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陇“新生代农民工”， 一个不愿被提及的身份标签

M.H.S

        “如今，户籍身份已不是问题，这不能代表什么。”在广州，喜欢小燕的城里男孩有很多。公休日，他们经常到肯德基见面，喝着可乐，吃着汉堡。小燕兴致勃勃描述着这些生活细节。
经常有人问小燕是哪里人，小燕总会说自己是南充人。小燕说，“如果说在农村，就会让人低看一等。因为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也搞不清，自己还算不算是一个农民。”
“我不认为自己和城市同龄人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是我生在农村，他们生在城里。可是，为此让进城的农民工受到歧视，这不平等。”小燕对此很不平：“生活在城市，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凭这一点，我比他们更牛气。”
而罗军则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本来就带有歧视性，这已经不适合当今这个时代的发展特征。“我们只是来自农村，户籍不在城里。但是，我们没有务农的经历，也已不在农村生活，为何还要叫我们‘农民工’？如果从户籍所在地来说，我们顶多是外来工。”
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有近2亿外出务工人员，平均年龄为28.6岁。务工人员年轻化，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
他们是从农村走出来的“80后”、“90后”，他们虽然“根”在农村，总体上却对“农民工”这个称谓并不认同，他们衣着入时，上网聊天，举办生日Party，喝着可乐吃着汉堡，从外表到思维与城里年轻人无异。
在城市间辗转
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上世纪90年代，摇滚音乐、霹雳舞风靡大街小巷。仪陇县双胜镇的徐俊辉向往城市生活，1996年，16岁的他初中毕业，便与几个同龄人前往成都“闯荡”。
第一次到成都，徐俊辉在一建筑工地搬砖，每月工资600元。
没有爸妈管，每月还可拿工资，刚开始，几个人都很兴奋。“不论风吹日晒，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累得不得了。”几天后，兴奋就被工作的艰辛代替。两个月后，徐俊辉辞去工作，寻找新的机遇。
“离开建筑工地后，我干过送餐、送报纸等工作，但都觉得很不如意。”一次，徐俊辉路过一理发店，里面的发艺师不仅穿得很潮，连头发都很有个性，看起来特别帅，“我觉得这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
1997年，徐俊辉带着打工挣的1000多元钱，到成都一家专业美发培训学校学习时尚发型设计。
“我当时雄心勃勃，觉得有了技术，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城市人了。”徐俊辉学成之后，在学校的推荐下，到特区深圳一家发艺店上班。
第一个月工资1200元，第二个月1500元，第三个月1800元。由于技术好，徐俊辉的“回头客”越来越多，到了年底，他拿到了该店3000元的最高工资。
1998年春节，徐俊辉回到家乡，他萌发了自己开一家时尚理发店的想法。徐俊辉东拼西借，在仪陇县复兴镇开起了发艺店。半年后，他的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这时，他只身前往拉萨，在一家全国美发连锁机构担任发型师。半年后，担任店长。在拉萨期间，徐俊辉学到不少管理经验，还收获了爱情，与成都姑娘程成喜结良缘。
2002年，徐俊辉所在美发店的老板准备进军建筑行业，徐俊辉与妻子商量后，接手该店当上了老板。这一年，他才22岁。第二年，夫妻俩又在另一条街开了分店。
2006年，徐俊辉看好仪陇县城搬迁后的发展机遇，决定回家乡开办美发店。如今，他在仪陇县城已有了两家店。
“其实，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的身份，虽然我来自农村，但我生活在城市，与城里人没有什么区别。”徐俊辉说，“如果让我再回到农村，肯定不习惯了，也不想回去了。”火箭发型的徐俊辉完全就是一个城市潮人。
虽然也叫农民工
但我是给自己打工
像徐俊辉一样，有许多仪陇的年轻人外出闯荡世界，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创业。
毕业于四川文理学院音乐专业的王晓华，是仪陇县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大学毕业后，曾辗转于几个城市间，希望找到理想的工作，但每次都受挫。
2008年，王晓华想办一所学校，她多次回家乡考察，却苦于资金匮乏。正在这时，仪陇县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纳入“八大民生工程”之一，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
仪陇县人事局为她联系场地、协调贷款、办理证件。2009年，她的彩虹桥幼儿园正式对外招生。
王晓华说，由于办学经验不足，第一学期只招收到40多名学生，连维持基本运转都成问题，还是县人事局送来的3万多元创业补助金让她渡过了难关。
“机会就像一扇快速转动的旋转门，当空当在你面前出现时，你必须迅速闪进去。”这是王晓华用来自励的创业语录。
经过几年发展，如今的彩虹桥幼儿园已经初具规模，每期入园学生近200人。
王晓华说，她这一代人与父辈不同，外出务工并不是唯一出路，自主创业也是一条好的出路。
与王晓华一样，毕业于山东畜牧兽医学院、曾在山东万福集团（繁殖PIC种猪）工作的许灏，也选择回到家乡创业。
今年27岁的许灏，于2009年回到家乡仪陇县马鞍镇梁山村养殖樱桃谷鸭。如今，他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鸭博士”，每年都有不错的收入。“我从农村到城市读书，又回到农村，虽然也叫农民工，但我是给自己打工。”许灏说。
“新生代”生活方式很“城市”
不认可“农民工”身份标签
几年都不愿意回家，游离于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中，那些从农村来的“80后”“90后”，对外界贴在他们身上的“农民工”标签，并不领情。
来自仪陇县金城镇农村的罗军，今年25岁，父母早年外出务工，他从小跟随父母在北京生活。罗军现在一家西餐厅打工，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不够花，有时还找父母要“补贴”。
“我们这个年纪的，渴了买可乐、冰水，想都不用想，可年龄大的农民工宁肯找个地方喝凉水，连病了也不肯吃药。你说出来打工究竟为了什么，不就是好好活着，干嘛那么亏待自己？”罗军说，与他父母同龄的农民工都很“抠”，不懂得善待自己。
今年23岁的小燕，是仪陇县永乐镇人。小燕说，她到广州快5年了，开始在工厂做学徒，嫌太累，就改行当了服务员，她目前在一家KTV工作，已经当了领班。
小燕的打扮很前卫，棕色的头发，耳朵上戴着3个耳环，紧身T恤，牛仔短裙，水晶凉鞋。小燕的手机价格不菲，她说有很多新功能都还没有用过。
“长期在城市生活，已经感觉离不开城市。”小燕说，“只有回到老家，我才意识到户口在农村，身份还是农民。”
“如今，户籍身份已不是问题，这不能代表什么。”在广州，喜欢小燕的城里男孩有很多。公休日，他们经常到肯德基见面，喝着可乐，吃着汉堡。小燕兴致勃勃描述着这些生活细节。
经常有人问小燕是哪里人，小燕总会说自己是南充人。小燕说，“如果说在农村，就会让人低看一等。因为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也搞不清，自己还算不算是一个农民。”
“我不认为自己和城市同龄人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是我生在农村，他们生在城里。可是，为此让进城的农民工受到歧视，这不平等。”小燕对此很不平：“生活在城市，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凭这一点，我比他们更牛气。”
而罗军则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本来就带有歧视性，这已经不适合当今这个时代的发展特征。“我们只是来自农村，户籍不在城里。但是，我们没有务农的经历，也已不在农村生活，为何还要叫我们‘农民工’？如果从户籍所在地来说，我们顶多是外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