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转）

未来中国

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转）

                  秦晖/文

　不光彩的结局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们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 “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与苏联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苏共党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旧体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有的在新体制下如鱼得水发了大财，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有的则在后来的“转型危机”和“左派复兴”年代又开始以左派自居，大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此时，在苏共生死存亡之际，在俄国已废除“专政”转向民主、像“红色的罗伊”那样表态其实也没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为“党”说一句话，而是选择了随大流，用自己的一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




　　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最为声色俱厉地抨击“叛徒”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俄罗斯共产党，当初却是1990年6月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保守派”（指与“民主派”对立的正统人士）政党。戈氏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直实行左右“摇摆”和“平衡”的策略，面对以叶利钦（当时已退出苏共）为首的党外“民主派”和以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两支“不妥协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有意扶植、笼络“体制内的左、右”势力，其中右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库兹涅佐夫、久加诺夫等俄共一干人等。戈氏这个时期有时拉左压右，有时拉右压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压右”之时。




　　原来传统上苏联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苏共的一级组织），俄罗斯的共产党则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组织，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组织，各省市委都直属苏共中央。但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联邦崛起后，戈尔巴乔夫为了在俄罗斯与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对民主派、却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特点。8·19政变时他们的态度暧昧，政变失败时还发表过划清界限并谴责政变的声明。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解散时叶利钦也在俄罗斯议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们不同于政变失败后一度被捕的苏共“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干人，他们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很多人还保持着在人大和苏维埃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当时同样没有为捍卫苏共（以及俄共）说一句话。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后来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马卡绍夫等人，早就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是“修正主义者”而拒绝合作。后来他们甚至以俄共为敌，认为俄共与叶利钦是一丘之貉。他们唯我独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选中支持俄共的本党成员都开除出党。由于这个极左小党孤芳自赏没什么群众基础，剧变后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府并不以之为对手，它在“禁共令”颁布不久的1991年11月正式挂牌，并没有遇到什么妨碍，一个多月后即获准登记，成为剧变后“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比俄共还早了一年多。所以毫不奇怪，这批“最正统最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尽管最早出来骂戈尔巴乔夫，但是在苏共被禁时他们也没有为苏共说话。马卡绍夫等当时也是苏联人民代表，他同样没有挺身做“男儿”。




　　所以数来数去，当时还真就只有“红色的罗伊”麦德韦杰夫出来抗议“暂停苏共活动”，或者按上面说的定义只有他是“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