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从8月5日开始,被斗的人都被编入“牛鬼蛇神队”强迫劳动。8月4日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连续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
在复旦大学,8月5日晚开始对当时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进行残酷“斗争”,包括拳打脚踢,黑墨浇身,罚跪和强迫作“狗爬”等等。8月8日,化学系教授赵丹若被化学系学生“斗争”了一个多小时后死亡。目击者说,他被戴高帽,罚跪,脸上涂黑墨,被“游街”几百米,在地上爬,并被踢被打。赵教授当时74岁,已经退休。他在校园内被拖了几百米远,又站在桌子上被“斗争”。在那里就倒了下去。生物学老教授谈家桢遭到“批斗”,站在搭在两张桌子间的木板上。他的妻子傅曼芸原是小学教员,那时不再工作,也在大学家属宿舍遭到“批斗”,被强迫跪在洗衣服用的搓板上(木板上面有棱条可伤害膝盖)。傅曼芸在家中上吊身亡。物理系讲师毛青献被指控在他的单身宿舍房间中说了“反动话”而被“揪出来”。他在复旦大学灯光球场被“批斗”,不但身上被浇了墨汁,而且遭到殴打。他跳楼身亡。
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金志雄(女)老师“自杀”。金老师生前,她的头发被学生剪掉时,用了一把很钝的剪刀,把头皮都扯了下来。英语老师张景福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死。
上海市三女中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薛正(女)在打扫厕所时被强迫吃屎尿。有学生用图钉把一张大字报钉在她的背上(8月时天热只穿单衣)。上海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和北京来的红卫兵一起打老师,血流在地上,强迫老师用舌头舔干净。
上海市四女中数学老师王蕴倩(女)被“批斗”后在校中跳楼自杀。
大同中学语文老师李雪影遭到多次殴打侮辱后在家中自杀。
上海育才中学数学教员王守璠(女)自杀。王守璠被红卫兵折磨殴打了一夜,还被强迫喝抽水马桶里的水。天亮后红卫兵放她离开,她投了井,死时不到30岁。
上海位育中学数学教员蔡蕙芳(女)悬梁自尽。上海红旗中学化学实验室管理员邱凤仙(女)只因是地主家庭出身,被“揪斗”后关在教学楼三楼男厕所旁边的小储藏室中,跳楼身亡。该校生物教员吴伯和被打得满头是血,腿骨被打断。。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程卓如(女)和丈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被“斗争”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杀。音乐学院的另一位教授李翠贞(女)被游街和侮辱后在9月9日服毒身亡。
建东中学酆建华原来是教员,文革前因所谓“历史问题”不准教课只管工具,被红卫兵打断肋骨,不几天后死亡。这个学校的体育教员张孝祥被“批斗”后和母亲一起开煤气自杀。
京西中学物理教员杨顺基被打死。
同济中学的语文老师林修权,被红卫兵学生绑在学校操场上的单杠上活活打死。
小学生红卫兵也折磨殴打老师。嘉善路小学的学生,用火柴点燃了一名女教师烫过的卷发,烧起满头火焰。
一批小学教师和校长被押到大马路上“游街”。乌中路民办小学校长(女)是因小儿麻痹症而腿瘸的人,也被押着“游街”,走了很长距离,体力上痛苦不堪,精神上更是饱受折磨。
一名受访的前上海市上海中学红卫兵成员说:
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一名受访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红卫兵说,在人民广场,红卫兵围打一个人,说他是流氓,她也上去打了一下。这个人很快被打死了。她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她说,上海市委给了红卫兵头头吉普车,在街上奔驰巡察,十分威风。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其父亲是军队高级干部,后来也遭到攻击,两年后死在一口井里,被指控是“叛党自杀”。她的父亲后来也遭到关押迫害。但是在1966年,他们没有想过这类残酷迫害的事情将会发生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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