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一个广元草根的传奇人生｜第17章 高光时刻

SHZY

算起来，我在水库两年，在木工房呆的时间加起来，没有三个月。后来就完全离开了。

水库工地的木工，其实没有几件像样的活路。非常凌乱，工地上临时需要搭个简易工棚，运土的推车坏了修一修，社员挖土的锄把断了要换一根。我记忆中最大的工程，是运土的铁索桥铺木板——几十米长的索桥，人走在上头晃来晃去，脚下那层板子，就是我们一块一块铺上去的。

我对木工房唯一的贡献，是做了一张条桌。

那天，指挥部来人，要我们做一张办公用的条桌，简单点的就行。那天师傅们都去工地了，就我和师傅在。师傅有意想考我，问：“你能不能做？大家手里都有活。”

我知道，不仅师傅不相信我会木工，其他几个师傅也都怀疑。知青都是城里的学生娃娃，啥子时候学的木匠呢。师傅的意思我懂。以前见过父亲做过无数张桌子，但要我操刀，还是头一回。

我没有退路。

“能做。”我说。

话一出口，心里就虚了。

当天下午，我借故去广元买办报用的蜡纸，回了家，向父亲求援。

父亲说：“你先上街去书店买本家具图册回来，我给你讲。”

我跑了一趟书店，买了一本薄薄的家具图册。回来递给父亲，他翻了翻，指着一张最简单的条桌图样说：“你要做好这张桌子，有两点。第一，你得有基本功，这一点呢，你小时候在木工房，看都看回来一些。第二点，就是要有施工的图纸。看着图纸下料，你这书上有。你回去照着这书上选一张桌子的图纸，严格按照图纸的尺寸下料，没得问题。”

他顿了顿，又说：“这张桌子，关键在桌面。想都想得到，你们山上没有这么宽的木板。桌面必须靠镶起来，用几块板子拼，拼一张桌面，必须要竹钉和牛胶。你小时候见过的。”

我说是。

回到水库，我照着父亲的指点，参照图纸的标准，几天时间，把桌子做了出来。上桌面的时候，因为是简易桌子，我没有采用榫卯结构，直接用钉子钉的。

师傅看了，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做还做得将就，但你这是钉子木匠。”

我没有吱声。

师傅对我很矛盾。他能收个知青当徒弟，脸上是很有光的。但我骨子里没有把他当成师傅，木工房的人都看得出来。农村木匠对徒弟就像对儿子一样，经常骂得瓜西西的。我不吃他这一套。

来那天，王主任对他就有交待——说白了，我只是挂个名而已。大家心照不宣。

那张条桌后来摆在了指挥部办公室里，王主任趴在上面写字，一直用到水库完工。我后来回去看过一次，桌面上的钉眼露在外头，生了一层锈，但不摇不晃，平平整整。

木工房的日子，就这么稀稀拉拉地过了。我的正事，渐渐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不久，王主任又给我加了项工作：办专栏。

公路边立两根木桩，拉上一张大席子，钉上，就是墙。席子是用竹篾编的，黄褐色，粗糙得很，手一蹭就起毛刺。上面糊一层白纸，白纸再刷一层浆糊，就是专栏阵地。大字报栏那么大一块，风吹过来，席子鼓起来又缩回去，哗哗地响。开始我的任务是写文字稿，由王主任用毛笔抄好，我负责贴。王主任的毛笔字写得好，颜体，一笔一划，有骨头。

一天，王主任问我：“你的毛笔字如何？写两个看看。”

我写了。他看了以后，沉默了几秒，说：“这样，专栏全交给你办，我只管审稿。”

从那以后，我一个人包揽了专栏的全部工序——写稿、排版、抄写、粘贴，然后负责日常的更换与维护。那是我第一次独立负责一个完整的“宣传阵地”。

专栏的内容，说白了，就是表扬和批评。表扬先进，促进落后，及时传播先进经验。哪个营的进度快了，哪个连的突击队又熬夜了，哪个铁姑娘排一天抬了多少方石，写上去，贴出来。也有批评，某某营进度拖后腿了，某某人在工地上偷奸耍滑，也写上去。表扬的用红纸，批评的用白纸，黑白分明，一眼就看清楚。

每期专栏贴出来，工地上的人路过都要看一眼。自己营里的事上了红榜，那脸上有光。上了白榜，就低着头快步走。那时候我觉得，一支笔有时候比一条绳子还管用。

过了年，筑坝工程开始了。

大坝要合龙，工期紧，工地上开始昼夜奋战。白天晚上两班倒，灯火通明，推土机轰隆隆地响，人喊马叫，热闹得像一锅煮开了的水。为了防止地富反坏分子搞破坏活动——破坏农业学大寨，指挥部决定抽人每天对工地纠察。

这事又落到了我头上。还给我分了两个知青当手下。

每天，我们戴着红袖章，沿着工地来回巡。碰到破坏行为，或者偷奸耍滑的，一绳子捆上，押到坝上去。那是个得罪人的活路，但那个年代，没有人敢反抗。红袖章一戴，就有了权力。我不喜欢这个差事，但我没办法拒绝。指挥部安排的，我只能干。

很快，我又喜欢上这个差事了。纠察这个名头，在工地上是个身份，走到哪儿人都让三分。但真正让我喜欢的，是这个身份能换来一些实在的东西。

筑坝需要海量的泥土，这些泥都得从很远的山上取。单靠肩挑背扛远远不够，得汽车运输。指挥部把挖运土的任务分到各个公社包干，车辆只能各自想办法。于是，找车的任务全落在知青头上，各自回单位请求支援。车子问题解决了，但驾驶员不够。工地白天晚上连着干，驾驶员受不了，社员们便八方找人开夜车。

我正好在马家河装卸时学会了开车——那时候是为了混口饭吃，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指挥部要求我管治安的同时，也把交通管起来。有了这身身份，去开车运土便顺理成章。

队里请一台车不容易，舍得下本钱。我帮着拉一晚上土，回报是十个煮鸡蛋、两斤炒花生、两包延安香烟。但我不能每天晚上都去，一周去一天，天天去影响白天的工作。尽管这样，那段日子，我鸡蛋花生堆起吃都吃不完，还分给春天不少。

春天笑话我：“你狗日成土豪了，执法犯法。你有驾驶执照么？你不怕指挥部发现了，把你也捆起来游坝？”

我说：“只有破坏农业学大寨的阶级敌人才游坝。我就无证开个车，吃点花生，算啥嘛。”

春天说：“都是扯巴子。哪球来的阶级敌人嘛，还不就是村里那些成份不好的，地富份子，老实巴交的。真正的坏人，哪个抓得到？”

他想了想，又说：“我前几天倒听说，我们水库上有个反革命份子，你晓得么？”

我说：“没听说过。”

春天说：“其实也不算。说是云南的一个作家，写了反动小说，被打成反革命，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营山公社的。”

我心里一惊。作家？水库上还有这种人？

几天后，我在工地上真碰到了这个人。就是春天说的那个“反革命”。

是个瘦高个的中年人，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碎了一边，用胶布缠着。他在工地上干活，休息的时候坐在石头上看书——看的是《红与黑》，那时候是禁书。有人汇报了。我把他带到工棚后面，问了几句，他什么也没解释，只是把书递过来，说了一句：“你先看一遍，看完了再来抓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