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红头文件"治国绝不是法治国家

鲁又迅

    “劳教”这个不需走任何程序就可以把人送进监狱的制度，总算寿终正寝。因为有这样的制度，中国自我标榜的法制社会，始终缺少理直气壮的底气。这样的制度用起来很方便，无疑为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保家护航的作用。可是，效果再好也是在用“劳教”这类混淆视听的特色词语亵渎法律，这样的制度不革除，与地球上的文明格格不入！


    “劳教”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们这个权利很刺眼的社会里，污辱法律的制度还很多。这些制度存于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中，它与法律并存、甚至抵触，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很不容易让人生疑。党政部门的红头文件不是法，但它因为有权利赋予的力量，经常把法律冷落在一边，让法充当配角。比如说，某地政府要拆迁征地，一定会事先下发一个红头文件。这个文件不管你被征的房产、土地是怎样的性质，不管你同不同意，征用是一定的，标准早已经确定，不容你有异议。他们违法的思维逻辑就是：反正强拆强征也是为了发展。只要有这个“发展”的理由，违法算不了什么。这些游离于法律之上的红头文件非常多，而且在不断产生。上级党政部门时常要求下级清理红头文件，就是因为这些文件一直在和法律唱对台戏。所以，这些用权利制定出来的红头文件，看似对法律有补缺的益处，实际上经常在做捣乱法律的事，这是我们难实现依法治国的主要原因。

    在法制国家，权利是在法律赋予的空间内运行，在中国却时常高高在上，似乎没有这些高于法律的东西，中国就很难发展了。地方官员们遇到有碍“发展”的问题，首先想到一定是红头文件，而不是依法办事。这种过于依赖红头文件的习惯，就是我国的法律不能够及时修改、完善、增减的原因。在所谓“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扫除障碍的依据，就叫秘书起草一个文件下发，这比制定一个法律方便多了。这样的便捷方式，确实提高了不少的效率。可是一旦成为习惯，官员权利至上的意识就会鼓胀成无法无天的行为，法律就会被忽视，百姓就会遭殃。

    我国的廉政管理总体上也是在以权利污辱法律。腐败的事情完完全全可以交给法律，而且法律也有很好的规定，可是我国还多了一整套纪律部门制定的处罚管理制度。这样的“双重治理”，不是加强了惩治力度，而是起到了相反的效果。纪委费力制定的无数个“严禁”，有什么不可以用法律规定下来的？触犯这些“严禁”的，有什么不可以诉诸法律的？这样另搞一套，不但是在放屁脱裤子，而且有想摆脱法律这个紧箍咒的意思。这样做，是不是想说红头文件发出的“严禁”比法律有权威？是不是想说没有这样的“严禁”法律无法威慑住这些不法官员？有很多官员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党管的干部，法律要治我的罪，还得上边点头。检察官们接到对某官员的举报，不先看一下上边的脸色，敢独自行动的有几个？执法者在这种“双重治理”的制度下，瞻前顾后，难以履行维护法律尊严的职责。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中国的法律太脆弱了。不过遗憾的是，每年的中秋、春节都会见到“严禁”的红头文件，但送红包的、跑官要官的还是没有减少。“八项规定”又让公职人员收敛了多少？中纪委说，今年截至9月30日，全国有1.6万官员违反中央反腐败八项规定。

    有的地方还搞了一个廉政保证金制度，也就是你如果不廉洁了就扣钱的制度。我不是法学家，对此我没有能力从法律的角度评价什么。不过，据说我们已经是法制社会了，在法制社会搞出这样的东西来，你不觉得怪怪的吗？制定这个制度的地方，如果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一定是想告诉世人：他们很注重廉政建设，纪委的严禁和法律的规定还不够严厉。这样的保证金管用吗？贪官一贪就是几千万，交一点保证金算得了什么？区区保证金又能保证什么？这也是对法律极不尊重的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一个人不廉洁了，有法律的惩处，再加上一个法律以外的扣钱处理——这样的扣钱和法律上的罚金是相同的。罚款的事是掠夺他人财产的行为，怎么能不通过法律的形式就随意规定下来了。在中国这类违背法制精神、超越法律的管理制度太多了。目前所有不经过立法程序制度的行政罚款，都属于不合法的。

    还有信访制度，也应该和劳教制度一起废除。信访制度与“红头文件”有相同的效果。按理来说，不管遇到什么不平事，都应该诉诸法律来解决，而信访的实质就是避开法律用权来解决问题。民众相信法律、“依赖”法律，这才是法制社会要追求的目标。信访制度给民众多了一个选择，反而成为了坏事。很多百姓不找法律，只想上访，这难道不是对法律的忽视吗？有人甚至是不怎么相信法律，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听到、看到太多权比法大的事，这更是坚定了他们不求助法律，一条上访路走到黑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个上访制度，百姓大小事只有找法律，众人的法制意识应该会比现在高得多。

    其实，只要我们制定法律的机制够活，效率够高，完全可以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来说话，根本不需要红头文件代劳，也不需要另搞一套。真正的法制国家制定的法律，简直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只要遇上需要分出是非的问题，都试图让人们在法典里找到相应的条款，而且规定得很详尽，通俗程度让多数人可以轻松使用。我看他们为了做到事事有法可依，连在公共场所放一个屁，也想把它规定成法律条款。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立法精神，要少一点用官员的权利随意制定和废除的红头文件。但是，在我们这个不靠有效的机制运作，而是靠领导重视来推动的国家，惯于使用权利解决问题的官员，极大地影响了法制进程的推进。劳教制度呼吁了这么多年，才有了结果；而民众强烈要求的官员财产公开，有动静，却没有进展，完全是在使用敷衍、冷却的方法来忽悠民众，在真正的法制国家，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出现！这种违反民意的事不是最大的违法吗？法要体现民意，法由民意而定，这才是依法治国的法制精神。

    劳教革除了，不论好人坏人都多了一份安全感。最怀念这一制度的应该是土皇帝们，他们又少了一个找借口对付“刁民”的好武器。不过对于这些人来说，在他们权利所及的王国里，没有这样的制度又有多少关系呢？土皇帝们为了不择手段地制造出可以青云直上的政绩，清除他们“发展”中的障碍，可以轻松地利用权利把公检法司的力量同时调动起来，所谓司法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一经统一领导，便成了比恩爱夫妻还亲密的关系，屁民们到哪里找法律的公平？废除劳教仅仅是一个小胜利，中国的法制建设任重道远。可是，如果一国的百姓只是管理国家的旁观者，或者说被接受者，法制建设永远缺少推动的力量，为所欲为的权利永远缺乏监督制约，法制社会永远不会到来，依法治国就是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