坏糟蹋，自然不胜其烦。她尝试了各种驱赶野猪的方法——放鞭炮、稻草人、敲铁皮作响等，都无法让野猪“知难而退”，直到她发现了一个神器——“庄园守护机”。
所谓“庄园守护机”，就是在庄稼地周围安装电网，拦截野猪。吴某花了5000元重金购入，安装后效果显著。前后有三头野猪自投罗网被电死，庄稼不仅得到了保护，吴某还获得了免费的野猪肉。她给邻居们分享“战果”，并将一头野猪卖给了附近的猪贩。也正是这卖出的猪肉，让检疫人员顺藤摸瓜，吴某因此获刑。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吴某的出发点是保护庄稼，但她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及狩猎法规：在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进行狩猎，野猪肉不仅用于自家和他人食用，部分还对外销售。其行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同时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已构成非法狩猎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的确，私猎野生动物及违法交易，不仅可能伤害到整个生态链，而且在捕猎、运输、加工、食用过程中有传染疾病的风险，危害公共安全。单看这一方面，法院依法依规从严审理，似乎并无不妥。但关键的问题是，吴某的捕杀行为和社会大众认知的“狩猎”有着显著的差异，不可同一而论。
首先，吴某没有积极、主动进入林区、山区进行狩猎，只是被动地进行围捕——而且是在多次驱赶无效后。其次，她没有牟利的主观意图。她的初衷纯粹是保护庄稼和口粮，维系自己微薄的生计，野猪肉不过是她进行庄稼保卫战后的“副产品”。
在相关法律知识远未普及的农村，将肉分享给邻居、卖给猪贩，也是合乎常情的自然之举。虽然她采用的方法从法律上讲不算恰当，但这种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就对寻常的自保举动进行定罪、判刑的做法，更让常人难以接受和信服。
不妨看看另一个案例。2019年11月，武汉江夏区一菜农为了防止鸟类侵害菜地，在菜园周边架设丝网。一只喜鹊和一只斑鸠“自投罗网”并致死亡。同样，司法机关认定菜农的行为违反狩猎法规，达到“非法狩猎罪”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但考虑其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系初犯、偶犯，无其他从重量刑的情节，决定不起诉处理，以“有利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无论是用“庄园保护机”电死野猪，还是架设丝网拦截鸟类，都是个人在自己财产遭到野生动物侵袭后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只不过前者被予以刑罚制裁，后者从轻处理。
这一鲜明的对比也说明，在非法狩猎罪的认定上，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只考察犯罪的客观情形，将注意力集中在“禁猎区”、“禁用的工具和方法”等问题上，显然不能得到完全公正的结果。对于一些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更多出于保护财产意图的捕杀行为，司法机关应该结合现实情况做出实质性的判断，尽量从轻处理或不处理，以免留下罪责刑是否相适应的疑问。
近些年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各地扩大了禁猎区的范围，延长禁猎期的期限，限制个人对野生动物的狩猎捕杀。但是对野生动物侵害后的私人财产，鲜有救济措施。
尽管《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规定，因保护野生动物而造成的损失应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但事实上能够做到的地方并不多。一方面，野生动物频频来袭，造成不小的破坏；另一方面个人得不到补偿，不得不自行采取措施保护财产。这就导致了保护野生动物和保护私人财产之间的冲突。
司法机关在判案时应该顾虑到这一冲突的存在，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将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
就吴老太太的案子而言，她围捕的行为有失妥当，有关部门完全可以通过罚款、没收捕杀工具等方式，来实现惩罚、教育的目的，这样既能体恤老太太的现实处境，也能达到警示大众、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效果。
要终结此类的案件，除了司法部门审慎决策外，还有赖于地方上的有效干预，包括科学划定禁猎区的范围，组织专业的捕猎队进行驱赶、围捕，完善野生动物致害后的救济措施等，在保护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之余，不忘保护好个人的财产和权益，这样才能减少人与动物的冲突，促进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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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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