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谀墓

quasimoto

转发按：谀墓，指为了死者歌功颂德，在制作墓志铭时不论其功绩如何，一概夸大其词予以颂扬的行为。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有谀墓之嫌，他曾经为当时许多豪门贵族创作墓志铭，铭中一概溢美之词，而不论铭主人品如何。此种古老的历史现象，竟然代复一代地绵延不绝，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豪门富户，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上峰指令，下属行动，公家划地，私企出资，罔顾历史，美化先人，修建豪华墓园、精致碑亭、高大塑像、史迹馆舍，以至官员拜谒，百姓祭扫，武警守卫，地方看护。更有甚者，近数十年来有些祭奠纪念地的规模之大、名堂之多，甚至超过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周恩来、胡耀邦、陈毅、粟裕等革命元勋和李大钊、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继光、罗盛教、董存瑞等革命先烈，甚至打造成国家级5A级、4A级旅游景区，列入国家红色旅游经典线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群；而各类悼念活动规格之高，也堪比国级、副国级领袖百年追思的豪华阵容。不仅如此，其祭奠和百年追思会等纪念活动还谀及逝者的先人和亲属，规格之高，也十分罕见，一度政治局领导、省部领导五大班子出席。各种长长短短的“谀文”更是比比皆是，屡见各类报刊杂志，公费出版，单位摊派，专家撰文，组织座谈，其遗毒一直流传至今。

“谀墓”与“劝德碑”

    “谀墓”的事，发生于公元800年的唐宪宗元和年间。中国人熟知的那位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韩愈，因为名声赫赫，一些有钱、有权的人便以巨额润笔费请其给自己的先人写墓志和铭文。这位老韩先生是位财迷，为了钱便笔下生花，写出一篇：事迹“生动感人”的文章，很发了一笔大财。当时，在他家当门客的诗人刘叉，看不惯这种行径，便“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之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新唐书·刘叉传》）事情被传开后，时人为之鄙，便把韩愈这种为了获取钱财而写表扬死人文章的行为称“谀墓”，把所得的金钱叫“谀墓钱”。

距韩愈一百多年后的五代南唐时期，也有一位同姓韩的大文人叫韩熙载，当时唐代给死者写墓志铭的潮流被给墓前竖“神道碑”所代替。朝中有个大官名叫严续，为了张扬自己的家势，便专请韩熙载替父亲严可求写神道碑。据文莹《湘山野录》记载：严“以珍货几万缗，仍缀未胜衣一歌环质冠洞房者，为濡毫之赠”。用现代话说，就是为了使韩能写出歌颂其父功德的文章，除了给几万缗的珍宝外（古时千文为一缗），还送了一个弱不胜衣的美女作酬谢。可谁知小韩（熙载）非老韩（愈），他在写神道碑时，只叙述严父官秩一类常事，一句彰扬性的话也不写。严续十分不满，便叫他修改。小韩先生一字不动，毅然退还了严家所赠，然后扬长而去。走前还留了这么一首诗：“风柳摇摇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绝，留取樽前舞旧衣。”韩熙载走后，严续又用重金请另一个人写了他所满意的“谀文”。所谓“谀文”，是指那些花大钱请名家写歌功颂德类的不实文章。读史联系现实，当我读了韩愈、韩熙载两个历史名人的故事后，不由想：此种古老而又古老的历史现象，竟然代复一代地不绝。这些年来，某些报刊、某些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一些所谓“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不少都有“谀文”的嫌疑。一位颇有文名的朋友私下告诉我，他写的那些关于大款、私营企业主的文章，几乎都是对方持重金央求的，润笔费比通行的稿费要高数十倍、百倍。

看来，“谀文”能够一路绿灯，入了大雅之堂，其原因大约有请写的人（也就是有市场需求）；有愿意写的人；有乐于提供发表园地的人。而这“三个有”，又无一不是一个字在起作用，这个字就是：钱！请人写“谀文”的人愿意出钱，操刀炮制“谀文”的人为了挣钱，发表出版这类“谀文”者为了赚钱。

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全社会都应行动起来反对“谀文”。

《哈尔滨日报》2006.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