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连载】抗战亲历者口述《我的抗战2》，崔永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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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忻口硝烟

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此时，在山西，太原的民众在欢送各地军队开赴抗日前线。队伍中有山西本地的晋绥军，有装备整齐的中央军，有草鞋单衣的四川军，还有一支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队伍，由曾被国军“围剿”的红军改编而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率部东渡黄河，从陕北进入山西，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共同防御前来进犯的日军。

1937年8月，已占领北平、天津的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企图控制华北，以进逼华中、长江。为了解除华北的侧背之忧，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和东条英机指挥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着平绥铁路一路西进。阎锡山调集晋绥军主力迎敌。

据时为晋绥军第六十一军野战医院医务兵的张焕回忆：“我第一次参加战斗，开始是打得相当猛烈的。坚持了五六天，伤亡过重，因为我们的武器太落后了。晋绥军有一个自己的兵工厂，仿造日本10年前的武器。”

晋绥军在与日军激战几天之后，主动撤出战斗。山西危在旦夕。

1937年9月13日，大同失守，日寇分兵沿同蒲路南下直扑太原。

9月21日到29日，平型关战役展开。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成功。平型关大捷，是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首胜，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随后平型关中国守军后路被断，为免遭包围，中国军队放弃平型关。日军连续突破中国军队防线，直接威胁阎锡山的太原大本营。在太原以北，就只剩下了忻口这个最后的屏障。

10月2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仍盼策励各军，继续杀敌，以争最后胜利。”当天，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奉命增援山西战场。卫立煌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指挥忻口会战。

张焕说：“抗战前，中央军到山西是不受欢迎的。阎锡山是土皇帝嘛，他就希望你中央军不要来。抗战开始后，他是牺牲了很多实力。八路军也好，中央军也好，都希望你多来一些。”

此时双方实力对比为：日军共7万余人，动用坦克150辆、大炮350门、飞机300架。中国参加会战的第二战区部队有第二、第六、第七、第十四、第十八、第二十二等6个集团军，共31个师、13个旅，约20万余众，飞机30架。

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只在人数上有优势：中国正规陆军200万人，是日本当时陆军（17个师团，约25万人）的8倍。中国海军舰船吨位为6895吨，是日本海军（1153000吨）的6%；中国空军只有战机314架，而对手拥有2700架。中国军队装备陈旧，士兵素质普遍较低，缺乏有效训练，战斗力不强。学者王奇生说，“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学者杨奎松提到，彭德怀曾在“百团大战”后总结双方军事对抗能力的巨大差距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当时亲自率领七倍于敌的兵力将一部日军围在一个村子里，整整打了一天，付出了相当的伤亡，竟无法拿下这一部日军。“原因之一，就是双方的火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王奇生认为，就官兵素质而言，国军远不如日军。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国军士兵虽然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但因营养不良，体格严重恶化。由于缺乏药品，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科学常识的文盲较多。国军各部队后勤、补给工作不良，战斗技术教育也不足，士兵的射击等技能远不如日军，而且纪律废弛，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之要着。”

交战双方实力对比的残酷现实，让国人难以看好忻口会战的前景。

10月6日，晋绥军第六十一军作为预备部队进驻忻口以南的金山铺。张焕所在的部队刚刚进村，他便从老乡手里接过了一床干净的被褥。

张焕回忆：“那个时候，老百姓招待得相当好。我没带吃的，也没带铺盖，什么都没有，老百姓看见，就拿馒头这些吃的东西给我。老百姓对我们说，来来来，到家里来，他们有什么东西都给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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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焕回忆：“部队从前线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问了，有没有毒气？他们说没有毒气，就是那个燃烧弹厉害，我们都没有准备。”
张焕提到燃烧弹的厉害：“把你整个人都要烧光，有的战友穿两套军衣，烧得一塌糊涂。那是山区，没有水，你要灭火就只能在地上打滚，火灭了，不过全身都是泡。”
张焕负责的病房里已经人满为患，每天都有许多伤员被送到野战医院，进行简单包扎后再送往后方。
每天，中国军队有近一个团的兵力被派往前线，有近千人伤亡。中国军人以惨重代价阻击着日军。
王用中说，当时八路军主力在忻口防御阵地外围，打的是运动战。
战局胶着。消耗之下，兵力不足的日军难以推进。
11月2日深夜，晋绥军第六十一军野战医院里，疲惫不堪的张焕刚刚在伤员的呻吟声中睡着，便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大约是11点，来一个紧急命令，撤退。打得那么好，为什么要撤退呢？因为娘子关失守。”
在忻口战场激战之时，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向娘子关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势。10月26日，在敌人空军、炮兵、步兵的联合突击下，娘子关失守。
阎锡山于10月31日夜间决定：忻口地区的守军全线后撤。11月1日，阎锡山致电卫立煌：“我晋东军因受优势之敌压迫，正逐次向太原以东地区转移中，除已令傅总司令在太原布置城防，以固我资源重地外，希贵部在菜水坞、青龙镇、天门关之线占领阵地，俟敌接近，一举而歼灭之，并协助固守太原之傅（作义）军依城野战，以保卫太原。”
11月2日，日军攻占寿阳。“寿阳离太原就不远了。娘子关的敌人进来，要把太原夺去。我们在忻口，那不是孤立受包围？没有办法，不退也得退。”王用中说。
此时，沿正太线西进的日军以极快的速度向太原推进，意图切断忻口一线中国守军的退路。当天，卫立煌遵照阎锡山的电令，下达转进命令。忻口地区前线各兵团脱离阵地向后撤退。
“撤退讲得难听一点，好像逃命一样。”张焕说，“我现在回忆起来，令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当时的老百姓相当好，我们晚上走，白天休息，经过随便哪个村庄，在公路上，就有老百姓问我们：‘吃过饭了没有？’，让我们到家里去吃饭。”
在南撤的路上，张焕时常能够看见一支支衣着破旧的八路军部队向北方走去。“那些八路军士兵真可怜呀，30个人，大概只有十几个人有枪，其他人拿着红缨枪和大刀。这个零零碎碎的样子，怎么去打日本人呢？”
八路军官兵却很有信心。杨永松说：“由于国民党军纷纷南撤，因此我军就要单独坚持华北的抗战。那根本没有问题，大家特别高兴，因为国民党军走了以后，我们就便于发展了。”
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宣告成立。八路军开始转战在敌占区。张焕后来随晋绥军转战吕梁山区。晋绥军在晋西南建立起吕梁山根据地，学着八路军打起了游击战。在晋东南，王用中所在的第十四军也创建了中条山抗日根据地，不过王用中并没有留下来参加敌后抗日斗争，而是随部征战。
从1937年10月13日到11月2日，坚守忻口的中国守军歼灭日军2万余人，却付出了伤亡10万余人的代价。中国守军撤退之后，忻口日军从太原北方协同晋东进入太原附近的日军会攻太原。晋绥军将领傅作义率部组织城防保卫太原。11月9日，太原沦陷。
有人把忻口战役中国军队的表现称为“不败之败”。在日军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守军士气高昂，作战英勇，“基本上采用了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和做到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配合，坚守阵地，打击和消耗日军兵力”。
忻口战役打击了日军锐气，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王用中回忆起此战后的一件事：“十四军军长召集战地工作人员说：‘抗战不是一天的事，本军长不勉强，你们来去自便。你们愿不愿意继续抗战，就直说吧。’我们几个人一起举手，说：‘拥护军长抗战到底，我们愿意牺牲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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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铁甲昆仑
“第五军有个炮团，集中火力打昆仑关关口。”廖伯群回忆说。他记得那是1939年12月18日凌晨1点，昆仑关战役打响，中日双方最精锐的部队交手。当时，他是第五军二○○师十九团二营三连T-26坦克驾驶员。
时为第三十六军九十六师少尉排长的王迪先很羡慕廖伯群所在的第二○○师。“第二○○师是第五军的王牌部队，也是杜聿明的嫡系部队。这是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有战车，有战防炮、装甲车、大炮。所以人们只要一说起来第五军，就只晓得个第二○○师。”
第二○○师的对手是日军第五师团，也就是著名的板垣师团。“板垣第五师团是在侵华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他们自己称钢军。从华北的南口一直打到广州，打遍了中国，台儿庄战役、太原会战，他们都参加了。这个部队呢，官兵大部分都是日本山口县人，那一带的人比较彪悍。”时为第五军军部直属战车二团一营迫击炮连副连长的许万寿说。
许万寿回忆起昆仑关战役打响时的情景：“战车一开火，迫击炮也就开火了，迫击炮打的是敌人的左翼。那个时候就把脑袋押到裤腰带上，根本就是生死不顾了。”
抗战之初，中国开辟了由越南海防、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通往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进口作战物资和各种设备。日军占领上海、厦门、广州、海南岛、汕头以后，滇越公路和桂越公路更成为中国由海外运进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1939年4月，日本海军提出“攻占南宁，切断通过该地的中国对外贸易路线，并开辟海军指向内陆的航空基地”。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无力顾及远东，日军决定乘机发动桂南作战，占领中越交通线上的咽喉南宁和龙州，陈兵中越边境，目标是断绝中国的海外补给，并便于其后伺机侵入越南。
日军认定，切断中越交通线必然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可以很快结束侵华战争。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更宣布：“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1939年11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三亚集结完毕，15日开始在广西钦州湾登陆，防城、钦县相继失守。11月24日，日军占领南宁。
时为第五军学生兵的刘勋回忆：“那时候逃难的人太多了，军队往桂林那边撤，老百姓也往那边撤，学生也流浪，火车顶上都是人。”
日军为巩固对南宁的占领，继续向北推进，追击中国军队。南宁以北有两条主要公路，一条向东北经昆仑关通往宾阳，一条向北经高峰隘通往武鸣。中国第十六集团军判断日军必将进占高峰隘和昆仑关，令各部迟滞日军北进，并令第一八八师在昆仑关占领阵地，掩护集团军主力向上林、宾阳、武鸣间地区转移。
12月1日，日军攻占高峰隘，12月4日，攻占昆仑关，交战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形成对峙。
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50公里处，周围是连绵的山岭，地形险要，构成南宁的屏障。它始建于秦朝，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名将狄青曾于公元1053年上元之夜，率军奇袭昆仑关，一举平定广南，是为史上有名的昆仑关大战。
许万寿印象中的昆仑关：“那山虽然不大，但是笋石林立，断岩绝壁。那地形，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
南宁至昆仑关的三塘、四塘、五塘、六塘、七塘、八塘、九塘各点，同为战略要地。
此时的昆仑关，已成为保住中国海外补给线的关键点。
“如果没有这条线，这个仗就不能打了，没有汽油，没有子弹，没有武器，你光有人，只能徒手拿菜刀。”许万寿说。
夺回昆仑关，蒋介石别无选择。12月8日，指挥桂南会战的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将蒋介石的反攻决定转达各部，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12月中旬，中国军队集结基本完成。
白崇禧手里的牌为：桂系的第十六集团军，包括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六军，共约6个师；中央军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包括第五军、第六军、第九十九军、第三十六军，共约13个师；第二十六集团军4个步兵团、第六十四军2个师、第六十六军2个师、第四十三军1个师和教导总队、驻桂林的空军第二路（约100架飞机），连同辅助部队，共30万之众。其中，杜聿明统率的第五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军，辖3个师，此外还有直属的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和装甲车搜索团、工兵团、汽车兵团、重炮团、辎重兵团等部队，装备精良，全军约5万余人。而广西军队素以作战勇猛、纪律严明著称，曾多次与白崇禧交手的林彪说过：“白崇禧的部队，善爬山、爬树，会游泳，跑起步来飞快，打起仗来像猴一样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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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的对手是日本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第二十一军下辖的第五师团，连同海军陆战队（军舰70余艘）、空军（飞机100架）共计约3万人。
白崇禧将所有部队分编为北、东、西三路：北路军担任昆仑关正面及侧背的攻击，为主作战方向；东路军袭击日军后方，破坏其交通；西路军向高峰隘方面攻击，牵制日军，并以一部进至南宁东北的四塘附近，阻止南宁日军向昆仑关增援，以配合北路军主力作战。空军第二路于战斗开始后向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12月16日，作战命令下达，预定12月18日凌晨为攻击开始时间，以第五军担任昆仑关正面的攻击任务。时任荣誉第一师师长的郑洞国在回忆录中透露，第五军的攻击部署是：荣誉第一师、第二○○师为正面主攻部队，军重炮团、战车团、装甲兵搜索团、工兵团，协助主攻部队作战；新编第二十二师为右翼迂回支队，越过昆仑关，选小路进占五塘、六塘，切断南宁至昆仑关之间交通要道，堵击敌增援部队北上；第二○○师副师长彭璧生率两个补充团编为左翼迂回支队，进占七塘、八塘，策应正面主攻部队对昆仑关的攻击。
在中国士兵印象中，鬼子的坦克是难啃的硬骨头。在当年日军一张名为《袖珍战车的拼死之战》的招贴画上，几乎一个排的中国士兵在围攻一辆已经坏掉的日军轻型坦克。
中国人的坦克能不能有神威表现？机械化第五军能不能在昆仑关打一场漂亮仗？人们充满期待。
12月18日凌晨，许万寿任副连长的第五军直属战车二团迫击炮连负责配合主攻部队的进攻。“凌晨五六点钟吧，发起进攻来，我们跟着战车前进。”
此前从未上过战场的刘勋看到，“十多辆坦克一下子都冲上去了，要不步兵冲不上去，敌人的机枪突突响，很厉害。坦克前面走，步兵跟着。”
廖伯群回忆：“我们第二营的第五连先上去，上去之后，阵地都攻下来了，但是步兵跟不上去。”
看着第二○○师的年轻人驾驶着坦克向敌人阵地突进，王迪先心里有些失落。他遗憾于自己所在的第九十六师没能成为与第二○○师一样的机械师。“第九十六师是一个普通步兵师的装备，说具体点，它就只有步枪、轻机关枪、重机关枪、迫击炮，没有山炮，也没有大炮，是这样的一个部队。我们分配到第九十六师以后，正遇上部队到昆仑关参战。”
第九十六师作为预备队，被留在距离战场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此刻，王迪先最期待的便是尽快击退敌人，重新通过国际补给线获得补给，让自己所在的部队也可以装备战车。
此刻，廖伯群发现，中国军队的攻势突然慢了下来。“我们中国军队自从有战车以后，打大仗，昆仑关是第一次。所以第一次打的时候，步兵和坦克配合不起来，就不能协调，就跟不上去。日本人一看这种情况，马上把防御炮拖转过来，乒乒乓乓就把第五连消灭了，第五连连长阵亡。第六连一上，也遭到炮击。第七连接着上，也是同样的情况，报销了一部分战车。因为在昆仑关那个地方相当陡，公路又窄，快到关前的时候有个急转弯，这一急转弯坦克必须要减速，一减速敌人的炮就打你。”
直到此时，廖伯群才明白，坚如堡垒的坦克也并非战无不胜。一些坦克初上战场，就被日军的炮火击毁。第二○○师被日军逼退到了昆仑关下。而就在一天前，廖伯群还坚信：只要我们驾驶着坦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夺下昆仑关。
天刚刚亮，首攻失利的第二○○师发动反攻。许万寿所在的第五军直属战车二团，也再次进攻。然而，就在战车开始配合步兵行动时，许万寿却发现，这些性能优越的战车，怎么也开不快了。“昆仑关的碎石很多，地上常冒出来一个大石头，所以战车走得并不快，损失不小。”
奇险的昆仑关，让中国军队的战车无法顺畅前进，却给日军提供了有利的保护。
结合先前失利的原因以及战车团所遇到的困境，前线指战员们开始调整作战方略。
许万寿回忆：“我们这个连三个排，一个排两门炮，就跟着战车交替前进，战车停我们就停。迫击炮就始终这样跟着战车，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地形、敌情。有时候步兵在后头，有时候步兵到前头，和战车互相掩护。”
12月18日清晨，中国第一支装甲师终于在昆仑关攻坚战开局不利之后学会了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这一次的进攻顺利了许多。在战车掩护下，许万寿和战友们冲到了山腰。“接近山顶的时候，手榴弹就用上了。日本人很彪悍，他们并没有退。”
真正的血战，也从这一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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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昆仑关日本守军已是四面楚歌，郑洞国回忆说：
日军这时已处于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仅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其弹药给养尤为困难，几陷于绝境。包围圈内的日本鬼子将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光后，便生吞附近田间的稻谷，最后不得不摘拾树叶、草根。一些鬼子兵因弹药用尽，只好用竹子削成梭标来与我军作战。不少横卧在山野上的被我军击毙的日军尸体，看上去衣衫破烂，有的甚至只着一条短裤，浑身肮脏不堪，从中可见其处境之窘迫。日军曾出动飞机空投物资，救援被困部队，但不断遭到我军炮火拦截，有些降落伞也被我军缴获了，其中有做工十分精致的饼干、肉食、蔬菜、食盐以及罐头等。我们在前线曾享受过几次日本人“奉送”的大餐。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这支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钢军”的士气开始下降了。我军缴获的日军作战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数日以来，当面之敌对我猛烈攻击，其战斗力为对华作战以来从未遭遇者，因此伤亡极重，实足寒心。”
根据当地老百姓提供的情报，中国军队找到了一条小路，通过这条小路，可以绕过昆仑关直插日军后方。廖伯群回忆：“当地百姓，为了运送物资而挖掘的翻越昆仑关的古道，是唯一一条可以绕过昆仑关主峰的山路。”
如能直插日军后方，无疑将使中国军队更为主动。
“杜聿明就下命令，让新编第二十二师派了10辆小战车走小路越过去，另外派了工兵团，带上了绞车。到了过不去的地方，就用绞车把战车绞上去，那种小战车只有三吨半重。下山的时候，同样又绞下去。”廖伯群说。
据廖伯群回忆：经过先后5次运输，新编第二十二师的战车绕到了昆仑关日军后方。
12月29日凌晨，中国军队在炮兵、装甲车的协同下再次发起强攻，第二○○师、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与第一五九师均投入进攻。同时，绕到敌后的战车也发动突袭。
困守多日的日军虽仍顽抗，但不足以抵挡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至30日，大部分阵地被中国军队攻占。
12月31日拂晓，第五军在炮火支援下向昆仑关发起最后冲击，至上午11时肃清全部日军，占领昆仑关。
廖伯群所在的连奉命夹击昆仑关，他驾驶着坦克冲上了昆仑关主阵地。廖伯群回忆：“战车把昆仑关拿下来，步兵都跟上来了，占领了阵地。日本人都死完了，要想捉他一个活的不可能。那一仗打下来过后，到处都看到死人。”
廖伯群记得，当时十几名幸存下来的日本兵躲进了一个小山洞里，试图进行最后的抵抗。无论洞外的中国军人如何劝说，这些日本兵就是不肯投降。“他们就是不出来，放烟雾弹进去还是不出来。最后，边放烟雾弹边用辣椒面往里头吹，这时候他们就集体自杀了。等里面没得动静了，战友们进去一看，只有十几具尸体。”
最后的攻关战，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许万寿说：“我这个连一共损失了2辆战车，2门炮，14个士兵”。
1940年1月2日开始，中国军队对昆仑关南的九塘、八塘实施围攻，但因日军增援部队进抵，守备力量增强，中国军队连攻7日，未能攻下，双方形成对峙。1月11日，第三十六军接替第五军防务，将第五军撤往后方休整补充。激战多日的昆仑关战役暂时平静下来。此时，各地报纸已开始宣传“昆仑关大捷”。
据郑洞国说：此役，日军精锐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基本被全歼，军官死亡达85%以上，4000余名士兵阵亡。
日军战史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之不少。”“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
“昆仑关大捷”，其实中国军队的伤亡比日军更多：荣誉第一师1.3万人撤下战场的时候，战斗兵只剩700人。第五军负伤1.1万余人，阵亡5600余人，生死不明800余人，另伤亡及失踪的杂役兵6416名，共计伤亡约2.4万。杜聿明在昆仑关纪战碑碑文里说：“攻坚之苦、牺牲之烈殆兴军以来所罕有，而攻坚克险实开抗战之先河。”
“昆仑关大捷”之后，便是惨败。
1940年1月10日，白崇禧向蒋介石提议：乘敌新败，援军未到，倾各部之力发动攻势，一举收复南宁。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第二天，正当白崇禧发布部署命令准备开战时，返回柳州的蒋介石致白崇禧一封信，推翻了头一天的决定。白崇禧只好发出改变作战部署的新命令，中国军队全部进入固守状态。日本方面赢得时间，调来增援部队，部署反攻。
1月27日，日军开始反攻。2月2日，日军开进宾阳县城，中国军队后路被断。在九塘、昆仑关防御的第九十九军、第三十六军、第二军及第六军，失去集团军指挥，各自为战，军心溃散，全部败退。2月3日，日军夺回昆仑关。第五军将士浴血奋战多日才攻占的地盘，顷刻间拱手让人。
血战过的昆仑关上，日军题写了大幅标语：“我皇军击溃蒋军三十余师，已璧还宾阳、昆仑关各地。”
1940年9月，日军进驻越南河内、海防、谅山等战略要点，从越南直接截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这样，日军占领南宁的意义下降，便逐步从南宁撤兵。中国军队乘日军撤退之机跟进，再度收复昆仑关以及南宁、龙州、钦县等城。
此时，中国的海外补给线只剩下了中缅公路。为了保卫这唯一的生命线，1942年春，包括第五军在内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随军远征缅甸的，除了许万寿和廖伯群还有王迪先。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机械师的一员。
他们总是想起昆仑关，想起昆仑关上的血与火、笑与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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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清乡”
1942年，刚满20岁的姑娘徐念初已经是新四军随军服务团的一名干事了，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随部队在各个地方宣传抗日，动员乡亲们支援抗战。
“我们这个随军服务团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上海来的，20多人吧。其中有学生，也有工人、店员、职员，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比较活跃。”徐念初回忆说。
1942年2月，徐念初跟随部队辗转到了江苏太仓乡下，正赶上农历新年。“大年初一，我们要为群众演出活报剧。那天早晨一起来，我们就动员老百姓，拿门板出来搭台子。”
徐念初和战友们用木板、藤条搭建起一个临时舞台。乡亲们把平时攒起来的瓜子和糖拿出来放在盘子里，有的女孩扎了红头绳，随军服务团的人在排练要表演的剧目。虽然没有鞭炮，没有对联，大家还是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
突然，有枪声传来。
“那天来的鬼子比较多，大概来了一个中队，汽艇也不止一艘。”徐念初说，“哨兵发现了，就打枪了，一打枪大家就知道了。”
村子后面有一座由两艘小船搭建起来的浮桥。徐念初所在的部队紧急撤退，准备跨过浮桥，撤到邻近的村子。随军服务团的同志们抬着担架跟随。
“但这个桥呢，给敌人封锁了。后来，我们的一个连就从侧面包抄过去了，占领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拿机关枪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了。”
子弹不停在头顶飞过，士兵们躲在土垛子后面，炮火溅起的尘土盖了半个身子。
徐念初回忆：“就是那么一小会儿，我们赶快从那座浮桥上冲过去了。那也是相当危险。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从吃过早饭以后，一直打到黄昏。”
总算冲出敌人的炮火，徐念初和战友们逃到了一个较为隐蔽的村子。然而，短暂的火力交锋，伤员已过半。“我们就赶快动员群众搞担架，接伤员。”徐念初说。
新四军战士撤离的那个村子，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舞台垮塌了，有的乡亲被鬼子抓起来鞭打。地上一片狼藉。新年第一天的突然“扫荡”，让村子陷入死寂。
在村民们印象中，这样的“扫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从1941年便开始了，日伪军称之为“清乡”。
村民们很愤怒：“我们的家乡，鬼子凭什么来‘清剿’？！”
1941年1月25日拂晓，3000日军包围了长城以南的山村潘家峪。关于八路军在潘家峪建立根据地的传言，使这里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天色微明，日军在村口打死几个去赶集的人，又闯入村里，挨家抓人，把村民们集中在村西的大坑里进行集体屠杀。整整一天的屠杀过后，这个有1700人的村庄，1230人遇害，23户人家被杀绝，1350间房屋被烧毁。6天后，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来到潘家峪，在文章中写道：“听不见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没有炊烟也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向谁告辞呢？”
从这一年起，日军开始更大规模、更长时间地清剿山区根据地，不加区别、普遍的暴力代替了百团大战前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杀光、烧光、抢光。
江南地区的乡村，也迎来了一场残酷的风暴。
对徐念初来说，1941年7月1日是一个记忆深刻的日子。“那天早晨眼睛一睁开，外面面目全非了。有些镇过去没有日本兵的，突然间都有了。鬼子、伪军加上便衣都下乡来。有时候人多一点，有时候三三两两、摇摇摆摆的，到处搜查。”
时为江苏海安县县党委书记的顾理昌记得，“鬼子今天到这儿‘扫荡’，明天到那儿‘扫荡’。鬼子来两三个小时，就强奸妇女，把鸡呀羊呀鸭呀都吃光了。有的人被敌人逮住，杀了，脑袋挂在大街上啊。小学的瓦房被汉奸部队‘二黄’伪军拆走修碉堡去了。”
1941年6月，汪精卫访日归来，同时还带回了一个名为“清乡”的计划。南京汪伪政府随即成立汪精卫担任委员长一职的“清乡委员会”，负责指导“清乡运动”。
“清乡运动”在军事方面由日军负责，伪军配合，在政治方面则由汪伪政权负责，以“军政并进，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清乡运动”首先从苏南地区开始，逐步扩展到太湖东南、上海郊区、苏北及浙江、安徽、广东、湖北部分地区。“清乡”地区各级军民政务，一律归“清乡”机关管辖。
1941年7月1日，“清乡运动”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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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念初回忆：“当时我们听说日伪要用竹篱笆封锁交通要道。我们感觉好笑，你这个竹篱笆能挡得住什么呀？”
徐念初眼里的竹篱笆，不过是一根根细竹子搭起来的，随时可以拆掉，用它封锁交通听起来太过儿戏。她的很多战友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在意，工作照样做。我们的部队正在不断壮大，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在提高警惕的同时，不能引起大家的恐慌。”
徐念初并不知道，这正是日伪军“清乡运动”的第一步：军事“清乡”。日伪军从江南部分地区运来500多万根竹子，打造了一条长达三四百里的篱笆墙，沿途构筑了哨位和碉堡。为了保护篱笆墙，日军除了派兵把守外，沿线还设置了100多个检问所，配备了450多名检问人员。这道竹篱笆封锁线使游击队的活动受到限制，彼此联系不时中断。
乡亲们也被这竹篱笆封锁线困住了。当时的一首民谣是：“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日伪军加大了“扫荡”力度，让老百姓苦不堪言。顾理昌说：“那个时候乱呢，鬼子来了，国民党走了，还来不来不知道；老百姓很穷。”
恶劣的环境中，负责民运工作的顾理昌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对据点里的伪军“喊话”。
在顾理昌眼里，“喊话”绝对是门技术活。“必须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几天晚上去喊话。有月亮你让他看见，那不找死嘛。你要有隔河，敌人不容易冲过来。路线要先找好，有时候不能走大路。你要先准备好讲什么内容，轻易不能打枪，枪一响他不就惊动了嘛，穿起衣服，上碉堡，对着你了。”
等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顾理昌的喊话才开始进入正题：“今天我们找你们谈心来了，你们也别害怕，也别打我们，我们都中国人。你们帮着日本人做事，鬼子在我们家乡杀人放火，这么坏，你们不能跟他们跑啊。”
通过喊话，顾理昌有机会接触一些伪军人员，并逐步拉近关系。但喊话并没有太大成效，有时反而引来日伪军的机枪扫射。到1943年，汪精卫已在敌占区各地建立起伪军保安队、警卫队、治安军和各级伪政权，大力强化保甲制度，清查户口、立门牌、发放“良民证”、推行“爱护村民连坐法”，在“清乡”地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统治和物资封运政策，抽田亩捐、代收地租、遍设关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大封锁。
一时间，竹篱笆似乎围住了所有的出路。
时任中共微湖大队政委的孙新民也对微山夏镇周围的几个敌军据点喊过话。“你过路他要打枪。上头指示，让我们喊话。”孙新民说，“后来常喊话惊动了他们，他们也不听。”
据孙新民回忆：当时许多据点掌控着重要的关卡，敌后的情报、药品、军事物资等不能顺利送到抗日根据地。喊话不奏效，必须另想办法，打通封锁严密的据点。“后来领导说，索性做些分化瓦解工作。”
很快，孙新民便锁定了策反的头号目标——微山夏镇敌军据点伪警备团团长尹洪星。“他是从外边调来的，不是地头蛇。他的力量又特别大，据点都是他的。”
想要策反尹洪星并非易事，不过，经验老到的孙新民有办法。尹洪星曾经参加过青帮组织，而当地青帮的大当家张秀颜，就住在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内。“张秀颜是尹洪星的师父，在青帮内辈分还蛮高，尹洪星很听他的。所以先做张秀颜的工作。”
孙新民带着一名小战士，到了张秀颜家。
“小战士叫开门以后，把张秀颜吓得不轻。一听说是孙政委，他害怕。他说，孙政委，我没有做坏事啊。”
孙新民解释了来意。张秀颜略微放松了些。
“这样子吧，我也拜你为师父，算你的徒弟了吧。这样，你跟尹洪星捎个信儿，叫他不要这样子对我们，要留点后路，是吧？”张新民对张秀颜说，“咱们一定会胜利，你们现在做些工作，也算做了贡献。”
孙新民成了青帮的人，张秀颜也不便推辞。几天后，在张秀颜的牵线下，尹洪星同意商谈。双方约好，在离据点不远处的一个诊所碰头。
孙新民回忆：“我们讲好了，都只带一个人，都不带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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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新民的回忆，还原了两人碰头时的情景：
约定的时间，孙新民赶到了诊所。他进屋后，见到桌上摆着大烟灯，一个男人坐在桌前，瘦瘦的骨架撑起一套长褂，顶着一顶礼帽，正是尹洪星。
看到有人进屋，尹洪星并没有理会，继续抽大烟。孙新民摘下帽子，坐到桌前，先开了口。
孙新民跟尹洪星套近乎，叫他“兄弟”，希望“以后咱们什么都可以谈”。
尹洪星慢慢抬起头，嘴里喷烟，摘下帽子，视线转移到孙新民身上，打量了一番，才慢吞吞地开口：“贵军呢，你们那边还把何二毛子吃掉一个团。”
孙新民说：“对啊，何二毛子他自不量力，一直给我们捣乱，所以我们部队就把他消灭了。”
就在几天前，孙新民所在部队刚刚打了一场胜仗，攻破郯城，尹洪星显然知道了这个消息。听孙新民这么说，尹洪星露出一丝异样的神色，被机敏的孙新民捕捉到了。
孙新民说：“咱们呢，现在的形势非常好，各个根据地呀，打了好多胜仗。日本人的时间长不了，是吧？留点后路吧。咱们弟兄俩，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助你。”
孙新民看火候差不多了，让人送上几道小菜，两个人喝着酒，聊了起来。
尹洪星说：“你看我有吸大烟这么个嗜好，贵军那里又不吸大烟。我这人，你们能要吗？”
“清乡运动”进行时，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建立机构，控制学校，出版报刊，大肆散播淫秽小说、电影和音乐，开放赌场、妓院和烟馆，伪军中像尹洪星这样的瘾君子为数不少。
孙新民说：“你慢慢戒呗。”尹洪星说：“我一天不吸像死了一样。”
孙新民说：“等你立了大功了，你带了这些人来，咱们弟兄也不骗你，会优待你。”
在孙新民的劝说下，尹洪星答应慎重考虑。
几天后，孙新民得到消息：尹洪星占据的几个重要据点向游击队敞开了大门。
孙新民回忆：“开了大门以后，他又教育其他的汉奸队伍，一般也不出来‘扫荡’，过去可是三天两头地出来转。我们便于活动了，有时白天也可以出来了。总而言之很有效。”
此后几次，孙新民执行任务前，只需提前知会尹洪星，便可顺利通过据点。在尹洪星的帮助下，交通就畅通了，战士们的安全更有保障。
日伪军的“清乡”招数层出不穷。“清乡”地区进行政治“清乡”，广泛宣传“中日亲善”、“和平建国”，并实行编组保甲、连坐联保，组建警察保安武装，积极鼓励自首和策动告密。
徐念初回忆：“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一个保里出了事，整个保的人家都受连累。来个陌生人，老百姓就不敢留，怕被人揭发。”
告密，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传统。沙叶新的《丑陋心态：中国的“告密”文化》一文写道：
“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顾理昌回忆了一次当年他被人告密、死里逃生的经历：
“1943年，我和一个原来是我们干部的老大哥在一块儿，他买了酒，买了豆腐皮，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吃晚饭。”
老大哥的热情款待，让顾理昌心里暖意涌动。两人边喝酒边叙旧。老大哥不停地劝酒，但顾理昌不胜酒力，只喝了少许便有些昏昏沉沉。过了一会儿，老大哥起身要离开。
“他说回家去干个什么事，叫我等他。不到12点，我等着他，趴在桌子上打瞌睡。”
迷迷糊糊中，顾理昌听到一阵脚步声，他立刻惊醒。直觉告诉他，来者不善。他急忙吹熄油灯，躲进床下的角落里。一群人破门而入。
“这些人明显是来找我的，在屋里找遍了，有人一只手掀了床上的苇席，一只手用刺刀往底下捅，刺刀离我的脸只有几寸远，没捅到我。他若是提起床板，我就会丢命。”
这伙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夜已深，差点丧命的顾理昌顾不得和老大哥道别，连夜撤走了。一路上，顾理昌都在思索：已经很谨慎了，怎么还会暴露行踪？老大哥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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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顾理昌从保长的口中得知一个让他有点无法接受的消息：当年老大哥喝酒喝到一半时借故离开，原来是别有用意。“他叫他父亲去报告敌人，来抓我。他带酒来，显然是有目的的。当时我不怀疑他啊，我们原来在一个乡里工作，都是脱产的，像亲弟兄一样。我想不到他作为内奸来杀害我呀，他不应该有这么个心啊。”
没人知道老大哥最后去了哪里。
1943年，日伪军一套套“清乡”招数不断，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经常要四处转移。
严酷的环境中，徐念初恋爱了。“在随军服务团遇见了章立，这个人呢，比较聪明，能画画，也能刻章，唱歌、演剧，他都行。”
烽火中的爱情，同样美好。两个年轻人时常书信往来。
由于卫生条件跟不上，到了蚊虫多的季节，许多战士得了疟疾。徐念初的男友章立也病倒了。“发疟疾就是打摆子啊。打摆子有两种，一种是几天发一次，还有一种就是连续发作的。他是连续发作的，这种就比较厉害。”徐念初说。
由于经常要在夜里行军，章立的病情反复，身体吃不消，不得不留在后方医院养病。
恋人间只好暂时忍受离别之苦，以书信传情。
据徐念初回忆：后方医院有一个策反过来的日本人，叫高桥，他也病了。由于语言不通，高桥很少与人交流。恰好章立懂一点日语，两个人的接触多了起来。章立常在给徐念初的信里提到这个日本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章立的病情还没好转，日伪军的“扫荡”又来了。“那天晚上他们偷袭后方医院。那时候，那个后方医院里都是些病人，不可能天天转移。”徐念初说。突然“扫荡”让大家措手不及，来不及逃跑。日伪军在后方医院里到处搜查，章立只得和其他战士混在百姓中间。这时候，日伪军发现了高桥，就命令他来指认士兵。
“这个高桥还是不错的，他保护了好多人，说这个是老百姓，那个是老百姓，结果就8个人没有办法，因为穿了军装，是到后方医院去养伤的。章立也在其中。就他一人是干部，其他7个都是战士。敌人把这8个人一起抓了。”
徐念初后来听说，天蒙蒙亮，8个人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枪声中倒下了。
几天后，心情刚刚平复一些的徐念初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章立遇害前寄出的。“就说他的病基本上已经好了，不过大夫一定要他再休养10天，因为他的身体太虚弱，需要再调理一下。”
徐念初痛彻心扉。“从感情上来说呢，实在过不去，感觉到这人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后来还怪自己，因为刚开始，他是坚决不愿意到后方医院去，后来是领导下了死命令，他没办法才去的。领导下这个死命令的时候呢，我也在旁边，因为当时他身体实在受不了了，我也赞成领导的意见，就催他去。所以我后来想，假设我不催他去的话，也许就不会这样……”
那段时间，徐念初经常梦到章立。在远处，章立唱着歌，挥手和她告别……她也常想起那个从未谋面，却救了不少战友的日本人高桥。
1944年7月1日夜，“清乡运动”开展三周年的日子，在苏中四分区主力部队掩护下，沿途数万群众在三四百里长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乡亲们火烧竹篱笆。消息传到南京，汪伪政权不得不宣布延期“清乡”。
这一年，汪精卫健康恶化，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第二年，抗战胜利，汪伪政权土崩瓦解。
孙新民和尹洪星接上头后，交涉一直很顺畅。交通线打开后，孙新民随大部队辗转各地，其间失去了与尹洪星的联系。“鬼子投降以后，他那个部队调到别处去了，他的下落不明，估计最终也是打掉了。”
70年过去，白发苍苍的孙新民还记得当年初见尹洪星时他的模样：又黄又瘦，长褂礼帽，坐在桌前，神情复杂。
逢年过节，锅里煮着饺子，窗外鞭炮声不断，徐念初总会想起那段四处游击的日子，那出没来得及上演的剧目，那个扎红头绳的女孩，那位才华横溢的章立，还有那道几百里长的篱笆墙。
她还记得那首民谣：“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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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中牛仔
1932年2月22日，苏州胜利小学，12岁的金逸群抬头望见了日军的3架轰炸机。“它们在学校上空转，飞机翅膀下面有日本那个红太阳。3架飞机，6个红太阳在天上转。”金逸群回忆说。
此前不到一个月，“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派出飞机对上海进行轰炸。
“日本飞机把人炸得太惨了。我看了以后，心里真的很气——自己国家的领空怎么被日本人给占了？”
金逸群记得，空中的3架日军轰炸机已经做出俯冲动作将要投弹时，“有一架飞机低空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冲上去了，打日本飞机。”这架横空而出的神秘战机，和日军的3架飞机缠斗在一起，顿时打乱了敌人的空袭计划。3架负责护航的日军战斗机，从高空向神秘战机俯冲而来。面对6架敌机，神秘战机非但没有逃走，反而咬住日军的轰炸机不放，近距离向一架轰炸机猛烈开火。
因为寡不敌众，神秘战机被击落了。
后来，当人们找到坠毁的神秘战机时却意外发现，牺牲在驾驶舱内的是一位洋小伙。
洋小伙来自美国，名叫罗伯特•肖特，时年27岁，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员，时任美国波音公司销售代表，来华推销战机，目睹日军轰炸上海的恶行，义愤填膺地在日记中写道：“希望像西部牛仔一样驾机与日军决斗，主持正义。”他以志愿者的身份驾驶样机加入中国空军。
罗伯特•肖特成为中国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国民政府为表彰他援华作战的义举，特追授其空军上尉衔。在上海各界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民众代表、学者吴经熊致悼词说：“肖特所流热血可作中、美两国民族之胶漆。”
看了肖特空战过程的金逸群立志长大后成为飞行员。1941年，金逸群考入中央航空学校，1943年和一批同学赴美学习飞行技术，归国后成为隶属于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一中队飞行员。
1942年10月，一部名为《飞虎娇娃》的黑白电影出现在美国银幕上，影片里一批美国飞行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日本人进行空战。影片主演约翰•韦恩以西部片著称，影片里的飞行员也像西部片中拓荒淘金的牛仔，他们为了钱来打仗，穿着西服开战斗机，为了队中的漂亮护士争风吃醋甚至大打出手。而现实中，真的有这样一支队伍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飞虎队”，他们是抗战时中国上空的美国牛仔。
1941年7月10日，一艘载着近260名美国年轻人的轮船从旧金山起航，前往中国。如果只看这些年轻人的表情，谁也猜不到他们要横跨太平洋去打仗。
船上有一个25岁的姑娘，名叫爱玛。多年后，她回忆起那次远洋旅途：“我们在船上跳舞，玩得很开心。我给他们照相，他们太年轻了。我想，他们怎么能去打仗？他们只是些孩子。”
这些花花公子式的美国青年，将要和他们的前辈肖特一样，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帮助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打素不相识的日本人。他们的这支队伍叫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 ）。
这支队伍的创始人是1937年初以上尉衔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兵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身材壮实，深褐色而粗犷的脸孔”，飞行技术精湛、好胜心强的西部老牛仔。
时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职员的黄澄说：“陈纳德，这个名字根本是错的，因为电报一来，中国人一看，Chennault，就照英语的拼法翻译成陈纳德，其实不是，他是一个法裔，按法语的拼法不应该译为陈纳德。”
1937年春天，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领导中国空军的宋美龄物色外国顾问，陈纳德受邀。当年7月初，陈纳德抵达上海，宋美龄接见了他。陈纳德在回忆录中写道：
她是蒋介石先生的妻子，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二十岁。她讲英语时，像富有的美国南方人那样，慢慢地拉着长调。这次会面使我终身难忘。这一天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她永远是我的女王。”从那时起，我们一同度过了漫长而艰苦的抗战岁月。
宋美龄请陈纳德协助中国发展空军。
考察了当时中国空军的状况后，陈纳德发电报告诉宋美龄：名义上中国当时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真正合格的航空人员不过600人。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并协助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抗日本空军。
1940年，陈纳德受蒋介石之托回到美国寻求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提供100架P-40战斗机，同时准许退役或后备役的美军到中国作为志愿人员对日作战——因为此时日美尚未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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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在美国招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一些陆军航空队、海军陆战队的后备役、退役人员应募。应募军械师的拜斯登回忆：“1941年春天，我的哥们儿跟我说，中国空军想要一些美国人过去。我不是飞行员，我当时作为一名军士一个月赚70美元，而中国人给我的工资是300美元一个月，比我已经习惯的多得多了，所以我决定试一试，于是和他们签了一年的合约。”
爱玛应募成为两名随队护士之一。和绝大多数同伴不一样，她到过中国，熟悉中国。
1935年，19岁的爱玛作为交换生来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很棒的经历。那里的教授非常好，那里的男士是真正的绅士，他们把我当做淑女来对待。在美国，男人们可不像中国男人一样。我对中国男人待我的方式印象很深，而我也习惯了被他们当成一个淑女。”爱玛回忆说。
创办于1888年的岭南大学是中国最早容许男女同室上课的高等学府，在这里留下美好回忆的爱玛，一年后回到美国，仍对中国的一切念念不忘。“我发现在中国的经历非常值得，并且我喜欢在那里的每一分钟。”
爱玛希望再到中国去。“我父亲是医生。虽然我从来不想当医生，但是，我知道再回到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医疗人员的身份去。不过成为医生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去耶鲁大学学护理。耶鲁有美国最好的护理教育。”
结束耶鲁3年学业后，爱玛在社区医疗中心工作。生活虽然安稳，她却时时在诊疗台前怀念当初在中国的淑女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表情严肃的男人站在她面前，问她愿不愿意去中国。
“他们招募医疗人员，去了耶鲁。那时候，美国、欧洲的航空队里都没有女的。耶鲁的老师对他们说，有个女生一直想回中国。所以他们就找到了我，我当然就参加了。”爱玛说。
就这样，爱玛终于可以回到梦寐以求的中国，回到那些绅士们中间。不过，她没想到，就在漫长的远洋旅途中，她被船上的一位牛仔——年轻的飞行员约翰•佩塔奇俘获了芳心。
“船上有一个游泳池，我穿上泳衣去游泳，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了我……我们在那艘船上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跳舞，在甲板上聊天，他给了我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就这样相爱了。”
爱玛和佩塔奇随大伙儿踏上中国土地时，陈纳德看着这109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后勤人员，在日记中写道：“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们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为上校衔大队长。志愿大队拥有99架P-40A、P-40B型战斗机，共3个中队。当年9月1日，志愿大队部设到云南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这些美国人名义上为该厂雇员。
此时，出现在美国牛仔们面前的，是一个被战火蹂躏的国度，天空中几乎已经见不到中国人的飞机，日军对中国城市的轰炸频繁又嚣张。
黄澄回忆说：“日本人的飞机根本没有什么阻拦，在昆明，所有的炸弹都投下来，炸得简直是太可怜了。我翻译过一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当时到昆明的印象，他说：‘我初到昆明，很震惊地看见街上的中国人把那些尸体一个一个堆起来，整整齐齐，一堆一堆的。’”
中国人盼望陈纳德和他的手下狠狠教训日本人。不过，这些美国牛仔看上去放浪不羁，不大靠谱。“招募的这些志愿者，差不多都是些非正规或者说被正规部队开除的人，所以他们的纪律很不好，酗酒、乱来，见着女人就追。”黄澄说。
说到纪律，其实老牛仔陈纳德也好不到哪儿去，在美国，正是因为他特立独行、顶撞上司，才被迫提前退役。
为了安抚这些美国牛仔，1942年2月28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昆明的志愿队驻地专门为队员们举办晚会。
黄澄回忆：“陈纳德很小心，事先告诉队员们当天禁止喝酒，但是那些老美不管，他们裤袋里面藏着酒，酒气熏天地听蒋介石讲话。有个老流氓听腻了，就大叫起来了，叫出一些没有女人就不打仗之类下流的话，这就不好翻译了。陈纳德当时难为情得不得了，赶紧把他的宪兵叫来，把那个士兵拖出去，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宋美龄讲话时有的放矢地说：“没有纪律，我们将一事无成。我和你们尊贵的指挥官一样，也将对你们絮絮不休地谈论纪律，我指的是我们在内心的自觉的纪律。然而，我并不是要求你们装成泥塑木雕的小圣贤。我自认也有人情味，不喜欢刻板的人，但我的确希望你们这些孩子记住一件事，全国都在关心着你们，我要求你们的行为举止配得上由你们建立起来的那些伟大的传统。我要求你们给我的人民留下一个印象，一个美国人的真实形象的印象……”
宋美龄深知，和这些美国牛仔打交道，动之以情是一方面，不来点实际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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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澄记得，“宋美龄称他们为天使，她讲得很幽默，很有趣。她许诺，击落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金。那个时候500美金不得了，大伙儿高兴极了。后来他们士气高涨，不能不说是有奖金做后盾。”
“你可以以任何方式解读飞虎队。”1944年成为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二十二轰炸机中队飞行员的龙启明说，“有人说陈纳德只是一个在美军中不得志的军人，他手底下的兵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多人是抱着发财的梦想来的，每打下一架飞机有500美金的奖励。我记得我在报考的时候，也考虑过空军的工资比较高，这都是实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畏惧过。”
而在1943年进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程敦荣看来，当年并肩作战的美国战友当然不是乌合之众：“飞虎队的飞行员要求至少有两年的战斗机飞行经验，个人技术是很好的，配合很好，很像美国的职业明星球队。陈纳德也像一个有威望和能力的教练，他的战术是机动灵活，以少胜多。当年的参加者的确不乏佼佼者，而且也具有美国青年的那种活泼朝气，有正义感和富于冒险精神。尽管也有少数人是为着较优厚待遇和资金而来，但大多数是同情中国抗日战争，并意识到美、日之间终不免一战而热情地参加的。”
志愿大队在缅甸东吁（又译同古）进行了战斗训练，陈纳德亲自讲授日本空军的战术。
“作战之前，他们一遍遍地练习驾驶战机，”爱玛说，“当时他（佩塔奇）正在练习飞行，发现了我，就故意飞得靠近我。其他的小伙子过来捣乱。女孩都是喜欢被别人注意的，他就在他的飞机上做个标志，让我能够辨认出哪架飞机是他的。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爱玛回忆：“我们结婚的前一天晚上，陈纳德邀请我俩去他公寓吃晚餐。他是个非常棒的婚礼筹办人。我和陈纳德玩游戏，他推了我一把，当时我转得太狠了，一只眼睛碰到了桌角， 第二天我带着黑眼圈结的婚。”
1941年12月7日，陈纳德率第一、第二中队到昆明（第三中队驻缅甸首都仰光）。当天，以零式战斗机护航的日军轰炸机群偷袭了珍珠港。
1940年9月13日，新研制出来的零式战斗机在中国的首战——重庆附近的璧山空战中，以仅被击伤1架的代价，击落、击伤中国战机24架，驾驶着苏联制造、已经落后的伊-15、伊-16型战斗机的中国飞行员战死10人，负伤8人。
零式战机航程远、速度快、异常灵活。后来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指挥部参谋长毕超峰认为：“这种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一种。”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三大队战斗机飞行员王延洲说：“零式战斗机的转弯半径小，空战当中，你水平格斗兜圈兜不过它呀，你转弯，弄不好就被咬屁股了，战斗机被咬了屁股就很危险。”
陈纳德面临很大压力。相较于零式战斗机，志愿队的P-40被认为是“哪一方面都不出色”的战机。当然，它也有特点：结实、火力强。拜斯登说：“P-40配有同步机关枪，在螺旋桨旋转之间将子弹射出。这是当时空军最老的机型，好在用于新型飞机的枪配在了机翼上。”
陈纳德在对比分析了P-40和零式战斗机各自的优缺点之后，制定出四机编队的战术：“在遭遇到这种飞机时，我们不能还用三机成队的队形，单机格斗也要吃亏，只能作圆圈转弯飞行，前后交错，互相掩护，充分利用本机转弯灵活的长处，伺机采取急转弯迎头攻击来反击……”
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的查尔斯•邦德回忆：“他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尝试面对面战斗，不要尝试和敌人兜圈，因为他们的飞机比你的先进，不要跟他们缠斗，可以假装逃跑，忽上忽下，然后突然出击。
陈纳德的战术基于P-40战机坚固的机身与良好的俯冲性能，当遇到灵活的日军飞机时，飞虎队队员驾驶P-40快速爬升到高空，向敌机俯冲攻击，之后立刻飞走，深受其害的日军称其为“一击脱离”，简单说就是打了就跑。王延洲说：“只打一个回合，打了就跑，不恋战，恋战就要吃亏。”
当然，“你的愤怒是你更强有力的武器，要充分利用。”查尔斯•邦德说。

牛仔们后来在实战中还想出了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招数，比如在空中把飞机的油门关掉。“油门关了以后，转弯半径就小了，反而转到零式飞机屁股后头去，把它击落了。”王延洲说。
在战前训练中，陈纳德向队员们讲授自己制定的战术，他说：“不想死在日本人手里，就得听我的。”
被队员们称为“老头子”的陈纳德是个狠角色。黄澄提到一件趣事：1943年开罗会议，陈纳德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列席。“他站在罗斯福的后面，丘吉尔看看他，问罗斯福：‘站在你身后的是谁啊？’罗斯福说：‘这是我们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丘吉尔说：‘谢天谢地，他在我们这一边。’可见他是一个威武得很的人。”
在陈纳德监督下进行的战前训练，虽然短暂，却很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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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志愿队飞行员的罗伯特•科顿回忆：“我们熟练地掌握了P-40的操作，它很结实，动力强大，装弹量也很多。”
时为志愿队地勤人员的洛文斯基回忆：“我们与飞行员在一起，每天都有飞行任务，也会发生事故，因为我们的飞行员有些以前是海军飞行员，曾经常驾驶P-40B战机飞越舰船，所以，当他们来到陆地时要有个适应过程。”
训练结束了，牛仔们就要升空迎战。他们的飞行服后面缝上了识别标志，上面有一面中华民国国旗，还有一行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几个队员问陈纳德：“能不能把鲨鱼头画在飞机机头上？”他们在缅甸受训时曾在杂志上看到，一架在北非作战的P-40机身上涂画了鲨鱼的嘴和牙齿。他们觉得这图案新鲜又刺激，也想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上鲨鱼头。陈纳德答应了。几天之内，地勤人员为志愿大队的每架飞机都画上了鲨鱼头。图案设计者巧妙地利用P-40机头发动机散热器的侧面，描绘出一个硕大的、张开的鲨鱼嘴，嘴巴以上是神气活现的鱼眼。队员们说，让鲨鱼吓唬日本人吧。
1941年12月20日，日军轰炸机飞临昆明。陈纳德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
我等待了四年之久的关键时刻终于到来了——美国飞行员在中国地面报警网的协助下，用美国的战斗机，即将开始与横扫整个太平洋的日本空中力量进行较量。我感到P-40型飞机的座舱正载着中国的命运，飞行在云南的上空。我真希望我能年轻十岁，还能坐在飞机的座舱里，而不是待在这个掩体里。
陈纳德命令手下一个中队的战机起飞迎敌。战斗情况，当年的昆明防空司令部记载如下：“十二月二十日九时十八分，敌轻型轰炸机十架，由越境侵入；十时十分到达呈贡。当与我驱逐机队遭遇，我机队当即迎头痛击，敌机仓惶逃窜，我机跟踪追击，于十时三十五分，敌机逃至罗平县属之三江口，又被我机包围，发生激烈空战。敌机三架被我机击落，另有三架受重伤亦有坠落模样，于十一时二十五分经滇桂边境向越境逸去。我机安全返航。”
陈纳德在回忆录中记载了飞行员返航后他的见闻：
当这些P-40型飞机俯冲进攻时，大家都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把东吁训练的内容全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完全成了一场混战。所有飞行员都承认，P-40型飞机没有自己打着自己全是出于运气。在接下来的一百三十英里的来回战斗中，飞行员们尝试了惊险的九十度偏转射击和其他疯狂的战术。来自威斯康星沙瓦诺的弗里茨•沃尔夫击落两架轰炸机后，便大骂那些军火制造商，因为他的机关枪卡壳了。可他着陆后检查机枪时，却发现原来是子弹打光了。在P-40型机退出战斗时，有三架日本轰炸机被击落，其余的也都冒着烟，受伤程度不同。埃德•雷克托是志愿队唯一的伤号。他因长距离追赶日机而使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在昆明东面的一块结冰的水稻田里，受了轻伤。
大部分飞行员在回到机场后都激动得语无伦次了。
“孩子们，”我对激动的飞行员们说，“你们打得不错，但这不是最好。下次把它们全打下来。”
昆明防空司令部说：“本省四年以来频遭敌机空袭，迭次遭我空军部队之截击，予以重大打击。唯所获战果，均未若此次美志愿队之巨。……此次捷报传来，莫不额手称庆。”
志愿队飞机上画的鲨鱼头，多数中国人不认识，觉得稀奇。第二天，昆明的一家报纸上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飞虎队”自此叫响。
黄澄说：“昆明人感谢飞虎队，他们都讲，老美顶好，那些姑娘也冲出门外对队员们说，老美你好。”
陈纳德曾提及1942年时飞虎队受到的广泛关注：
我在1941年离开美国之前，曾托我在路易斯安那的几位朋友，帮我注意报纸上有关我们的报道，并把剪报寄给我。现在我这儿已堆满了来自美国的剪报，我的部下惊喜地发现，他们已作为“飞虎队队员”而名扬世界了。
陈纳德恢复美军现役，并升为准将。这位曾经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飞虎将军”。
1942年7月3日，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解散，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十六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隶属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司令。
7月4日，重庆，飞虎队的告别晚宴上，主持人宣读了飞虎队的战绩：“美国志愿队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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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大部分飞行员选择回到美国。
爱玛记得，飞虎队队员赴华前，美国政府承诺“他们回国的时候级别还是一样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拜斯登说：“海军不承认我曾是他们的成员。我们得到服役过的部队的官方认证花了很长时间。”另一件伤心事是，他原本在美国有一个女朋友——“我在中国的时候，她没有告诉我她结婚了。”
在中国出生入死的飞虎队队员，回国后得不到官方的承认，他们成了真正的志愿者。
飞虎队解散后，爱玛没有立即回国。“我们有一年的合约。约满的时候，他们说新兵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决定多待两周来帮助陈纳德。”
佩塔奇为了帮助陈纳德培训新兵，留下来超期服役。怀孕的爱玛陪在丈夫身边，期待两周后一同回国。
还有两天就可以回家时，佩塔奇接到了一次空袭任务。完成任务后，返航的佩塔奇被日军对空火力击中。
“我永远地失去了他。我再也没有用过‘我们’这个词。”爱玛说。
两天后，爱玛带着6个月身孕回到美国，生下了女儿。对于佩塔奇的牺牲，她总认为是爱情拖慢了“飞虎”的脚步。
“这些飞行员是英雄，他们很伟大。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部队里一个愚蠢的女人。我太愚蠢了，去参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使我一直不能释怀。”
直到9年后，在一次聚会中，爱玛遇到了汉克斯，一位退役的驼峰航线飞行员。
继“飞虎队”之后，“驼峰”成为战争期间美国人熟悉的又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词。
曾任驼峰航线飞行员向导的赫尔曼•斯坦利说：“当时飞越驼峰的线路是唯一能将补给运往中国的线路，这航线对和日军作战很重要。我们带军火、汽油、食品、药品，中国所需的任何物资。”
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驼峰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赫尔曼•斯坦利说：“许多飞越驼峰的飞机都坠毁在山上，航线上到处是反射阳光的飞机残骸，所以他们将驼峰航线称为Aluminum Trail（铝铺成的路线）。”
爱玛总是和汉克斯开玩笑：“我们飞虎队负责打飞机，而你们却是摔飞机。”
当时执行驼峰航线飞行任务的是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以及租用中航公司一部分飞机的美国陆军空运队。
1943年3月11日，中航公司“第53号机”坠毁在了怒江附近的山脉上，24岁的机长吉米•福克斯下落不明。据爱玛回忆：福克斯的母亲不愿相信自己的独子再也不能回家，请求他的队友帮助找寻其下落。后来加入中航公司的汉克斯志愿报名寻找福克斯。1944年，汉克斯等三人踏上寻找福克斯之路。在无路可寻的原始森林里，汉克斯的两位队友体力不支，首次寻找不得不放弃。
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场有力地支援了对日作战。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被解职。蒋介石和宋美龄设宴为他送行，并授予他青天白日大蓝绶带。当年8月1日，陈纳德回国。台湾学者齐邦媛在其回忆录《巨流河》中写到她目睹的景象：“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
1947年，陈纳德与爱玛的岭南大学校友陈香梅结为夫妻。陈纳德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病逝，终年65岁，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灵顿公墓中仅有的中文。
陈纳德手下那些不羁的牛仔也得到了美国人的喜爱，他们的事迹被搬上银幕，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
金逸群说：“我觉得美国人很热情，他们工作非常认真、踏实，维护的飞机真好。”
而当年美国牛仔们的对手，到了战争末期，只能驾驶被改装的零式战机，以武士道精神对美国军舰进行自杀式攻击。
爱玛后来和汉克斯喜结连理。汉克斯打动爱玛的除了他的风趣，更重要的是他的中国经历。“中国影响了我们的一生。”爱玛说。
每天的10公里徒步越野、肌肉训练，汉克斯坚持了50多年。对他来说，保持健康的身体，是为有一天重返驼峰作准备。
汉克斯终于等到当年福克斯的“第53号机”被发现的消息。1997年6月25日，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经过7天的跋涉，重返驼峰的老人完成了等待50多年的寻找。
“他非常努力地工作，帮助中国，而且找到了飞机。”白发苍苍的爱玛感叹道。
1984年，爱玛和佩塔奇的女儿得到了美国政府颁发给佩塔奇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1996年，所有飞虎队队员都获得了这枚他们等了50多年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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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天 （上）

1944年6月，算起来，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杨光荣已经在军中闲了一年多。
“现在提起战争，我都害怕了。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害怕，打就打吧，拼命就拼命吧，打死就打死吧，为国尽忠，效命疆场，这年轻人应当的嘛，那怕什么？”60多年后，耄耋老人杨光荣说。
1942年，杨光荣随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二○○师穿越缅北野人山，幸运地活下来。这一年多，他渴望着再上战场跟日本人干。
此时，任务来了——保卫衡阳。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方称为豫湘桂战役）。日本学者原刚解释：
所谓一号作战（亦称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是指在太平洋方面战况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在1944年4月中旬到1945年2月上旬期间，日本军队为了消灭对日本本土存在空袭危险的在华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打通从华中地区到法属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在纵贯华中到华南的京汉线、粤汉线、湘桂线等沿线各地，实施的日本陆军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
此次作战，日本投入了相当于当时中国派遣军62万的约80%兵力，即50万人（总共20个师团）参加，马匹约10万匹、汽车约1.5万辆、火炮约1500门，战线是从中国大陆河南省的黄河，经由湖南省直到广东、法属印度支那边界，纵贯约1500公里的大规模作战。
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在开封方面渡过黄河，19日占领郑州；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25日洛阳失陷。5月下旬，日军以14个师团的兵力发动湖南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2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主力分布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6月2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九战区：“饬薛长官转各总司令、各军长、师长，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并规定凡命令固守地点，不得擅自撤退，违者照连坐法治处。……令固守长沙（岳麓山）、浏阳、衡阳三要地。”
6月14日，日军占领浏阳；16日，日军对岳麓山及长沙市发动总攻，18日15时，长沙失陷。随后，东、西、中路日军从三面包围了衡阳。
衡阳位于湘江中游，城东端紧临湘水西岸，系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会点，是第九战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防守衡阳的部队为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师及预备第十师，另外还配属有暂编第五十四师（欠2个团）及第四十八师的战防炮营、第四十六军的1个山炮连和第七十四军的野炮营。防御部署是：第三师防守衡阳西北部，预备第十师防守衡阳西郊，第一九○师防守衡阳南郊，暂编第五十四师防守衡阳北郊。
杨光荣本来是被调去守长沙的。“九战区没有我们这种炮，长沙、衡阳不靠近湘江嘛，兵舰能过去，坦克能过去，他们就向大本营打电报申请，要这种炮，一查，驻在云南的部队有，就把我们调到长沙去。”
6月19日，赶了7天的路，终于到达长沙城郊的时候，杨光荣忍不住骂起人来——长沙已落入敌手。
杨光荣回忆：“我到九战区的指挥部去报到，他们说：‘你赶紧到第十军报到，第十军守衡阳。’我就赶紧去了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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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天：“方先觉壕”
6月28日，衡阳保卫战第6天。6天前，6月22日，日军飞机首度轰炸衡阳城，湘江两岸市区起火。当晚8时，日军第六十八师团进抵衡阳东郊泉溪，第一九○师驻耒水东岸的警戒部队与日军交火，衡阳保卫战打响。
6月23日，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欲强渡耒水，被守军击退。 　　
6月25日，日军进攻衡阳城东湘江东岸的机场。
6月26日，日军攻占机场，并迂回至衡阳之南，截断衡阳守军的退路，从衡阳之西、西南形成了对衡阳的包围。 　　
6月27日，渡过湘江的日军向外围阵地猛攻。
6月28日拂晓，日军对衡阳发起第一次总攻，向中国军队阵地猛烈炮轰。
杨光荣躲在临时搭建的防空洞里等待轰炸结束，一颗炸弹落了下来。“没炸到防空洞，炸到墙边，把墙震倒了，倒在防空洞上边”。
倒塌的墙体封住了洞口，出路只剩一个变了形的小窗。“钻不出去，也得钻，浑身被刮出血了，我才钻出去。”
方先觉到一线阵地视察，差点被炮弹击中。
方略说：“日本人看到这么一群人，知道一定有高级将领，就把炮弹打过来了。第一发打过来，大家一看，哗的就向四面散开了，趴在地下，我父亲却待在那地方。据我猜测，那个时候他一方面是吓呆了，这人之常情啊，再一方面他想着，不能趴下去，不然主帅的风度就失掉了吧。他的副官王泽洪趴下去以后，一看军长还站在那个地方，赶紧跑过去把他拉到坡下面去了。那炮弹掉下来，就掉在离我父亲站那儿大概两三米的地方。”
日军根据经验，预计3天夺下衡阳，火力异常猛烈。
彭忠志回忆：“有一座庙，后来我到那里看到，残垣断壁，东西都打烂了，只有一个莲花台子还是好的。”
第十军先前构筑的工事发挥了巨大作用。卢庆贻在中央银行的天台上看到：“日本人冲锋的那种情形很吓人的，不过，他们一接近阵地上那些碉堡、铁丝网，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就打出去，一排排打，一死就是一两百。”
对于中国军队的断崖工事，《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有这样的描述：“我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也堪称中国国军智慧与努力之结晶。”
日本人把这些防御工事称为“方先觉壕”。
在“方先觉壕”前，在中国军队的迫击炮袭击下，指挥作战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师团参谋长原田贞三郎上校及各联队长均负重伤，裹伤后送。
在“方先觉壕”前，横七竖八地摆了上千具日军尸体。
这一天，城南作为正面战场，战斗最为激烈。双方反复争夺张家山高地，最后阵地依然在中国军队控制中。停兵山、高岭据点守军全部牺牲，无一生还。
首次总攻失利的日军没有想到，对手的防御和斗志如此强。之前，一向是日军一个师团攻中国军队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还攻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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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天：毒气弹
6月30日，第8天。天还没有亮，杨光荣在防空洞中，已经能分辨出日军飞机的声音。一颗炸弹落下来。“这是硫黄弹，把我帽子和衬衣都炸飞了，身上也受了伤。飞机走了以后别人说，你头发怎么烧了？我这才感觉到身上着火，结果就在地上滚，滚完了以后，拿土跟洗头一样在头上搓，火才灭了。”
燃烧弹引起了衡阳城的大火。杨光荣回忆：“南方房子是木结构多啊，燃烧弹掉到城里，整个全烧，连城墙也烧，好像烧了几天几夜，衡阳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
浓烟中，彭忠志闻到了一种古怪的气味。“像辣椒的味道，闻到就打喷嚏，窒息似的，出不了气，很难受。”老兵示意他赶紧用毛巾捂嘴，说这是毒气弹，常德会战就用过。
杨光荣说：“我当时不知道啊，怎么觉得那么难闻啊，后来就是打喷嚏，流眼泪，别人说，这是毒气，赶紧用手巾捂住嘴，蒙住脸。”
卢庆贻回忆：“他们放毒气，那个时候防毒的工具很少，就是用湿手巾捂住鼻子，我们中国兵遭毒气伤害的不少。”
这天傍晚，五桂岭南端阵地，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三营七连除了不在阵地的特务长和炊事员4人外，其余80多人全部中毒身亡。
后来据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的研判，这些毒气弹是芥子气与路易氏剂的混合物。此举违背了国际公约，但显然，这些条例早已不适用于日本人。
毒气战确有成效，日军借机攻占了不少一线阵地，但很快，中国守军组织逆袭，夺回了一些阵地。
彭忠志慨叹：“第十军老兵多，都是觉得不会有什么事一样的，有必胜的心理。第十军背着‘泰山军’的称号，真是有这种精神的。”
到7月2日，日军攻城部队伤亡已经超过了1.6万，仅推进了1000米。当晚，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不得不下令中止攻城。日本方面承认，这是宏大的“一号作战”计划首次受挫。
日军尸首堆积成山，焚烧尸体产生的焦臭笼罩在阵地上，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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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天：空投
7月8日，第16天。攻城日军仍在休整补充，没有发动进攻。
此时，中国军队开始面临给养问题——衡阳大火之后，囤积的物资付之一炬。
卢庆贻回忆：“炮弹一炸，一烧，把米都烧成了糊米子。没有粮食，只能吃烧焦的米，拿盐水泡了吃。如果不是衡阳人储备了很多粮食的话，我们就算不被打死，也要饿死。”
杨光荣回忆：“他们那么一炸呢，伤兵都没地方搁了，只能把破砖烂瓦垒一垒，搁伤兵。医药、粮食没有了，弹药也没法补给。”
没有吃的，士兵们就上街想办法。杨光荣说：“那个酱油店，有好几十口大缸腌的咸菜疙瘩。日本人丢炸弹，那些缸还有没被炸的，我们就把这些咸菜捞出来，在酱油里一泡，泡个两三天，过一过水，煮来吃。”
这天中午，中美空军飞机给衡阳守军第一次空投了物品，只可惜大多是毛巾、香皂、牙膏以及万金油等生活用品，而部队最急需的粮食、药品和弹药并没有多少。
杨光荣说：“那空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这么多守城官兵，哪能供应得上？没有医院，伤兵往哪儿送啊？所以只有困守，期望外边的部队来解围。”
空投物品中，杨光荣和战友们见到一些重庆的报纸，上面有对衡阳保卫战的报道，盛赞衡阳守军，但关于所有人最关心的援军没有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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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天：兄弟
7月15日，第23天。彭忠志不用写标语了，已经在督军营工作的他，此刻最担心的是哥哥彭忠荣。
7月11日晨，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向衡阳城倾泻大量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不过，日军虽付出极大的代价，仍无法突破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
彭忠荣的迫击炮连，炮弹已经用完。“炮弹已经打了两三千发。”彭忠荣说，他们被补充进步兵阵地。
彭忠志回忆：“除了炮兵，那些炊事兵、警务兵也都改成步兵，带着手榴弹就上去了。”
步兵阵地比炮兵阵地危险，兄弟俩心知肚明。
这天黄昏，日军的飞机、大炮一起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彭忠荣回忆：“敌人那个山炮，一排排地打，飞机来很多，打得我们抬不起头，不敢回子弹。士兵死伤很多。”
轰炸声中，躲在战壕里的彭忠荣隐约听见有人在喊他。“有一个我的老兵，迫击炮连带过来的兵，叫杨志成，江苏人，日本人把他打中了，肚子打穿了，肠子打出来，喊连长救命，赶快来救命！”
彭忠荣很难过，因为他无能为力。“敌人飞机炸，机关枪打，哪还能够救得了？这个士兵我记得很清楚。这些兵很勇敢。”
凭借着火力优势，敌人又冲上来了。彭忠荣大喊：“弟兄们，杀！杀！”剩下的弟兄们已经做好了肉搏的准备，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彭忠荣。
彭忠荣回忆：“我冲在前面，敌人扫射的时候中的弹。”他重重地倒在地上，背后鲜血渗出。他没有叫喊，他看到旁边有死尸，他的士兵们正向敌人冲锋。后来他昏死过去。
阵地保住了，但彭忠志没有在退下休整的人群里见到哥哥。不敢多想，他冲上了阵地。“那个战场横尸遍野，惨不忍睹，天气热，臭得不行，我只晓得哭。”
彭忠志一边哭，一边在死人堆里寻找哥哥。来衡阳，是因为哥哥；当兵，是因为哥哥；回家时，不能没了哥哥。
彭忠志终于找到了不知是死是活的彭忠荣。他看到的哥哥“一颗子弹从胸前打进去，从背后打出来，一个鸡蛋大的洞”。
哥哥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彭忠志抱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方走。
彭忠荣叹道：“老弟把我抬下来，没有老弟就没有我的命。那前面死了好多人，别人谁给你抬？”
在野战医院，彭忠志听到了哥哥微弱的呼吸声，他笑了。“哥哥头上一个小洞，只有六七天就结疤了，好了，但是背后那个洞，军医用黄色的纱布塞进去，拿出来，血流了很多，哥哥痛得在地上打滚，那真是九死一生。”
手术后，彭忠荣脱离了危险。不过，醒来后的第一个消息就让他失声痛哭。“我的两个排长都死了。我这个连118人，就剩了13人，还不是最惨的，有的连只剩了七八个。”彭忠荣说。
野战医院的情况已经很糟糕：缺医少药，很多手术已不能做，棉花、纱布都快用完了。时为第十军野战医院护理长的罗立三对一个姓盛的伤兵印象深刻：“他肚皮被弹片划开一道宽约二寸的伤口，露出一点肠子，四五天就活活痛死了。”有个连长腰上受了枪伤，子弹没法取出，也活活痛死。加上天气炎热，伤口生蛆，重伤后自杀的也不少。
对时为第十军军医处主任医生的肖光来说，每天耳闻目睹的都在考验他的心理承受力。“这次打仗，一讲起就要落泪，打得好惨。伤兵多得很，来了，去了。”
此时，一线阵地的预备第十师，伤亡已经超过70%。日军也很凄惨，《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的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损失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连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连已变为由士官代理连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阵亡，而攻击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
长时间厮杀过后忽然安静下来，那是一种可怕的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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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天（下）
第十军困守衡阳城的时候，蒋介石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后，中国军队节节挫败，国内外舆论对此群加指责。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倍感压力。1944年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豫湘战事颇降低中国信誉，拟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在整军会议上“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班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做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他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此时，日本政坛发生突变。由于日军在太平洋上、衡阳城下的失利，加剧了日本国内反对势力的倒阁风潮，失去天皇信任的首相东条英机于7月18日递交辞呈，小矶国昭新内阁上台。
日本人希望在衡阳城挽回颓势，蒋介石希望在衡阳城重振士气，这场血战，注定将更为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