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父亲

周宜章

解 读 父 亲

文/周宜章

他就这样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没有惊天伟业，亦无宏文巨著，却如一株屡经践踏的车前草，于卑微中透着倔强；似葳蕤森林里的一棵苍松，在风雨中挺得傲岸；像一卷野史村言，任岁月抚卷，引人沉思。这，便是我那平凡却不普通的父亲。

父亲因病离世已逾二十载。他曾居住的土房，因人去楼空、年久失修而坍塌；他最爱的院坝，早已长满棘草；就连他的坟头，也爬满了青藤。可家乡的人们，仍时时把他提起，常常把他念叨——讲他济贫扶弱的慈言善行，传他先人后己的宽宏风骨，不厌其烦地向后辈讲述他亦智亦勇、为人排忧解难的陈年往事。按常理，乡亲们这些发自肺腑的褒扬，本应让他的后人引以为豪。可作为他的儿子，我心中却无半分欣慰自豪，唯有挥之不去的困惑：父亲，在我的记忆里，你的确是慈眉善目、一心向善的“活菩萨”，可你的心中，是否装着我们这群如“楼梯档”般排行的兄弟姊妹？是否顾及过我们那座梁斜柱歪、破败不堪的老家？听你的话，最真切的感受莫过于读主席语录——你的一言一行，总浸透着雷锋精神的无私底色，总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你是我们的生身父亲，在我眼中，却更像公众的仆人。

父亲个头不高，嗓门也不大，可许多欺乡霸里的恶汉，偏偏都对他心生敬畏；远近乡邻间那些高嗓门对骂的唇枪舌剑，往往能在他简练温和的话语里降温——不消多久，敌对双方便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和。父亲年少时家境贫寒，《三字经》尚未读完，便不得不辍学务农。所以他说理，从没有文绉绉的高深掌故，也没有旁征博引的豪言壮语；他总不紧不慢，用最通俗、最平和也最动人的话，让争执的双方换个角度看问题，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人们都说，听他的话就像嚼薄荷糖，谁听了都爽心、清神、明事理，由不得不信服。

父亲性格温和，却也有“钻牛角尖”认死理的时候。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下，全国近1亿劳动力投入钢铁生产，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被抽走，留下老弱病残从事农业生产，大片成熟农作物无法及时收割，全国上下都为“大炼钢铁”红了眼，据统计当年因此损失的粮食约占应收粮食的15%，大片田地杂草丛生，加上浮夸风高估产量后错误征购农民口粮，最终导致粮仓空空如也；人们喝着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稀粥，仍勒紧裤腰带、有气无力地喊着革命口号“抓跃进”“搞阶级斗争”。在那个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动荡岁月，时任生产小组长的父亲，实在不忍看着有人在他眼皮底下饿死，便“胆大包天”地带着本组社员开垦荒地，广种萝卜白菜。这事后来传到公社，社领导调查核实时，他仍振振有词、拒不认错。领导勃然大怒，当即召开社员大会，揭批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可会议开了不到一半，社领导就因腹中空空晕倒在主席台上。那时的建新大队，早已粒米无存。父亲当即让人拔来地里成熟的萝卜，下锅煮熟端来，才堪堪缓解了社领导的饥饿，这场批判会也就草草散了场。次年，各地饿死人的事频频发生，唯有建新人靠着萝卜干勉强自保，逃过一劫。县委书记董先根听闻此事，在全县四级干部会上跷起大拇指，连说了五个“好”。也正因如此，父亲多了几分传奇色彩，党旗下也留下了他瘦骨嶙峋的身影。

父亲在世时，每年腊月二十八，无论家里多忙，他都雷打不动地要去全大队的孤寡老人家走一趟，给他们送去家里自产的猪肉和杆酒。说实话，那些年我们家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看着他把平日里连我们都难得吃上一口的东西往外拎，我总噘着嘴，心里老大不高兴。可父亲总说：“多吃一口也长不了肉，少喝一口省给他们，却能让他们过个开心年。”噘嘴归噘嘴，家是父亲撑起来的，他的话就像圣旨。后来，家里还多了一口人——一位跛脚的五保户，这一养，便是许多年。

按旁人的说法，能总记着为别人排忧解难的父亲，本该是脑子灵光、眼界开阔，办起事来周到稳妥的人。可让我们困惑不解的是：在土地承包政策实施时，他竟草率地牺牲自家利益，留下沉重的遗患与经济负担；后来，又以生命为代价，率先走进计划生育男扎手术室。他用现代人难以理解的行动，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让后人莫衷一是的句号。

1982年，历尽艰辛的中国农民，终于盼来了土地承包到户的好政策。被过去的运动整怕、也被连年饥饿吓怕的农人们，都瞪大了眼睛，互不相让地盯着那为数不多的好田好地。面对挑肥拣瘦、你争我夺的局面，落实土地承包的工作举步维艰。上级派驻建新大队的工作组成员，个个愁眉苦脸、手足无措。时任大队长的父亲，这时又站了出来。他宣布：群众优先选地，党员干部从剩余地块中挑选，最后剩下没人要的田地，由他自己承包。这一规则定下，争抢的人少了大半，尽管也还是闹了些不愉快，但承包工作总算磕磕绊绊地顺利推进了。可结果呢？根据当时全国农村普遍实行的“人七劳三”分配规则，也就是七成按人口分配、三成按劳力分配的划分标准，我家按政策本该分得十五亩山地，可队里却因无地可调，最终只给了十一亩边角零散、等级低、质量差的贫瘠山地。

记得分地那天是星期天，我恰好在家。当划定我家地块时，看着连月亮都能“晒死”庄稼的陡坡地，善良的母亲再也抑制不住绝望，当众号啕大哭。工作组的同志也觉得过意不去，想调整一下，可一来工程浩大，二来又怕打乱好不容易稳定的局面，便征询父亲的意见。平日里给旁人出谋划策时，父亲看问题一向透彻精准、老到深远；可到了自己的事上，他却轻描淡写地说：“不就几亩薄地吗？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共产党最讲原则、信誉和实事求是，以后调整时再说吧！”这句话一出口，绝望的母亲当场气晕在地。也正因这句话，本就清贫的家，从此更窘迫了——集体欠分我家二三亩产量地，可欠分地本该核减的产量，却因要维持当时所谓的“测估平衡”，一分未减。父亲把人情做到了底，却给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家，凭空套上了沉重的经济枷锁：地少产量高不说，每年还要多向政府缴纳上百元赋税，这一交，就是二十多年。根据山东招远马连沟村的记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村子全年缴纳的农业税在五千元到八千多元区间，即便分摊到村内各户，普通农户每年缴纳百余元农业税是普遍情况，这样的负担对于勉强温饱的农户来说格外沉重。

二十多年，对富豪来说不过弹指一挥间；可对本不富裕、还背负重压、数着日子过的我家来说，却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岁月。幸好，新千年实施税费改革后，务实的新一届村委会领导才解决了困扰我家二十多年的遗留问题。许多年轻人和我一样困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啊！一个参与并主持土地承包的实权人物，就算不“近水楼台先得月”，也绝不会让自己陷入重负，空挂产量、少分地达二十多年。若非有鲜为人知的隐情，那这人定是个十足的傻瓜。父亲虽不算精明，却也绝非傻子，他不可能不懂“好田出好粮”的浅显道理。可让人如坠迷雾的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本不愚笨的父亲，为何几十年都参不透、悟不明？

父亲的做法，越来越匪夷所思。如果说空摊产量、少分地、多交税是他不经意的失误，那他毅然决然带头走进计划生育男扎手术室，便实在像“傻子”的行径——自那以后，他便与病榻结了缘，也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1985年我国全国总人口达到105851万人，相较于1984年的104357万人，一年净增近1500万人，人口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政府将计划生育列为头等大事。可那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远不如现在开放，计划生育的执行者与被执行人之间，关系势同水火，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在当时的农村，人们觉得只有牲畜才会被“阉割”，人人都怕断了香火，更别说进手术室挨一刀了。任凭工作人员威逼利诱、说破嘴皮，谁也不愿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所以在很多地方，发生动枪动刀抵抗计生工作的事，早已屡见不鲜。就在工作队员对群众软硬不吃、进退两难时，早已超出计生政策“红线”的父亲，却站了出来：“你们太不相信科学了，都怕一刀下去要命，我现在就去做，给你们看看！”当父亲面带微笑走出手术室时，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笼罩在家乡上空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也瞬间消散。

可自那一次进出手术室后，父亲便像被病魔缠上了身。起初只是觉得创口有些不适，后来竟开始流脓血。一向温和爱笑的父亲，眉头渐渐紧锁，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剧痛，让他不得不放下村里的事务，住进了医院。后来医生告诉我，早期的男扎手术，因设备、技术有限，引发后遗症和并发症的情况很普遍；而父亲的情况最为严重——已引发严重交叉感染，还形成了结核。就这样，治疗、出院、再住院，反复折腾了近十年。骨瘦如柴的父亲，像秋风中的红叶，终究抵不住病魔的肆虐，在1995年冬月初三那个寒风呜咽的夜晚，抛下了刚步入社会的我们，带着无尽的忧患与无奈，悄然离去。

在被病痛折磨的十年里，父亲从未为自己这个“愚蠢”的决定懊悔，更没因家中债台高筑而向政府伸手求助。东挪西借的钱本就有限，可父亲宁可少输几瓶葡萄糖，每月也要从这笔紧俏的钱里挤出一些来交党费。我曾困惑地问他为何要这样，父亲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孩子，父亲是个党员啊！”

是党员又怎样？党员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没地、没粮、没钞票，难道能活下去吗？是党员，就该捡别人遗弃的田地、少分地多交税吗？是党员，就该毫无保留地把一切奉献给别人，把痛苦、磨难和重负留给自己和家人吗？父亲，你到底是睿智过头，还是真的呆傻？每当我这样诘问，父亲的老战友们总说，我们这代人太不了解他了，这是时代与环境造成的代沟，让两代人的思想观念截然不同。

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真正读懂父亲，我开始不顾旁人异样的目光，走访仍健在的父亲旧友与同事，想要慢慢剖析他的思想，理解他的言行。可没想到，一提起父亲，我便被深深震撼：老人们浑浊的眼睛仿佛瞬间亮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抢着把父亲夸了个遍——在他们的回忆与讲述里，父亲几乎成了十全十美的“圣人”。老人们那激动钦慕的神情、抑扬顿挫的语调，只有在讲述自己最敬佩的英雄故事时，才会如此自然、真切地流露。

父亲只是个憨厚地道的农民，是个连留给后人诸多困惑都未曾察觉的凡夫俗子。他平凡得就像大漠里的一粒沙，深山莽林里的一棵草，既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更没有指点江山、语惊四座的宏论。可他就像一头默默无闻的老黄牛，怀着对党、对乡亲们的一颗赤胆忠心，一辈子任劳任怨，舍己为人，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原来，这就是父亲虽死犹生，始终被乡亲们尊崇、爱戴与怀念的根源。

难怪父亲入殓那天，年迈的老书记侯先明颤巍巍地赶来。他老泪纵横，抚着棺木哽咽道：“老周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说你傻，以为你是抛家不顾的‘政治旗手’，可他们不理解我们这代老党员，对党的那份无私奉献的革命情结啊！你不是伟人，但作为你的老上级，我要说，你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父亲出殡那天，漫山遍野都是从十里八乡赶来送他最后一程的乡亲。当棺木入土的那一刻，不知是谁率先放出声悲哭：“好人啊，你一路走好吧！”紧接着，送行的人们齐齐放声大哭，那哭声震天动地——这，就是乡亲们对父亲一生最贴切、最厚重，也最发自心底的评价。

记得父亲的故友陈建朱，当时泪如泉涌，哽咽着说：“人心如秤，老周，你看到了吧？乡亲们都记着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