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时难别亦难，欲打倭寇谁来援？

夜半挑灯看吴钩

       相见时难别亦难，欲打倭寇谁来援？
——西安事变前国民党秘密寻找中共的过程

1、

1927年7月之前，国共两党一直携手合作、并肩作战。此后，两党大打出手，我党转入地下，到1935年10月，红军从江西苏区转移至陕北时，两党之间的交往已经断绝整整8年了。

1935年秋冬至1936年秋冬，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实现了统一中国，包括西南各省和两广势力，几乎都被中央化了。而红军被赶到西北，随时有被消灭的可能。

然而，1935年，日军从东北调兵发动了华北事变，迫使蒋不得不分兵来应付。前有日军步步紧逼，形势使蒋不能不争取与苏联结盟，并为此开始谋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

苏联和国民党政府早在1927年已经绝交，“九一八”后，在1932年年底，中苏虽然恢复了邦交，但两国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时，面对日寇的不断侵略，蒋想利用接近苏联来设法牵制日本。

就在日本人逼迫蒋承认了《何梅协定》几天后，蒋就暗中指示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亲去苏联大使馆，询问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是否打算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

蒋还告诉苏联大使：“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

另外，蒋一方面又派驻苏武官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秘密接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方面指示陈立夫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线索，争取直接与中共进行接洽。

然而，蒋这时的谈判基本方针是：（1）取消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4）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然而，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党都无法接受这些。这是因为，我党这时虽然依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开始奉行统一战线的方针，但立场依然是“抗日反蒋”。

于是，莫斯科通过苏联大使告诉蒋：苏联不能扮演调停国共冲突的角色。尽管蒋再三向苏方解释，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否则中国就无法集中国力进行抗日战争，然而，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回绝了蒋。

2、

鲍格莫洛夫的态度并没有让蒋甘心，1935年12月中旬，他令驻苏武官邓文仪和CC系头子陈立夫先后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会晤鲍格莫洛夫，探询苏联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具体意见。

据《中苏外交文件选译》和《近代史资料》记载，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拜会蒋介石说：苏联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问题进行讨论。蒋也请苏联从中调解国共关系，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

蒋解释说，南京政府和他本人并不反对中共的存在，并认为中共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只是中共以推翻中央政府号召，所以他才不得不采取措施，对此他很遗憾。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保证抵抗日本侵略。鲍格莫洛夫同意蒋的意见。

两天之后的1935年12月21日，根据蒋介石派邓文仪马上搭乘苏轮经海参崴赶回莫斯科。三天之后，蒋指定负责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也化名李融清，带着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秘密地转道欧洲，实质是意欲前往莫斯科，商议中苏结盟、国共合作。

1936年元旦后，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就立即请共产国际，给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捎信，要求与王明会面。但王明一头雾水，不敢妄动。随后，邓文仪遇到了与中共代表团有联系的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在胡的帮助下，邓文仪、王明联络成功，先派在苏的潘汉年出面来了解邓文仪的意图。

据《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记载，邓说他完全是受蒋之托，一定要找到王明讨论国共联合抗日的问题。但中共组织隐藏很深，他们曾在上海、南京等地找寻共产党关系长达一周，却毫无结果。后来蒋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以及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才改派他不远万里来莫斯科找王明。

潘汉年表示：共产党怎么能相信蒋真的会抗日呢？

邓文仪答复说，其实蒋早有抵抗准备，不然日本为什么总是一步步威迫他？现在已经十万火急了，日军已经进入华北，中国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而两党还在打仗，国军还不能掉回头来与日军作战……蒋认为，国共停战之日，即为与日本宣战之时，所以他希望能早日与共产党人谈妥。

在潘汉年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告了与邓文仪的谈话后，代表团仍对蒋的意图将信将疑。

四天后的1936年1月17日，王明与老同学邓文仪开始了第一次商谈。据《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记载，邓文仪明确转达了蒋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建议：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关于党的问题，恢复此前20年代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考虑到日本人可能经察哈尔、绥远向外蒙古进攻，政府准备派红军到内蒙古地区去担负抵抗日本进攻的任务。邓文仪还表示，希望中共能够积极促进苏联来援助中国，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急迫。

显然，蒋这时所提出的条件绝非王明所能够答应的。而且，此时苏联恐惧日本，苏联和共产国际都坚持不能在莫斯科讨论此事，何况王明对邓文仪的说法将信将疑，他提议双方派代表一同回国促成国共商谈。

陈立夫秘密抵达欧洲后，当陈立夫和张冲在匈牙利等待进入苏联的时机时，他的身份和使命被日本特务所侦知，让苏联深感不安，深恐此举会刺激日本引发战争；蒋介石也因时机未成熟及日本压力，命令陈立夫取消计划，迅速回国。

3、

陈立夫化装赴苏的行动虽然因泄密而半途而废，但陈立夫曾授意其亲信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寻找我党组织。曾养甫通过他的部属兼同学、早年奉李大钊之命参与建立中共早期组织的谌小岑（后因各种缘故与我党决裂）找到历史学者剪伯赞、吕振羽，因为他们的学生中有共产党，从而联系到了华北地区的我党地下党组织。我党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派24岁的周小舟及吕振羽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接触。

1936年1月，即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接触之际，周小舟、吕振羽也与湛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蒋介石的条件还是：“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等等，自然要引起周小舟的不满和拒绝。这次接触至1936年1月下旬告一段落，虽然没有结果，但双方还是交换了通讯联络的方法。

不过，蒋介石这时在国内寻找我党的线索不止这些，还有原来属于我党特科系统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和张子华这两条线索。

1936年1月，宋子文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分别通过宋庆龄等人，先后找到董健吾和张子华后，并且分别于1月中旬和2月中旬委托董、张二人去陕北寻找我党。但董与前往陕北的张子华在西安不期而遇。西安“剿总”代司令张学良电询蒋证实二人使命后，董、张二人即由张学良用专机送至延安。其实，此时张学良已开始秘密与我党联系了。

董、张此行虽然初步建立起了国共双方高层沟通的渠道，但我党此时的态度也相当强硬。即强调：对方提出取消苏维埃，我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主张“全国人民公决”，并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就取消双方政府……

董、张陕北之行没有能推动国共两党的接触和接近，很大程度上还在于董、张自上海、南京相继出发后，红军突然大举越过黄河，攻入山西境内，并扬言要打进河北。蒋要求东北军迅速推进至黄河西岸，但张学良开始秘密与陕北红军接洽，1936年1月中旬，张学良已经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第一次秘密接谈，自然不听蒋的命令。

不久，在张学良的同意下，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并与李克农达成了两军互不侵犯、互通有无的口头谅解。张学良并在1936年3月5日凌晨在洛川，秘密会见李克农，张甚至提出希望中共帮助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莫斯科建立联系。4月9日晚，周恩来更秘密与张学良直接会谈。

据《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记载，鉴于中共中央许诺愿助张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进一步助其回平津和东三省等，甚至有意推举张担任未来“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而南京方面却取消了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并拒绝张要求特恤两位阵亡师长家属各十万元的要求，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蒋反感至极！

4、

1936年5月15日，曾养甫又与周小舟、吕振羽进行了秘密谈判，据《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记载，国民党方面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四项具体条件：一、停战，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6月中旬，看到国民党的四项条件之后，毛在给前线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宣称：曾养甫等人的信件及条件，“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我党依然不买账蒋这时提出的四项条件。何况5月8日，我党对张学良统战取得巨大成功，还专门讨论过了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古、苏联，争取实现西北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进而像外蒙古那样，与苏联结成联盟的宏大反蒋计划。而且，随着5月底反蒋的“两广事变”爆发，我党对两党谈判的要价也明显升高。

6月下旬，我党北方局向国民党提交了针对四条件的修改案，国共双方的商谈取得进展，国共两党代表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谈话记录草案”。在这次商谈中，取得了一个得到双方代表共同认可并且正式签字的谈判文件。但国民党代表谌小岑级别太低，只是谈判的联络代表，并不负谈判责任。后来，陈立夫亲自修改了国民党的新的谈判条件。

由于种种原因，我党直到1936年8月下旬才看到了陈立夫亲自修改的国民党方面的新的谈判条件。而在此之前，共产国际于8月15日专门发来指示电，要求我党放弃前此奉行的“抗日反蒋”方针，与南京谈判红军的统一问题等等。

依据共产国际的政治指示，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开始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随后还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明确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