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长财富抵“9县财政”，贪腐何其疯狂!

清风yl

　　一个副市长吃下9个县的财政收入总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累积。在这个过程中，当初各级监督机构为何没能及时发现制止？

　　昨天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山西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儒林披露，经查实，山西省一个副市长贪腐金额6.44亿元，超过了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

　　王儒林没有具体点名此公名讳、所属地区，但仅就目前已知的信息而言，这一案例暴露出来的问题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其一，这一事件表明，至少在这一轮反腐风暴之前，山西的政商关系已经扭曲到了何种不堪的地步。不仅有两相情愿的利益输送，更有权力高压下的肆意盘剥；不仅会笑纳送上门的贿金，更有变本加厉地索要房产、干股。

　　该副市长如此疯狂，传递给业界乃至社会的信号，必然是当地政商秩序的整体性溃败。在这样一种营商环境下，不要说企业家不可能正当经营，甚至连基本的“江湖规则”也荡然无存。剩下来的，只能是吃干榨尽。官员疯狂勒索企业，企业疯狂掠夺资源。到头来，则是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双重崩塌。

　　其二，这一事件还表明，事发当地对于权力的相关约束性机制可能早已不存。一个副市长吃下9个县的财政收入总和，总归不是一口吞下，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累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当初各级监督机构为何没能及时发现、及时制止？

　　这其中，政商土壤呈现出来的板结状态固然是一个原因，即政商双方只要能够在利益上取得一致，各取所需，则贪腐行为必然会很隐秘。但是，也不排除类似行为在当地已司空见惯，进而出现监管的制度性失灵。

　　事实上，这也是山西为何会出现“塌方式腐败”的深层社会原因。权力一旦被绑上了利益的战车，不是为非法商业利益站台，就是竭尽所能，获取最大化的腐败红利，甚至不惜杀鸡取卵。比如，那个副市长投资挖矿，若不给钱，挖不成也走不了。最后只好乖乖交上亿元巨资，才灰溜溜出局。

　　据报道，走过早前粗放发展的山西，目前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这样的局面既有宏观经济的波及影响，却也与此前扭曲的政商关系有着很大的关联。一个良性的营商环境，首先应该是一个有边界的社会，权力与资本都能恪守边界，官员与企业家都能依法行事，而社会也会因此出现内生性的活力。不然，必然是贪腐肆虐，百业凋敝。

3月6日，《北青网》一篇题为《王儒林：副市长贪腐6.44亿超9个贫困县收入总和》的文章，让我们再次领略了被称作“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官场究竟“塌方”到何种程度。该文报道，在山西团开放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介绍了该省三个典型的腐败案例，其中之一是说某“副市长贪腐的金额现在查处的6.44亿，超过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因为山西省省定的9个贫困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才6.07个亿。 　　应该说，王儒林在两年前入晋也算是临危受命了。就在王儒林由吉林省委书记转任山西省委书记之前的半年时间里，山西就有7名副省级高官相继“落马”，包括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及副省长任润厚。此外，长期在山西任职，进京刚三年半，已升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正部级）的申维辰，也是在此时间段被查。此时的山西官场，似有“一溃千里”的味道，甚至人人自危。因此被中央定性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王儒林也直言“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 　　王儒林入晋，除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外，通过反腐整肃腐败不堪的山西官场更是当务之急。而反腐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正如王儒林所言：“腐败是严重破坏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面对山西个别地区财政吃紧，笔者曾建言王儒林《多查几个金道铭，何愁工资发不出？》。 　　王儒林入晋两年半来，正值经济调整期，“能源大省”山西经济出现下滑实属必然，换谁干也好不到哪里去。而这两年半的山西反腐，确是可圈可点，尤其是巨贪不断浮出水面，至少也给了民众一个交代。 　　记得去年全国“两会”上，王儒林也透露了几个典型案例。其中一个市局级干部家财过亿；一官员在被查前一个月，还收了一套280平米的三亚房产，“双规”时兜里还装了1万欧元的贿款；某县长直接拿走33件新发现的文物，面对纪检人员时，他还狂啸“我是县长，你们没有权力抓。” 　　而去年“国庆”期间，王儒林再次爆料称：某省属国有企业集团领导涉及权色交易，“两规”前一夜甚至还约一名情妇到宾馆“寻欢作乐”；而另一名“落马”厅长被起获总价值不少于两亿的各类现金、银行卡、黄金、字画、古董、房产等，直到今年春节还先后收受5个人的20多万元。 　　随后被证实，以上两人分别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生瑞和山西省环保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刘向东。而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刘向东还是省委委员、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刘向东也成为“十八大”之后倒下的第一名省委巡视组组长。 　　言归正传。据此前相关消息分析，王儒林所提的副市长应为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一些网友一定想不通，在山西这样119个县市区就有国定贫困县36个，省定贫困县9个的省份，一个副市长缘何能轻松贪腐6.44个亿，“捞”到超过9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 　　首先，山西省虽有这么多的贫困县，但同时也有富得“流油”的县市区，想成“巨贪”有物质基础。其次，山西作为“资源大省”，各种审批环节很容易培育“巨贪”。再次，穷庙也能出富方丈，穷县也能出“巨贪”。最后，大环境造就“没有最贪，只有更贪”。 　　在本轮反腐之前，山西就曾出现过多名“亿元官员”，如“亿元国企老总”及多名“亿元警察”，竟然还有“亿元反贪局长”。而本轮反腐，又让“亿元省委副书记”金道铭及“2亿元巡视组组长”刘向东走向前台。 　　王儒林此次披露的另两个案件，也说明晋官“捞钱”实在简单。一是某省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应为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上官永清），不但大肆“捞钱”，生活还极度奢靡，不但用3亿9千万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用，还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二是一个厅长，一素不相识的老板找他办事，他犹豫，老板就从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写上“给你3000万干不干”。厅长看完之后，老板马上把纸塞到嘴里吞到肚子里了。厅长一看，此人可靠，事儿办了，3000万也如数收到。 　　这样的大环境下，这名副市长若分管国土及煤矿资源审批，只要干上几年，“捞”6.44亿估计并非难事。笔者担心的是，这名副市长虽然创造了晋官贪腐最新记录，但他未必就是山西“捞钱”最多的贪官，或有更大的“巨贪”正在“潜伏”。因此不禁要问：该副市长6.44亿的贪腐纪录，在山西又能保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