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超车门”是对特权的预警

红叶-有泪

菁菁远山

    2013年10月10日，一段视频引发网友热传。桂林一网友称，10月6日，自己被3辆河南焦作的“政府车辆”超车截停，并被殴打，对方叫嚣“你敢欺负我们首长”。当晚，焦作方面紧急辟谣，称这3辆车均为私家车。而疑似的一位“首长扈从”也通过网络发贴予以澄清，尽管这个事情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一场已然打响的战争却在不经意间尘埃落定，硝烟散尽后我们突然发现，这场仅持续了数小时的鏖战，尽管是一场不成功的战事，却是一次成功的预警，战事的发起者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这个视频中，传播者普遍都将这个事件冠上这样一些醒目的标题：“首长不喜欢超车”、“你敢欺负我们首长”、“你知道我们首长是什么干部吗”。而从视频内容上看，挑起事端者的行为也让人义愤填膺。拦车者的漫骂、质问，尤其是那句“你敢欺负首长，你知道他是什么干部吗”更让人反胃，随后这一切便随着几下“嘭嘭”声戛然而止。从传播规律上分析，事关“首长”可谓事件重大；情节的戛然而止可谓模糊。那么车主所谓的“被‘政府车辆’强行超车截停并殴打”也就会迅速流布四方了。

    谣言的传播速度与事件的重大性和模糊性成正比，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事件迅速成为了网络“舆情热点”。为了应对这一突发事件，就在当晚6时多，焦作方面便紧急辟谣，据市交警支队核实，3辆车均为私家车。但车上过了把“首长瘾”的人究竟是谁，可能永远都是个谜。当然，这已经不重要了，俨然一切都水到渠成，尽管有人可能因此躲过一劫而暗自庆幸。

    无论如何，车主所谓的“政府车辆”都不是事实。适值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和治理“四风”的关键时期，在国庆长假期间，从河南长途奔波到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如此大摇大摆而且惹事生非，这可能低估了“首长”们的智力。因此，“公车”一说基本可以排除。但“首长”一说却并不能妄下结论。

    在河南方面看来，不管被教训的车主有意还是无意，可能都被定为“恶意栽赃”了。那么从“恶意栽赃”到群体围观，一场网络围剿的大网已经布好，它明确的指向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和一种与权力伴生的现象，但这场规模宏大的网络战争却在河南有关部门和当事者的主动辟谣后烟消云散了。回望一下在剑拔弩张氛围下的刀光剑影，再分析这次堪称完美的战事布局，我们完全能从这场流产的战争中洞悉出世事人情。

    特权与腐败是消解执政合法性的两大物质，前者虽被体制默许，但不受制约的权力总会有不断强化和扩张它范围及规模的冲动，长此以往就会被整个社会深恶痛绝；后者虽是体制内外共同打击和排斥的对象，但如果长期失控，责任就完全应该由执政者承担，这就会让人们对执政集团的执政取向产生怀疑。二者叠加后的效果，会不断瓦解执政基础，这也是目前最值得注意的问题。

    “下避上”一类的“出行权”尽管不在特权的帐单上，但这次发生在桂林的“司机超首长车后被围殴”事件，无疑是向特权发出了一次预警，说明人们已经对特权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表面上看，它指向的仅是“特权车”和“特权思想”，但实质是对一切特权的“围剿”，尽管“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它的威慑力量却不可小觑，铩羽而归的网民自然是这场战役的最后赢家。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课题组在两年前拍摄的《居安思危——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又成了对各级官员进行执政教育的重要素材，而苏联的“亡党亡国”，无法遏制的特权和腐败则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人民之所以抛弃“苏共”，就是因为它对政治、经济和舆论实施“三垄断”的前提下，导致了特权和腐败的无所不在。

    特权的基础是权力，这在任何形式的国家中无不如此。苏联的特权现象肇基于斯大林时代，而且名目繁多：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苏联上层领导来说，高薪反而不是主要报酬了。

    舆论普遍认为，苏联解体是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趁着戈尔巴乔夫刮起的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

    无论是中央提出的“八项规定”，还是最近开展的治理“四风”行动，它无疑是主要指向党内的特权和腐败行为的。最近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了一则消息，内容是“李克强亲临广西民主生活会，区常委表态交车腾房”，这充分说明党内已经注意到了特权和腐败的危害，并已经开始整治这一“痼疾”了，尽管效果有待观察，但这种作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特权是权力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同时它反哺的又是权力本身这棵大树，因此权力总是希望它越大越好。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当然会满足自身这种冲动和欲望。从这个角度上看，桂林“超车门”事件尽管给予特权一次成功的预警，但要遏制它无限蔓延和不断扩大的势头，还是应该从驯服权力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