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罗
作者：果州米山
好友老罗离开我们二年多了，往事如画，历历在目……
2010 年12月22日，在成都我突然接到老罗女儿的电话，她在电话中悲伤的告听我，“我爸爸今天上午8点20分走了……”。听到这噩耗，我半天回不过神来，陷入了无限的悲痛和思念之中。稍加平静后，我给老罗的女儿发去了这条短信：“小罗：你好！得知你爸己走的消息，我一直沉浸在悲痛的哀念之中，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同学、朋友、兄弟。你爸这一生历经艰难曲折，饱受磨难。但他积极向上，勇于进取，勤勤恳恳，助人为乐，书写了自己闪亮的人生篇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好党员、好父亲、好同学、好哥们。我对你父亲的离去致以沉痛的哀悼！我一定要回来再见他最后一面，送他最后一程，寄托我的哀思。”
我立马启程回到了老家，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直奔殡仪馆，我站在老罗的灵柩前，看着他安静的睡着，思绪万千……
老罗本名叫罗良，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罗”。老罗中等个子，身材魁悟，浓眉大眼，面带善相。他是我中学和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是下乡插队在同一个公社的知青。我俩因这特殊的缘份，志同道合，交往甚深，关系最好。记得他离开人世前的头两个月（2010年10月），我从成都回到老家，买上两箱牛奶与道伦同学一同前往老罗家中看望他，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上午，谈笑风生，特别开心。临别时，我把刚写好打印出来的我们当知青的经历《难忘的知青岁月》一文送给他，并请他赐教。他说：“我慢慢看”。三天后，老罗给我打来电话说：“老米：我把你写的《难忘的知青岁月》，认真反复的看了三篇，眼泪都看出来了。你写出了我们知青的心声，谢谢你。我要把这篇文章拿给我女儿看，使她知道我们的艰辛，受点教育。”他又说道：“你把我们成份不好的知青和去参加修襄渝铁路的这些经历补写上你的文章中。我有很多故事，但现在身体不行，手不能写字了，你下次从成都回来，带上录音笔，我口述，录好音后，你整理补充加进你的文章。”我对老罗说：“要得。我有录音笔，下次带回来，一定补充加进去。”并叫他多保重身体，下次相见。岂知，这次的相见，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之见，他对我的要求，成了他最后的心愿，还仍依念着蹉跎岁月。
老罗的老家在白塔乡下，其父从小聪明好学，勤劳朴实，学到了一手做豆瓣、甜酱的好手艺。民国时期，父母离乡进城，在xxx街经营豆瓣夫妻店，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辛辛苦苦开个店，一心交给“总路线”，夫妻豆瓣店被公私合营了，心中难免有些牢骚。1959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下指标，打棍子，戴帽子，张冠李戴，笑话百出。左倾官僚主义者原打算给罗父戴上资本家的帽子，可是罗父既无厂房又无设备；又打算给罗父戴上地主、富农的黑帽子，罗父早己进城，无土无地；又想给罗父戴上坏份子的帽子，罗父诚信守法，无任何劣迹，是“良民”；顶顶帽子与罗父不适合。左倾官僚主义者认为“右派”帽子，既不需硬性资产依据，也不需有劣迹在案，此帽可松可紧，属思想意识形态，戴给谁都适合。这样，一字不识的罗父被戴上了内定“右派”的帽子，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姑且不谈“右派”帽子给罗父带来的灾难，单说它给老罗带来的打击和影响。
前年春天，我同老罗在枫亚山农家乐喝茶晒太阳时，他对我讲：“我因成份问题，比你们吃的苦更大，受的煎熬更多，《炼狱》更长。”“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上班主任老师的语文课，我后排座的一个男生趁老师不注意时，他用米答尺敲打我，我忍了几次，他还是冷不防又敲打我，我就转过身用手回击了一下，这一举动被班主任老师看见了，她暴跳如雷的当着全班50名同学高声大喊道：‘右派狗崽子给我站起来！’全班同学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叫声吓了一跳，在教室内东看西瞧，到处扫射，看老师在叫谁？我也不知道老师在叫谁站起来。这时，老师更加高八度的吼叫着：‘罗良，你给我站起来！你这个右派的儿子上课还敢打人！’我听见是叫我，不由自主的站立起来，低着头，泪水不断的掉落下来。班上同学们不约而同的用异样的眼光全部焦聚在我的身上，我狼狈极至，好象是个罪人，不该来到这个人世”。见老罗讲到此时，泪珠在眼匡内打滚。我忙对他说：“现在好了。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他又接着说：“放学后，我在家门口外面走来走去，我妈出门看见了我，对我说：‘三娃，怎么不高兴？还不去吃饭。’我在母亲的招呼下回了家，一进屋我就放声大哭，扑在母亲的怀里，不停的问，爸爸是不是右派，右派是什么？右派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妈听我直问后，连忙哄我，‘你爸一字不识，怎么会是右派，别听人家乱说……。’我相信并但愿妈妈的话是真的。老罗长叹一声又说：“这件事对我幼小的心灵打击很大，同学开始疏远我，我好象生来就低人一等，养成了自卑孤独、忍辱负重、自求生存的特性。我至今都恨死了那个官夫人班主任。”喝了几口茶，老罗又向我讲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怨天不怨地，只好认命了。进入中学，我全身心的埋头读书，班主任杨老师对我们成份不好的同学也不歧视，还比较关心。同学们当时也单纯，对我家庭成份也不知情，我与同学们和平友好相处，还算风平浪静。”是呀！老罗在班上学习成绩优秀，写得一手好字，笛子也吹得不错，也从不抛头露面，比同龄人要成熟得多。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路线的推行、“唯成份论”的社会思潮的笼罩，“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于是，人为的把人分为：什么“红五类”、“黑五类”（指地、富、反、坏、右）；什么“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滚蛋”的血统论；什么“要把资产阶级走资派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铁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什么“要脱胎换骨，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奇谈怪论的革命标准和是非标准，这对家庭出身不好，成份不好的同学带来了灭顶之灾和巨大的冲击。老罗说：“文革之初，我看见你们七个同学最先在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带着红卫兵袖标，跃武杨威，挺洋派的……，我也想带红袖标，当红卫兵。但是，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两派组织都不会吸收我。我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当起‘逍遥派’了。哪知，运动的深入发展，‘造反派’组织通过内查外调，知道了我们出生不好、家庭成份不好同学的底细后，就对我们恶语相待、冷眼相看，我生怕战火烧到我的身上，成天提心吊胆……”“当时，学生己停课闹革命，我思考后，认为学校不是我久留之地，七十二计，走为上计，我就悄悄地离校返家了，闭门看书至到上山下乡。”
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后，在一刀切、一片红的强制下，1969年3月26日，老罗和我们都成了一名插队落户的知青，与我同在一个公社接受再教育。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左的思潮还在盛行。由于家庭成份问题，当知青时，老罗总是低调做人，与知青同学们来往较少。1971年中旬，开始有单位在知青中招工，有部分根正苗红的知青陆续返城当工人了。我问老罗，知青当时都看见了“跳出农门”的希望了，为什么公社只有你一名知青要与农民青壮年去参加修襄渝铁路？老罗沉思了片刻讲道：“那是不得己之举，是为了避开难堪和躲避政治处境。当时，与我同知青组的那两位同学，因家庭成份好，而且一位同学家里面有关系，一位同学父母都是国营大企业石油单位的职工，两位同学都在等待招工进城，并已有眉目了。他俩如期返城，队上就留我一个知青，我的家庭成份将完全暴露，农民全部知道了，我的处境可想而之。因此，我宁可吃苦，也不愿心灵的慢性自杀，决定去参加修铁路”。老罗又叹气的说：“我当知青修地球五年、修铁路三年，共‘八年抗战’，比你吃的苦还多一层，主要是心灵的折磨和思想上的煎熬。在那个年月，我最怕填写各种个人简表，更怕政审。每当填表，看见表上总有一栏家庭成份，我领表后，一人躲在一边，背着人颤抖着写上右派二字，心里就象刀绞一样难受。然后，象做贼一样，趁人不注意时，把填写好的表对折交上”。他加重语气说：“在那个左的时代，人性的扭曲，按出生成份的好坏来决定政治态度、社会地位、个人命运。我们是被专政对象的子女，是被歧视的‘贱民’。我在农村表现得再好，用人单位会招收我吗？！罗大将军（罗瑞卿）的大儿子，还是国防大学学军事的都被遣送回原籍，到丝二厂劳动改造，更何况我们小小的贱民了”。老罗越说越激动，还伴随着肢体语言。
我马上话题一转，问到：“修襄渝铁路如何”？老罗说：“修铁路，比修地球还苦。一是、地势险要，地质复杂。我们主要在襄渝铁路的中段作业修建，该段地处秦岭巴山区。有言道‘险隘连千里，秦塞路难行’，悬岩峭壁，地势险峻，而且交通闭塞，人烟稀少，无公路无电力，可见在秦岭，大巴山修铁路之难。二是、工程任务艰巨，施工条件差。整条铁路，全长895.3公里，要修建716座桥梁（最高的桥墩76米），405座隧道，我们施工区域151公里就有131个隧道，全线桥隧比例为百分之五十。参战队伍，铁道兵抽调有8个师又8个团、民兵59万和部分驻军，共约百万人。那个岁月、那个时期、那种技术状态下，仅凭风枪、风镐、铁锹、炸药……，还要面对汹涌的河水，塌方、瓦斯、泥石流，要修这么长的路，这么多座桥，打通这么多座隧道……，基本上靠手工完成铁路的修建。三是、生活苦、劳动强度大。我们民兵也实行军事化管理，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区为一个营、一个公社为一个连。生活上吃大锅饭，主要吃杂粮玉米、高梁，小米……一月难吃上米饭和猪肉。也没有新鲜蔬菜、主要吃发了霉的干菜、压缩菜，苦不堪言。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不分白天昼夜，加班加点，忘我工作，热情高涨，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死，用鲜血铸成了这条钢铁长龙。”
我又问老罗：“你怎么又到凉山去当知青呢？”他说：“1973年8月，民兵连完成了修铁路的会战任务，我从襄渝铁路回到了公社。去修铁路时，领导说过，凡参加民兵修襄渝铁路的知青，回来后要优先推荐参加工作。这时，公社绝大多数知青都返城当工人或入学读书去了，只剩下我们十来个出生不好或无‘后门’的知青仍在坚持接受再教育。我回生产队待了半年多时间，因成份问题，返城当工人毫无着落。宇宙之大，哪里是我的归属？一人在生产队特别孤独、空虚、无助……于是，我与在凉山工作的姐姐联系，想迁到她那去当知青。经努力，此事办成了。1974年春节过后，我从岳池迁到了凉山州越西县当知青了”。“越西地处大凉山，是少数民族彝族聚居地，虽相对落后，自然条件不如岳池，但这里的领导和老百姓纯朴，也不怎么在乎家庭成份，我感到思想上轻松多了。而且我在那还算是有文化的高才生，我与他们相处得很好”。“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欢心鼓舞。我一面认真接受再教育，一面努力复习功课。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了大学，毕业后我就到西昌某中学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这时，党和国家对右派全面彻底平反，我父亲20多年的右派帽子也摘掉了，从此，开始了政治生命的新生。我在1985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从教13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有的当了副省长、有的是成都军区师级干部、有的是凉山州各级领导……”“1993年，当地政府为充实公安系统，挑选了一些德才兼备的中青年，我转行成了一名公安警察。当警察的次年我回老家探亲，看望母亲，左右邻舍看见我身穿一身崭新的警服，都刮目相看，原来歧视我家的街道居委会领导，还主动与我导近乎。真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听到老罗讲的这些经历、这些磨砺、这些亮点，他面对曲折，笑对人生；面对困难，自强不息；我从心灵深处佩服我的同学、我的好友、我的兄弟。
正当老罗在凉山公安系统事业日升，上级组织准备提拔他为分局办公室主任时。按政策规定，支援甘孜、阿霸、凉山三州的内地干部，干满20年的可调回原籍工作。老罗对回不回原籍，他全衡思量，如不走，自己可升为中层领导，对个人前途发展有利；如走，可照顾女儿的生活学习（女儿从小就寄放在老家），也可尽到儿子对母亲（己年满80岁）的孝心，还能了却思乡之情，落叶归根。老罗以亲情为重，决定迁回原籍工作。1996年老罗举家回到了老家，他被安排到派出所，做户籍民警和片警；爱人安排到市内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
老罗刚到派出所之初，有些同志对他的警务能力持怀疑，认为他不是军人出身，也没进过警校，是喝墨水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了解老罗的经历，更不知道老罗经历的血与火的磨炼……。老罗品行端正，作风正派，聪明能干，能文能武综合能力强，具有很好的亲和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分管的工作，老罗以人为本，依法行事，勤政务实，真抓实干，尽职尽责……。不论寒来暑往，在社区、在街头巷陌、在户籍窗口、在分局信访办和指挥中心，老罗兢兢业业，忙碌不停的履行其职责，他用热血和忠诚编织了千家万户的幸福和美满，确保了这方热土的平安。每当突发事件，出警执法，老罗总是冲锋在前，有胆有识，有智有谋，用自己的赤子情怀，维护了一个人民警察的荣誉和尊严，守卫着这方土地的繁荣昌盛。老罗工作干得圆满出色，群众口碑好，同志们评价高，成为所里得力的骨干，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好评，多次被评为市局和分局的优秀民警。老罗生前，是所里学历最高、警衔最高、能力最高的“三高民警。”
老罗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子汉，特别重感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老罗每天都要照顾80多岁母亲的生活起居，日常生活，尽孝尽责，使母亲幸福的安度晚年。女儿读警校，参加工作当民警、谈婚论嫁、结婚生子等大小事上，他都尽到了一个父亲的责任。女儿和女婿也很争气，家庭和睦、工作出色，孝敬父母，老罗很高兴和自豪，常在我面前夸赞女儿和女婿。对同事、对同学、对朋友，老罗真诚相待，有求必应，助人为乐，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对弱势群体，对街道居民，对左右邻舍，他和蔼可亲、以心换心，帮他们排忧解难，办实事、办好事，成为他们的贴心人。
2007 年底，单位对民警进行体检，老罗查出得了肝癌。这无情的病魔袭来，老罗乐观面对，他对我说“他要与癌共舞”。面对手术的风险、放疗的折磨、次次的巨痛……，他都以坚强的毅力咬牙挺住，并每天早晚坚持散步、坚持读书看报。当病情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医生预测他术后最多活一年就去见马克思，结果他又活了三年。）他不顾病魔缠身、只身一人带着最后的梦想，重返大凉山半月之久，去看望这片热土、看望昔日的同事、战友、乡亲……。老罗还与爱人一同去了北京，去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并登上了长城……。他还邀约我同他去六朝古都的西安，看大雁塔、兵谏亭、兵马俑……。可惜，我们还未成行，老罗因病情恶化，就离我们而去了。老罗在弥留之际叮嘱家人，在他离开人世时，要给他穿上崭新的警服。他说：“因为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愿老罗一路走好。老罗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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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29 01:16
楼主
发表于 2013-3-30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